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中的曹魏，本是來路不夠純正的門閥創立的國家。曹氏發跡，要歸功於勢力很大的高級宦官，雖然來路不正，被袁紹門下文人詆譭爲“閹豎遺醜”，但已經不能算是“寒族”。過去歷史學家在判別門閥和寒族的時候，往往看他們的儒學根基，出身的清要與否，顯然不合理。事實上，判定門閥應主要考慮其對權力控制程度，以及是否能將這種權力在家族中傳遞下去。自曹操起兵以來，已經形成了世襲化的軍事集團，本身就具有了門閥的特徵。當然，這種來路不正的門閥貴族，在發展過程中，由於自身發展的迫切需要，往往要儘可能爭取更多的人才，而自然也不像老資格門閥那樣，有那麼多意識形態的顧慮，他們往往會選拔一些平民出身的土人，進入集團的高層。可是，集團形成較大的規模以後，曹操集團內部的成員，一部分卻又以半獨立諸侯的名目存在，將領分兵各地，領土管軍。朝中歸附的東漢門閥，大多勢力依然，只是一時還難以與曹氏家族抗衡。但在曹操在世之日，始終是他稱帝的障礙。
曹操的兒子曹丕做了皇帝以後，面臨着兩個重大課題，一是重新開始道德講求，建構儒家意識形態。二是削平門閥，重整官僚體系。
顯然，曹家想解決這兩個問題，而且也採取了相應的制度變革，選官體制實行九品中正制，就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
九品中正制是針對察舉一徵辟制選舉權流失的弊病，而採取的選舉改革。其目的就是要將選舉權收回中央，便於皇帝控制，重新建立士人與朝廷官僚制的正常關係，以逐步削弱地方化的傾向。
公元220年，曹丕繼任魏王，代漢在即，思有所作爲。他採納吏部尚書陳羣的建議，在地方設立中正官代替鄉里評議考察人才。具體辦法是，每州設一大中正，每郡設中正，由當地出身的朝官中“德充才盛”者擔任，（《通典》卷14《選舉二》）負責將本地士人狀況考評定級，以供吏部選官參考。中正雖然屬於兼職，但也設屬員，負責訪問與編定士人等級。由於吏部選官完全依照中正的考評，所以，此制度又稱九品官人法。
中正編定的本地士人材料，在技術操作上分爲兩項：一是“家世”，即每人父親和祖父姓甚名誰，任何官爵，任職狀況，本人直系親屬姻親的官爵大小，類似於今天的家庭出身和狀況。二是“狀”，即對本人道德狀況、才能學識的評語。然後根據“狀”，參考“家世”，評定每個人的“品”。品的分類，受班固評議古代人物分類的影響，將人物等級分爲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個等級2。由中正將本地人士評出等級，然後向朝廷彙報，此後每三年清查一次。當時的官階也有九品，但與這個人品的九級並不是一回事，然而它們之間還是有聯繫的。一般來說，中正所評的品級越高，所授的官職往往在比較清要的位置，以後升遷就快，反之則比較不容易得官，授官也不是重要的位置，事務瑣碎且繁忙，即所謂的“濁官”。
九品中正制的實行，開始的目的主要是將原來的鄉里評議改爲官方評議，或者朝廷評議，無形之中將選舉之權收回了中央。最初，由於曹操“唯纔是舉”選舉思想的餘風尚在，中正評定士人的時候，還比較注意其人品和才能，特別是碰到中正比較識人之時，往往比較聽從當地的公議，選出優秀人才，人稱“猶有鄉議餘風”（《晉書》卷36《衛瑾傳》）。但是，用不了多久，這個制度就變了味道。中正評定人才，越來越依據士人的家世，父祖爲高官者，在選舉上佔了越來越大的便宜。久而久之，門第高者品級就高，門第低者品級就低，朝廷任命中正官時，往往要徵求本地出身的高官們的意見，連中正本身的公正性也逐漸喪失。終於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晉初尚書左僕射劉毅語。見《晉書》卷45《劉毅傳》。）的局面。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從表面上來說，是由於一個簡單的技術環節，即在評議的標準中設置了“家世”這一參考項目。