我站在北昌區法院大院的暗處，按亮手機屏幕看看時間：傍晚6：09。
初冬的此時，天已經全黑了。法院內,連法官帶當事人幾乎全走空了，除了院中爲數不多的路燈下有光照，碩大的主樓一片漆黑，唯一最亮之處，是我目及五十米開外執行局一層的那間接待室。
大扇的玻璃窗讓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室內的情景：商軍佝僂着身子坐在那裡，謝同坐在她對面的桌子內，兩人正你一言我一語地交談着。
兩個小時了！我暗想。還沒有談妥！
這是2018年11月6日週二。在頭一天，我和家人終於接到了“久違”的謝同的短信，他在短信裡感謝母親對他孩子的關注，說孩子已經痊癒了，並且說，他的助理們半個多月根本沒能約來商軍，倒是他回單位後第一件事就是給商軍打了電話，約她第二天來談。謝同在短信裡讓我週二就別過來了，說你們“仇人見面”不太妥當，謝同表示“就我跟她說吧，我一定把最後的款項定格在十萬！再多堅決不幹了！”
可父母不放心，我更不放心，對於謝同這個讓人歡喜讓人憂的“大男孩”，我們不能白白着急上火一個月，必須“盯”着他完成任務。於是，雖然我短信裡說了諸如“您辛苦了，那我不過去了”等言，但在這一天的下午，我還是“潛”進了北昌區法院，但始終沒有進執行局小樓，而是在遠處觀察。四點，我在院內一輛轎車後眼見着商軍走進了執行局小樓。那個低矮的、病態的身軀讓我明白她現在的日子必定好受不了，但我非但沒有產生絲毫憐憫，反而心生更多厭惡——罄竹難書、惡貫滿盈、窮途末路之寇，依然如此有精神一鬧到底。用母親的話說：她不該叫商軍，她該叫蟑螂。
沒想到的是謝同和商軍的談判會如此之長，其間眼見法院下了班，院子逐漸空空如也，保安也過來對我這個“可疑”之人多次詢問，當然，我的理由很充分：一指那窗戶，說我案件的法官還在談事，談完那個人，談我的事。保安扭頭看到屋中果然有法官還在，知道此法官在加班接見，也就不說什麼了。
兩個小時內，一會兒謝同站起，激動地說着什麼，一會兒謝同坐下，商軍又站起來，頓足捶胸地陳述着什麼。我搖頭嘆氣，自言自語道：情勢還是不看好啊，謝同老兄啊，能不能對付商軍這個“千錘百煉”出的“老手”，就看你的了。
傍晚6點15分，忽見二人都站了起來，謝同在桌上整理卷宗，商軍也開始穿戴大衣帽子，我知道，這輪“磋商”到了尾聲了。
但我不能進去，進去正好跟商軍撞個正面，便依然按捺住性子在一輛轎車後等着，待她那幾乎一走三顫的身軀出了執行局小樓，走出法院大門，我便飛似的跑進了執行局一層，一拐彎，見面室的燈還亮着，但謝同已經上樓了。
我迅速掏出了手機，撥通了謝同的手機號，但正如我預料到的，一直響到了最後也無人接聽。趕緊換成短信聯繫：“謝法官，我在樓下，抱歉，由於不放心，還是來了，請抽空下來一下，咱們碰個面，我問問情況如何！”
十幾分鍾後，謝同的短信來了：“抱歉我現在不方便下去，樓上幾位法官開個會議，這幾天要去強制執行一個大案。我跟老太太談了倆小時，果然，商軍她不滿足於十萬，我說‘就這麼多了，一分不能再給你了，你別讓我爲難了！’她說‘怎麼也得再加點’，要求你們兩家每家再出兩萬，給她到十四萬，否則不簽字。小劉，我的意思是，你們是不是考慮一下？如你們所說，夜長夢多，趁後面那些原告的法院還沒親自來我們這裡‘找事’，咱們趕緊把商軍這事了了，我就給你們打錢了。”
我忍住對商軍的憤怒、忍住怒其謝同之“不爭”而回道：“謝法官，我們已經一退再退、一忍再忍了，假如我們繼續妥協於她，別說我們一家再出兩萬了，就是再給她出兩千都是我們對我們自己尊嚴的褻瀆，同時，也讓她商軍把法院的威嚴看做可以被她所左右操弄之兒戲！謝法官，我代家人——拒絕！”
十分鐘後，謝同回了簡單的一句：“老太太的樣子，我覺得很可憐。”
我無話可講，轉身走出了執行局小樓，走出了法院。我險些給謝同回覆一條諸如“對蛇的憐憫只會讓農夫被毒牙所咬”之類的短信，但我忍住了。
我心裡想到：謝同，我的老弟啊，你還太嫩啊，當事者清，旁觀者迷，你不是我們原告，更沒有親歷我們這四年是怎麼被這條毒蛇所咬。這些是跟你說不清楚的。
回去的路上我問自己：這是否就是黎明前最黑的時候？但我也知道：無論是不是，這個寒風瑟瑟而起的初冬，我依然看不到轉機的影子。
直到一個月後，商軍的毒牙狠咬了謝同，事態方纔來了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