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秦朝一樣，漢代的鄉也有三老、嗇夫和遊徼這樣的官職，只是秦朝的鄉官是有國家經常性俸祿的，而漢代則說不準了，實際上，漢代的鄉官只有個別地區有官俸，更多的則只是一種榮譽頭銜，當然也可以獲得減免賦稅和得到賞賜的物質好處。三老有教化鄉里之責，是鄉里的道德楷模，應該是由退休的官吏，具有道德學問的士大夫擔任。嗇夫與遊徼協助官府徵收賦稅、辦理訴訟、維持治安，明顯屬於跑腿的。
2．社會管理
漢代的社會管理繼承了秦朝的什伍編制和戶口管理制度，只是沒能實行秦朝的聯保連坐法規，居民的流動也經常發生，流民到了一處新地方，往往是給予另立戶籍了事，並不追究他們爲什麼流亡，戶口增加，對於地方官來說，在考覈上是要加分的。漢代的戶籍大概分爲四種，官員設官籍，商人設市籍，一般農民爲民籍，而皇族另設專門的戶籍。每年都要進行戶籍統計，不過也相當粗糙，先由各家自報，然後里正等人粗粗地彙總報給鄉官，鄉官彙總後報到縣上。
相對而言，城市的居民管理要嚴格得多，因爲城裡按居民居住的片設置亭長，這種亭長是拿“工資”的基層官員，一個亭長往往有十數人的下屬，完全可以將所轄居民管起來。這種亭長跟交通幹線上的亭長是不一樣的，後者有點類似後世的驛站負責人。同時，對城裡的商人往往有專門的管理，一方面約束其行爲（保證在服飾和地位上的限制），一方面強化稅收，以保證王朝的稅收和“崇本抑末”政策的實施。
七、漢代的選舉制度
秦代的官吏選拔制度湮無可考，但據枝節的史料來看，應該是一種積功升遷的體制。國人不問身份，只要有功（軍功和事功），就可以得爵或者做官，然後一點點升上去。漢興伊始，極度缺乏人才的中央政府開始啓動一種“徵召”機制。結合了春秋戰國時期的推薦，糅雜以朝廷的有意招徠，經過幾代人的磨合與完善，逐漸形成了以察舉與徵辟爲標誌的選舉制度。
漢代的選舉制度主要由兩大部分組成，一是察舉，二是徵辟。
我們先說察舉。自漢高祖劉邦以來，漢代開初幾位皇帝時有下詔舉才之舉。到漢武帝時才大體形成了固定的制度，由郡國定期向中央推舉人才（每郡歲舉一人）以及應中央政府的特殊需要，不定期推舉若干專門人才。察舉的標準有四條：“一日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日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日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續漢書2》志24《百官志》注引《漢官儀》）這四條標準實際上指的是四類人才（四科），在具體的選舉操作中往往又變成了兩科：明經與明法。前者比較強調被選者的道德學問，後者則更看重其實際的行政（斷獄）能力。當然，兩者的道德底線則是行爲要合乎儒家一般的倫理道德，不能有非孝不悌行爲。
在歷史上常見的察舉名目是舉孝廉。西漢年間每個郡國歲舉1人。到了東漢又改成按人口多寡的比例推舉，每20萬人歲舉1人。除了孝廉以外，漢代察舉還有賢良、文學、尤異、治劇、兵法等名目，以應付各種特殊的人才需要。
察舉雖然由地方官掌握，但前提往往是被選拔人當地的士人輿論，當地輿論對所有候選人往往都會有一個基本的評價。評價高者，很自然就能夠被推舉。東漢時汝南地方的“月旦評”，就是這種地方士人輿論的代表。（月旦評，是指汝南地方士大夫每月初一都要搞的品評當地人物的活動，活動定期品評當地人士，品題一定，這個人物的命運也就定了。在那時，這種品評一般都比較公允。）由於當地輿論的品題往往決定士人的命運，所以出現了不少以特別的孝悌之行來博取高名的人。被選拔的對象，不僅有白丁，更有已經通過徵辟爲官做吏的人。事實上已經入仕的人們，經過察舉的推薦之後，仕途會更順利。所以，在兩漢，時常可以見到已經爲現任官吏的人被推舉爲孝廉，或者賢良方正的現象。
察舉制主要依據自下而上的推薦，但還是要經過考試。考試的科目是儒生試經義，文吏試奏章，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王朝儒家經學氣息越來越濃，考試逐漸成爲經學的一統天下。通經者，不僅考試容易通過，而且被推舉爲孝廉的可能性也大。如此一來，極大地刺激了傳授儒家經義的太學和郡縣學校，甚至名高的儒者辦的私學也因此大盛。
