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個對官員尤其是文官特別優待的朝代，用清代史學家趙翼的話來說，就是“恩逮於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對官員的任用銓選考覈口徑特別寬，作爲士大夫，只要讀書做了官，基本上就可以沒有什麼風險享受一生，即蘇軾所謂“無災無害到公卿”。只有那些特別貪婪、或者想有所作爲的官員，纔會有麻煩。
1．官員任用資格
有資格做官的人，首先是科舉考試及格的人，其次是通過門蔭出身的人。宋朝凡是正式官員，無論大小几乎都可以通過門蔭制度，使自己的子弟親戚甚至門客獲得任官資格。凡是皇帝郊祭（祭天、祭地）、登基、改元、生日等等慶典，都讓百官獲得蔭補子弟的機會。其中以郊祭爲最，凡郊祭一次，大小百官子弟凡獲得蔭補資格者計4000餘人，後來不得不將郊祭改爲三年一次。再次是通過進納（即後世所謂的納捐），即一般百姓通過向政府交納一定數量的金錢或者粟米，從而獲得任官資格。越是到了王朝末期財政吃緊的時候，對進納的限制就越少，而進納得官的人就越多。最後是軍功，宋代凡是在軍隊期間有重大功勳的人，退役之後，可以參加銓選，進人低等文職官員行列。
2．官員的銓選任用
所有具有任官資格的人，包括科舉五甲中第者（五甲以上均直接授官）、蔭補者、進納者、軍功者等等，要想成爲正式官員，必須到吏部報到，填寫自己的“腳色”即簡歷，然後參加銓選考試。由於宋代考試製度從來都不嚴格，所以，雖然得上等較難，但通過並不困難。銓選考試在北宋初的百年之內，由審官院和流內銓主持，元豐改制後，改由吏部主持。
銓選通過的候選官員，必須等待官職出現空缺才能上任，所以必須候缺。官缺分爲“堂缺”和“常調缺”。堂缺是指由宰執所在都堂直接選派的官職，而常調缺則是由吏部選派的官職。宋代官職有好壞之分，有的官職收益大、責任小，有的則反之。苦寒地區的地方官，大家都不樂意去，不僅沒有多少收益，而且有危險。這時候就出現走後門的現象，候選人通過疏通某些權要人物，使自己早一點候上缺，或者排個好缺，或者乾脆行賄銓選部門，爲他們開方便之門。宋仁宗年間，爲了防止候缺的弊病，將所有官缺張榜公佈，但時間一長，銓選部門作弊如故。候選人補缺得官之後，按例有一定期限的假期，準備行裝，視官職所在的路途遠近，再給一定的路期。到任後，由當地衙門的長官當天驗明各種文件，確認沒有假冒，就算正式到任。宋代官員的任期一般是三年，最短的任期是230個月。
南宋臨安有個沈官人，對於朝廷所有的官缺情況瞭如指掌。什麼官職收益好壞、責任大小、苦寒與否全明白，更重要的是，他還知道什麼官缺通過什麼渠道獲得。於是，候缺的人們，紛紛登門求教，希望指點迷津，沈官人家往往門庭若市。當然，求教的人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下）
宋代與前代一樣，官員的任用必須實行原籍迴避，即本地人不做本地官。在原籍迴避的同時，還實行避親制度，即在一個部門和一個地方系統中，上下級中不能出現親戚關係，有這種關係就要申請回避改任。
3．官員的考覈升遷
宋代是由審官院負責朝中官員的考覈，由御史臺和翰林學士負責對地方官的考覈，御史臺和翰林負責考覈各路的長官（監司）。而由各路長官考覈州縣。考覈的標準爲“七事”：一曰舉官，二曰勸農桑，三曰招流亡，四曰興利除害，五曰按察部吏贓罪，六曰平反冤獄，七曰稽查盜賊。如果七事可以做到五項，爲上等；達到三項爲中等；三項以下爲下等。但是，宋代官員考覈，基本上流於形式，很少有人認真對待，因考覈下等而被降官的人屈指可數。所有官員，基本上是按年限升遷，每四年升轉一次。有出身的人（科舉及第者）超資升轉，無出身的人循資升轉。官員臨升轉時，按例要有考察和考試，即所謂的磨勘，但實際都是走過場，過個手續，交一點資費，幾乎沒有人磨勘不過的。
4．官員的俸祿
宋代實行厚祿政策，對各級官員儘可能地照顧，讓他們過上優裕的生活。不是高薪養廉，而是高薪養士。只要有人反映官俸低，就可能導致新一輪的加薪。官員俸祿有各種名堂，有月俸，有春、冬衣料，有每月的祿米，有職錢，有薪錢、炭錢、鹽錢、飼料錢、供應的肉食錢，還有隨從人工錢和飯費。在地方爲官的還有公用錢和自身的職田，無職田者還有茶湯錢。俸祿高的如宰相、樞密使每月月俸30萬錢，俸祿低的如縣裡的主簿、縣尉也有月俸1.2萬錢，其他的補貼也基本按這個比例下發。而且，在宋朝，朝官往往有加官，即在本職官之外另加作爲優待級別的官銜。凡是有加官的人，則可以按加官銜領俸錢，同時還可以領本職官的俸銀和職錢。只是某些特殊時期，由於國家財政的困難，纔會對官俸減半支給，但財政狀況稍好，就恢復原狀。除了俸祿之外，朝廷還不時有賞賜，官員稍有勞績即有賞賜來也，動輒數以萬計。
宋代對於士大夫極盡優待之能事，讀書人得官容易，官員的待遇優厚，而且得了官以後，3還可以蔭及子孫。只要做了官，一般都是隻升不降，只要年頭靠到了，就“無災無害到公卿”。即使犯了過錯，也很少處罰，朝官犯過則罰做外官，或者投閒置散，去做管理宗教事務的官員，再大不了被貶去遠惡軍州做地方官。只要不是謀反，從來沒有士大夫被殺的，因爲宋太祖有誓，不殺士大夫，所以宋朝官員的風險特低。由於對於官員的考覈和監督實際上成爲具文，所以官員一般對自己行爲約束很少，普遍地追求享受，公開談論待遇，爭取待遇，不以談利爲恥。稍微大一點的官，不僅車馬僕從成羣，而且有專門的歌兒舞伎。寇準號稱賢相，日食萬錢，還雲無下箸處。官員腐化與貪污成爲普遍現象，因爲即使貪污，也不見得會受到處罰。即使處罰，也不過是換個地方做官。宋朝的皇帝，對官僚制有着比其他朝代的帝王更深刻的認識。他們意識到，官僚體系是跟皇權捆綁在一起的，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只要能獲得大體安定和尊榮，保證他們過上體面的生活，文官是最不希望王朝更迭的人羣。因爲王朝的更迭，他們要付出的成本，往往不可知。士大夫是中國這個選舉社會的精英，如果摧毀這個精英層，勢必導致五代十國時期那種軍閥割據、武人**的局面。這種局面顯然對任何一個皇帝都是一場噩夢。所以，無論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只要能保證官僚系統穩定，保證士大夫對王朝效忠，那麼王朝來自內部的威脅就會降低到最小。不僅不用擔心內部反叛，即使發生農民起義，由於沒有士大夫的參與，也成不了氣候。因此，兩宋雖然也有農民造反，但均構不成致命威脅。
一次宋神宗由於對西夏用兵的失利，親自批示要殺一個嚴重失職的轉運使，結果被宰相蔡確攔阻，無論如何殺不了。想將之發配遠惡軍州，又被宰相章悖擋了回去，還是辦不成。神宗不得已嘆道：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小說.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