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考期之前，考生們就從各地趕到京師，先將自己平時的詩作投向有文名的達官貴人，也有直接投給考官或者禮部的。投給考官和禮部的叫“公卷”，投給名人巨卿的叫“行卷”。一般來講，通過名流向考官推薦，效果更好些，所以，“行卷”更爲流行。在那個時代，所有名流都很樂意做伯樂。如果發現了真的才子，往往都會不遺餘力地幫忙推薦。韓愈就大力推薦過李賀，有些人認爲李賀要避父親的名諱，不能參加進士考試，韓愈還爲此做文章辯駁。還有的時候，某些人詩名特盛，用不着行卷，還未考試，實際上大家已經認定他是狀元了。不僅考官以爲如此，考生也有同感。比如王維是公認的才子，考前就被定爲第一名，結果也就是第一。
大詩人白居易曾行卷到了當時著名詩人顧況門下，顧見白居易的名字，便開玩笑說，“長安米貴，君何居易？”後來，讀到白的詩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時，不禁擊節叫好，說：“有才如此，居亦不難。”
李賀把自己的詩作送給韓愈看，正趕上韓愈送客回來，非常疲倦。門人把李賀的詩作呈上，他已經準備就寢了，一邊解帶一邊看，當讀到“雁門太守行”、“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之句，來不及繫上衣帶，連忙下牀將李賀接了進來。後來，因李賀父親的名字中有一個“晉”字，跟進士的“進”諧音，還是沒能參加進士考試。
這種行卷的規矩，必須建立在士林道德水準比較高，考官和有力量推薦的人都能出於公心的前提上，否則，就會流爲賄賂和舞弊。有唐一代，人們對於科舉非常看重，無不將之視爲關係王朝命運前途的頭等要事。別的事情可以馬虎一點，摻點私心，但在這個問題上，絕不敢亂來，否則不僅當時彈章交集，而且還會遺臭萬年。甚至連皇帝推薦的人，如果不夠格的話，也不能隨意錄取。此外，由於唐朝詩風大盛，考官和推薦者也是詩人，他們對自己詩名的看重，不亞於生命。如果胡亂薦人和取人，那麼對他們自己在詩壇的名聲也是一個傷害。所以，在唐朝絕大多數時期，科舉考試都是公正的，雖然也因爲各種原因遺漏了一些人才，比如李白與杜甫都沒有中進士，但大多數出名的詩人還都是進士出身，大多數的賢臣能吏，也是從進士科裡冒上來的。
玄宗朝，有王如泚者，其岳父爲玄宗方伎供奉，深得皇帝喜愛。是年王如沘應試，其岳父求玄宗讓女婿及第，玄宗答應了，於是告訴禮部本科考試讓王如洸及第。禮部負責考試的侍郎（知貢舉）將此事告知執政的宰相們。宰相問侍郎，王如沘文章如何？能夠及第標準嗎？侍郎答道：介於及第落第之間。宰相於是說，若是如此，就不應該讓他及第。明經、進士考試，是國家取才大典，若單憑皇帝一句話，就可以輕易把功名與人，那麼以後將怎麼取才？隨後，宰相即將此事告知皇帝，取消了成命。而這邊，王如沘以爲已經得到了皇帝允准，在家中大宴賓朋，忽然聽說原議取消，大爲喪氣。（王讜：《唐語林校證》卷1）
4．科舉與學校
隋唐的學校開始跟漢代不太一樣，儒學的學習雖然佔了主要方面，但屬於應用學科的學校也不少。既有學醫卜星相的，也有習律、習算和習字的。各種專業學校不僅中央有，地方也有。這表明，經過玄學的變異，佛學的衝擊，更重要的是社會的發展，以及世界的交流與文化引進，使得漢代經學籠蓋一切知識的局面被破壞了，價值追求有多元的跡象。人們需要各種各樣的知識，而且多樣的知識也有進一步系統化、專業化的可能。