下面再說徵辟。徵辟與察舉相反，是指自上而下的選拔。所謂天子的選拔叫做“徵”，公卿二千石的選拔叫做“闢”。實際上，所謂徵辟主要是指闢，又叫闢除，而天子之徵往往與特殊情況下的察舉混淆不清，真正實行更多的是闢除。所謂闢除就是公卿和二千石可以自己按需要選拔自己的屬吏，被徵辟者雖然也可能是察舉的對象，但不是也可以，因爲人才需求數目很大，選拔的人數相當多，往往要超過察舉數目。對於舉主而言，越是官做得大、時間長，選拔的能力和能量就越大。無疑，闢除是一條通往仕途的終南捷徑。不過，被徵辟的人，要想走向高位，往往也要通過察舉這一關。所以，有的時候，人才先徵辟後察舉，有的時候，被察舉3的人覆被有力者闢爲自己的屬員。
漢代的這種選舉制度，在當時條件下，爲王朝提供了大量各種人才，最大限度地將社會上的優秀人才集中到了政府體系之中，保障了王朝的興盛與強大。如果單從效果上看，漢代的選舉制度可以說是歷朝歷代最好的，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既保證了人才的能力，也兼顧了人才的品質。但是，這種選舉制度在運作過程中也產生了兩個額外的效應，對後世影響之大，竟然遠遠超過了漢代選舉制度本身。
其一，催生了士大夫階層，爲後世提供了一個既負載主流文化，又提供行政人才的羣體。此後社會上任何階級和階層的人，要想進入官僚體系，必須設法進入這個羣體，或者與這個羣體有些關係。按閻步克先生的說法，兩漢是春秋戰國以來儒生和文吏融合的年代。但是細究起來，這期間還有一個戰國以來各種面目的士，蛻變爲儒生的過程。這個過程，就像被獨尊的儒術，不斷地糅合吞噬其他學派的學說一樣，各種士包括墨者、俠士，最後都演變成了被經學包裝起來的儒生。而原來的刀筆吏，也逐漸經過經學的濡染（主要是不通經做不了大官的選舉誘導），變成了經學味道的官吏。大家殊途同歸，變成了士大夫（當然，還是有大量文吏遊離於士大夫階層之外）。這個階層雖然面目並不是很清晰，但必須具備以下三種條件，一是通經史，具有一定的知識；二是講求道德修爲，無論虛的還是實的；三是跟官僚體系有一定關係。
漢武帝時的廷尉張湯，即爲文吏出身。他親近儒生，師事當時的大儒董仲舒、公孫弘，凡有難獄未決，即請董仲舒以經義判斷。汲黯對張湯總是迎合皇帝不滿，罵道：“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資治通鑑》卷18《漢紀十》）
其二，漢代的選舉制度，主要是闢除制度，導致了官僚性質的門閥的產生。也可以說，自秦統一以後，已經被消滅了的貴族體制，借闢除制度，在官僚體系上以另外一種形式死灰復燃。一般讀書人通過闢除渠道就可以直接進入官僚的金字塔，雖然屬吏位置在這個塔的底層，但上升的可能性依然不小。兩漢時代，曹掾出身的公卿與二千石並不在少數。所以，這無疑是一個十分具有誘惑力的上升渠道。關鍵是，這種任官方式，使得受惠者與施惠者之間的關係過於明晰，屬吏所有的一切，都來源於上官的選拔。另一方面，在國家政治性的經學氛圍日漸其濃的情況下，沒有一點儒學的基礎幾乎不太可能人公卿和二千石的法眼。4而這些有力選拔人的大人物，同時很可能是具有相當名望的儒者，至少也是略通一二的讀書人，所以，被選拔的人與選拔者往往又有了一層師生關係。事實上，有力者往往有意選擇那些有德望和才學的人做自己的屬吏，而幾乎所有屬吏都自認爲是選主門生。在那個時候，距先秦不遠，士大夫正在形成之中。讀書人的身上還存在着很濃重的昔日士的積習，他們效忠的指向，首先是選拔了自己的恩主、自己的老師；其次纔是那高高在上的皇帝。對他們來說，自己的主公既是給自己官做的人，是自己發達的根源，也是自己的恩師，是將自己的道德學問提升的人。施惠和受惠之間的恩義，再加上師生關係的強化，使得恩主與屬吏之間、老師與學生之間形成了堪稱當時最牢固的關係。這種關係遠遠超過了臣子與皇帝之間的聯繫。甚至在皇帝與恩主之間出現衝突時，門生寧願得罪和背叛朝廷，也不肯拋棄昔日的恩主。
李固因黨錮之禍被殺，其門生故吏郭亮冒死上書，請求爲之收屍。杜喬遭戮，故吏楊匡守護其屍不肯離去。第五種（人名）因彈劾宦官，遭到放逐。宦官故意將之放到他仇家的勢力範圍，去了肯定性命不保，於是其門下掾孫斌追上第五種，殺掉押送人員，帶着恩主一起逃亡。太原太守劉瓚，因得罪宦官下獄死，王允爲其故吏，將劉璜屍體送還家鄉，併爲之守喪三年。公孫贊爲郡吏，太守遭到流放，他跟去服侍，臨行前到父親墓前告別，申明忠孝不能兩全之意。