這個項目雖然只是參考因素，但由於“家世”是死指標，或者說硬指標，而一個人的德才狀況的標準相對來說則要軟得多，有見仁見智可能，很難有一個統一而又確定的標準。所以，在操作過程中，很容易出現軟指標依從硬指標的現象，這樣一來，“家世”就從配角變成了主角。但是，當初的評定指標爲什麼會將“家世”考慮進去，而且，後來任命中正時爲什麼會考慮高官的意見。顯然這其中有門閥政治的因素，也就是說，在那個時候，門閥世族已經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在政治設計的時候，有意無意地都要受他們所左右，這纔是九品中正制最終變質的深層原因。
曹家這個來路不正的門閥做了皇帝，事實上不可能從根本上剷除門閥。所以，選官制度改革的舉措適得其反，不僅沒能實現重整官僚體系、重新確立皇權至上地位的目標，反而成了門閥政治的催化劑。
進入晉朝，九品中正製出現進一步的異化，人們越來越往高等上攀。等級雖然有九個，但在人們眼裡，只有上下或者高卑兩等。只有一、二、三品爲上品，其餘爲下品。而上品之中，一品是留給皇族的，這用不着中正來評，結果等於虛設。所以3，大家都往二、三品上擠。久而久之，三品也沒有人樂意要了，大家只想着二品，人稱“灼然二品”，不評爲二品就不依不饒。事實上，凡是像樣的門第出來的人，基本上都擠進了二品。而門第不高的，則統統被排除在二品之外，都算是卑品。這樣，作爲漢代以來統治基礎的士人，就被明顯地從血緣上分化成爲世族和寒族兩個部分。前者處於政治權力的壟斷地位，而後者則被排除在權力中心之外，長期徘徊在邊緣。
在制度上，到了完全按門第選舉的地步，中正官也就沒有什麼用了，吏部靠名門大姓的譜牒直接選官就是了。但是由於同一個姓氏，門第高下是不一樣的，而某些跟望族同姓的寒族，往往假造譜牒，冒充高門。於是，作吏部的官，都必須有一種特殊的本事，即熟悉譜牒，精通譜牒之學。進而造成一時之間譜牒之學大盛，民間多有人習之，甚至到了唐朝初年，李世民的秦王府還有位屬吏李守素，特別精通譜學，“人稱‘肉譜’”（《隋唐嘉話》上）。
西晉實行“戶調式”，原本意義是打算藉此抑制豪強門閥兼併農戶的勢頭，爲國家多增加編戶齊民。因此，它規定了王公貴族和官僚們佔田和蔭客的數額，比如第一品官可以佔田五十頃，每低一品，減五頃。一、二品官可以蔭客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品一戶。原以爲規定了佔田和蔭客的數量，就可以抑制兼併，將門閥豪強蔭佔的農戶限定在一定範圍。然而，“戶調式”實行後，實際等於將豪強門閥佔田蔭客的現象合法化、制度化了，由於大多數官僚體系的成員都或多或少地豪強化了，所以沒有多少人會認真地按規定去限制自己，削減本來已經有的田畝和蔭客佃戶，人們所在乎的往往只是制度規定可以佔田、可以蔭客的層面，而這個層面的內容，落實到操作層面，只起到了進一步促使社會貴族化的作用。如果說，九品中正制還只是將讀過書的士人家族貴族化的分化加以強化，而“戶調式”則加劇了整個社會的貴族化傾向。西晉時期，東海王氏、河內山氏、泰山羊氏、京兆杜氏、潁川荀氏、陳氏、平原華氏、山陽郗氏、河東裴氏、衛氏、扶風蘇氏等一併顯赫一時，成爲最爲人豔羨、權勢也最大的名門望族。
西晉二世而亡，但渡江以後的偏安政權，由於勢單力薄，對世族的依賴更加嚴重。顯然，已經發展了百多年的世族門閥勢力，不可能僅僅因爲一場戰亂而退出歷史舞臺。雖然胡人石勒殺掉了幾萬士族，但是還是有一部分隨着殘餘的晉室逃到了江東。東晉建立之初，就是依靠這些渡江的士族的支持4才維持下來。所謂“王與馬共天下”，講的就是身爲世族領袖的王導，輔佐司馬睿的事。據說司馬睿登基時，居然要王導和他一起坐牀（牀即龍牀，用來坐的，當時還沒有椅子）。後來，在王導等人的調和下，江東當地的士族也承認了司馬氏政權，王、謝、桓、庾四大姓佔據了東晉門憫金字塔的塔尖。 小說.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第2版） 最新章節第19章 九品中正制和“戶調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