隋唐時期的學校可以分爲中央的和地方的，也可以分爲儒學的和技術、雜學的。大體情況是這樣的：在京師，由中央政府（國子監）出面辦的儒學學校，分爲三個等級。第一等級的是國子學，招收皇族嫡系子孫和三品以上大員的子弟。第二等級是太學，招收五品以上官員的子弟。第三等級是四門學，招收七品以上官員和有散爵者的子弟。有時兼收庶人子弟中的優秀者。除此之外，還有貴族學校，如門下省所屬的弘文館，額員30人，只招皇族嫡系子孫以及皇后、太后嫡親子孫，以及宰相之子。還有東宮所屬的崇文館，額員20人，招生對象與弘文館同。這種學校師資好、待遇好，有時連公主的兒子都進不去。
京師的第二類學校是屬於技術性的，有律學、算學和書學，分別以學習法律、算學和書法爲主。
京師的第三類學校屬於雜學類的，主要有太醫院的醫學、太常寺的卜學和太僕寺的獸醫學、司天臺所屬的司天臺學（天文曆法）等等。
地方在州縣兩級均設有儒學性的官辦學校，是爲主流，但有些地方也辦醫學學校，專爲培養地方醫生之用。
顯然，這種學校的分佈，雖然依然是以儒學的學習爲主，但各種技術和雜學，也有一席之地。不至於讓所有人都擁擠到一條狹窄的官僚小路上去，可以使社會需要的各種學科進一步專門化。可是，隨着科舉制度的推行，情況發生了變化。由於在前現代社會，做官畢竟是一個最穩定、收益最好，同時獲得社會榮耀最多的職業，所以，學習以文科知識爲主，有利於科舉考試、尤其是進士考試的學校，隨着科舉制的實行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人們都紛紛涌向這些學校，使得這類學校無論從場地、師資和經費上都可以得到最優的配置，學校不斷上臺階。而相形之下，那些技術和雜學類的學校則一天天地萎縮。最終，中國失去了在一個最好時機實現學科專門化的可能。
5．唐代科舉制度的評價
在整個科舉制度的歷史上，唐代的科舉效果是最好的。在考試內容上，最重要的進士科以詩賦取士，實際上是將錄取的重心落到了“才”而不是“德”上，從而使得官僚體系得到了源源不斷的人才補充，將全國的精英吸到了國家的管理網絡中。不僅使官僚制獲得了較高的管理效率，而且最大限度地消弭了士大夫離心離德的可能。正如傳說是唐太宗李世民所說的話那樣，“天下英雄盡人我彀中”。
當然，推行科舉制的結果，對於官僚制帝國來說，最大的好處是削平了大門檻，掃蕩了自東漢以來門閥世族的勢力。雖然隋朝統一以後，世族已經處於衰落，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門閥政治依然陰魂不散，對於這種導致君權式微的政治社會狀況，皇帝自然不能容忍。自隋朝以來，皇帝就一直在處心積慮地削弱世族殘餘勢力，儘量打破人們過去的門第觀念。但是，到了唐太宗的時候，高士廉等修《氏族志》，依然按從前的規矩，將北方的所謂第一大族的崔氏列爲第一。受了皇帝的申斥，纔將皇族排在第一，但仍然抵制唐太宗的意思，不按現任官僚的地位來排列氏族。可是，科舉實行多年以後，舊世族勢力逐漸地不削而自削，一步步退出歷史舞臺了。無論什麼人，只要不是法律規定不能科考的賤民，只要讀過書，有相應才華和才能，就有可能通過考試進入仕途。雖然舊世族還有些殘存的文化優勢，但隨着唐代文體形式的轉變，文風的轉移，六朝華麗的文風不再受欣賞，駢文和大賦也不再有市場，而且進士考試說是詩賦並考，但實際重視的只是新興的詩體排律，舊士族的文化優勢也就逐漸消失。