然而，問題遠遠不止於此。王朝在延續，官僚也在升遷沉浮。當門生有了出息以後，自然像他們的恩主一樣，獲得了闢除官吏的權力。這個時候，爲了報恩，他們往往更樂意助昔日恩主的子孫一臂之力。對他們來說，這樣做既不費多少力氣，也不違反原則。結果越是官做得大的人，其門生故吏就越多，門生故吏越多，他們中有出息的概率就越高，而高官的子孫受到特殊關照的可能性就越大，不僅可以被輕易地領進門，而且升遷也比一般人容易得多。而這些官宦子弟升到公卿和二千石後，靠手中的闢除之權，再接着加強這種施恩報恩的關係。如此循環往復，兩漢四百多年，一大批准世襲的門閥自然而然地就誕生了。像東漢袁氏家族和楊氏家族，累世公卿者並不少見。同時，在那個印刷術尚未發明的時代，儒學傳授除了書之竹帛之外，心口相傳是個很重要的途徑。在這方面，儒學大家的後代，不可避免地具有優勢。許多大族世家，往往對於經學有家學傳統，汝南袁氏素習《孟氏易》，弘農楊家素習《歐陽尚書》。這些世族累世高官，跟這種家學淵源也不無5關係。另外，由於闢除制度規定只能選當地人擔任屬吏，而屬吏又必須有文化，這些人一般都出在有點頭臉的家族，某些家族出本郡曹掾出得多。這樣，這些屬吏即使不能進一步升上去，但很自然地對本族勢力的壯大和家族後代出仕有幫助。這種情況在邊疆與少數民族雜居地區尤爲嚴重。如此一來，稱雄一方的地方豪強就出現了，形成了更爲普遍的地方貴族和門閥，即史書上所講的地方豪強。無論是中央門閥，還是地方豪強，事實上都有了貴族世襲的意味。
東漢章帝時，周紆爲洛陽令，到任先問境內的大姓有哪些，屬吏就將境內的豪強列數一遍。周紆大怒，吼道，我問的是像馬、竇（東漢開國元勳）這樣的世家，誰要知道這些賣菜傭！這裡，馬、竇世家和賣菜傭（當地豪強），就是我們要說的門閥和地方豪強。
應該說，漢代選舉制度的運行所產生的這兩個副產品，對中國歷史後來的社會和制度變遷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門閥的出現，最直接的後果是爲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門閥政治做了鋪墊。但是士大夫分裂成寒門和世族，寒族仕途無望，轉而進入軍界，化爲軍事貴族。軍事貴族和門閥兩者的鬥爭最後又導致了門閥貴族的覆滅。
八、漢代的意識形態與學校制度
秦代以吏爲師，實行愚民政策，除了中央設置的少數博士官以外，沒有官辦的學校。漢代公立學校的設立是從設立博士弟子員開始的。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又經另一個知名儒者公孫弘的推動，於公元前124年在京師長安建設校舍，正式確立博士弟子員制度，成立太學。開始的時候，設立太學無非就是爲博士找一些學生教教，好讓儒家的五經有傳人。博士很少，一經設一員，總共不過5個，學生也少，每個博士可帶十名弟子員，整個太學也不過五十餘學生。當時儒術雖然因制禮的緣故有了一定地位，但整個王朝主要的治理思路還是黃老之學，因此，儒者還只是點綴。然而，隨着漢代統治者對於儒術的感情日深，孔門之學逐漸從“術”變成了意識形態意味的“教”，對官吏的選拔越來越重視道德講求和儒學造詣，在這種大環境下，太學逐漸擴張，日見其膨脹，凡是有意入仕的人，都往太學靠攏。到了西漢末年，學生數已經達到近萬人，東漢時期更是常年保持3萬左右的水平。在這個規模上，原有的師資（博士）已經不夠用了，太學於是實行了開放式教學，朝中凡是有水平的官吏都可以參與太學的教學，公卿大臣們競相收羅才俊之士到自己的門下。這些門下弟子則通過闢除和察舉進入仕途，以未來的權力回報老師。太學再加上6地方的郡國之學和一定數量的私學，構成了兩漢的學校系統，幾乎所有的學校教學的主導方向都是經學，顯然，這跟官方的導向有關，跟選舉的導向關係更大，在那個時代一個讀書人如果不把自己變成儒生，那麼就別想進入仕途。只是到了東漢靈帝時，纔在洛陽設置了鴻都門學，專以傳授詩歌賦詞爲目的，學生有成就者，可以直接進入仕途，但這一直是作爲弊政載入史冊的，而且由於靈帝之後，東漢名存實亡，所以，鴻都門學壽命無幾。
漢昭帝（漢武帝之子）時，有男子乘牛車上闕，宣稱自己是衛太子。皇帝讓百官前去辨認。由於此人相貌真的很像衛太子，百官見了此人之後，自丞相以下，誰也不敢說話。京兆尹不疑後到，見了此人之後，馬上命令從吏將其收縛。有人勸道：說不定是真的，暫且放一放吧。不疑引證《春秋》，說明即使此人是衛太子，也是朝廷的罪人，因爲他得罪過先帝，所以必須先將他關起來再說。皇帝和大將軍霍光聽聞不疑如此作爲之後，說：當用懂經學、明大義的人做公卿大臣。小說.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