當然，唐代的政策其實是對現任官僚實行優待的，中央國子監繫統最好的學校，都只對中高級官員和皇族開放。但是，由於詩從某種意義上說不是教出來的，學校的好壞對於一個人的詩才的影響並不太大，所以，科考並沒有因此而向官宦和皇族子弟敞開大門。從那以後，歷朝歷代，從科舉考試出息的人中，寒族子弟佔了絕大比例，而王孫貴族則沒有多少份額。唐代以後，即使是父祖都爲官的人，往往也將家族的傳統定位在讀書上，強調子孫必須從科舉上出息，在考試上見功夫。所以，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自宋代開始，中國就沒有了高門檻——世族。
科舉制的推行，還在客觀上改變了社會文化面貌。唐朝詩歌的興盛，顯然與進士考試考詩賦有着很大關係。唐詩繁盛，創造了中國文化的又一個高峰，以至於後人再也無法在詩上超越唐人。由於唐朝是當時世界頭號帝國，其文化影響了世界許多國家，特別是周邊地區，所以唐詩也傳播到了世界，甚至成爲周邊國家喜愛的文化形式。日本和新羅的精英甚至來到中國留學，參加中國的科舉考試，越南和新羅還模仿唐朝實行了科舉制度。
科舉對中國文化的改造，還體現在鄉村社會的文化結構上。隨着科舉推行，原來統治鄉村世界的精英發生了變化，從原來對門第的看重，過渡到對文化的看重。一個人無論門第高低，擁有相應的文化底蘊纔有受人尊敬的資本。由於機會對更多的人開放，人們對知識和文化的需求也逐漸旺盛起來。樂意讀書的人越來越多，讀書人學詩的也越來越多，印刷術從此普及，書變成了一種商品。不僅男人能詩，女子也能詩，有些能詩的名妓甚至讓科考的佼佼者慚愧。好詩隨着人們的傳誦，歌兒舞伎的吟唱，很快就傳遍全國。能詩的人，即使沒有官位，在鄉村世界也能得到尊重。
更重要的是，科舉使得鄉村的文化教育圍繞着它來運行，從而使中國文化烙上了官文化的烙印。一個與國家政權密切相連的階梯，從鄉村一直連到廟堂，使國家對鄉村的控制得到了文化網絡上的支持。
科舉制也對官場風尚的變化有某種影響。知貢舉的考官，往往通過考試，與所錄取的考生結成師生關係。而同年被錄取的人，則形成了“同年”關係，進士們往往非常看重自己的房師座師，視之爲知遇者。而同年也是一種非常強固的紐帶，在官場上，這些人往往憑藉這種關係，形成網絡，相互攀緣，人稱“朋黨”。雖然皇帝一般對此都持否定態度，但是，這種由科舉產生的朋黨關係，在官僚帝國裡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個農業的傳統國度裡，人們脫離了農村之後，往往要依託某種類宗族鄉土組織，纔有可能更好地開展活動。科舉正好給了進入仕途的人們一個非常合適的機會和憑藉。
當然，科舉制的推行，對歷史的發展，也帶來很大負面效應。首先，它使得學校體系從此以後就和選官制度牢牢地捆綁在了一起，學校成了科舉的附庸；這種狀況，使得從隋唐已經開始的學科分化和技術學習專門化、系統化的趨向被遏制。知識學習被限制在文字、文字書寫、文學和道德講求上。其他專業知識則退回到了師傅私相傳承的作坊階段。使中國本來就該發展起來的科學技術，受到了影響，以至於長期無法進化。其次，科舉雖然強化了官僚制，但也使得人才都被行政體系吸走，影響了社會整體發展。其三，科舉制雖然推動了人們向學，但也極大地催生了官本位文化的生長。整個社會的運行，都圍繞着官僚體制打轉，這對於中國社會以後的發展影響甚巨，以至於今天仍舊餘波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