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問我，對於那個富家子弟被貧苦小兒毒打的事件，是如何處理的？我願意講給他們聽，但是我一定要先爲這件事正一下名，它應當這麼說：那個富家子弟羞辱了貧苦小兒而被打的事件。
在週末的下午還給我添麻煩，真使我不耐煩；當馮老師驚慌地跑進我的房間來時，我正預備鎖了屋門出去，看五點半那場的電影，他在等我。
“快去看你班上的兩個孩子打架，那個小瘦羊，是要把邱乃新打死嗎？他拳拳到肉，拿邱乃新的頭臉當一塊燒熱的鐵在捶打。”
我聽了緊皺起眉頭。
正在說着，這兩個學生已被同學們簇擁而來。看見小牛一樣健壯的邱乃新被打成這樣子，我也不免驚疑，這個咬菜根長大的張一雄，他哪兒來的這麼大力氣打人？
在我未問明這件事的起因以前，先把圍在窗門外看熱鬧的學生趕走了，我說：“回家吧，不要圍在這裡，這兒又不是七分局！”
然後我把窗門關上了，屋裡只剩下我們三個人。我想先治傷要緊，便一面用冷水擦着邱乃新的傷處，並且塗上消腫藥膏，一面對張一雄說：
“一雄，看你把他揍得真夠瞧的，已經青腫了，到底是爲了什麼？”
“我不許他這樣學我的父親，說我的父親！”
說話的這張小臉蛋兒，青筋暴着，聲音悲憤而顫抖，眼裡含着就要奪眶而出的淚水。
不用說我也知道，是邱乃新又學了張一雄的爸爸——那腋下架了單拐的瘸子。說來也實在可笑，連我初見那單腳漢子一跳一跳地走路時，也不免緊閉着嘴脣，怕不小心會笑出來。邱乃新聰明過人，所以，如果那單拐被他學了的話，準保會引起同學們的鬨堂大笑。再加上他對張一雄的爸爸曾被誣陷窩藏賊贓的訕笑，那滋味兒，對於被訕笑的這方面，確是要一個相當程度的忍受。我相信這是一次過度忍受後的爆炸。
當我把消腫藥膏塗上邱乃新的嘴巴時，便漫不經心地問：
“那麼你又是學了他爸爸走路的樣兒啦！一跳一跳的！你還告訴同學們說，他的爸爸吃了官司，因爲窩藏贓貨？”
邱乃新沒有回答，表示默認。
我要邱乃新把童子軍服上身脫下來，因爲鈕釦也被扯落了兩枚，脫下衣服時，我又看見，小棒槌一樣結實的胳膊上，也青腫了兩塊。我微示意叫張一雄看，他眼皮擡了一下，又低下了頭。
“邱乃新，你爸爸是要出國了嗎？”我一邊縫紐子，一邊問。
“是的，林老師，爸爸這次要到歐洲去考察。”
說起爸爸，那是邱乃新頂得意的事，本來也是，那真是一個值得使兒子驕傲的爸爸！這位爸爸是富農，邱乃新曾說過，他爸爸所有的田地比臺北市還要大，這並不是誇大之詞，當你乘南下火車時，便可以看見那一望無際的嘉南平原。去年我領着一班孩子到南部旅行，在火車上，邱乃新便指着平原的二期稻向我說，嘉南平原的好田地，是有他家一部分的。而且這樣小的孩子，對於農業便有很豐富的知識，實在應當歸功於這位富農的教子有方；他年年帶了愛子們下鄉，爲的使他們認識農作。不但如此，他還是水利專家，對於平原的灌溉，有不少的貢獻，他不光是爲自己的田地，也造福所有的農家，所以一提起坎腳的“邱枝仔”，人們都肅然起敬，他們都願親暱地稱呼着他的小名枝仔，而忘記了他的大名是“邱添枝”了。邱添枝先生的後代，也沒得說的，乃新的大哥學的是農業化學，前年才送出了國；二哥雖然沒有按照父親所期望的去學水利工程，可是也沒出土地的圈子，他研究土壤。水利工程的希望，便整個寄予最小兒子邱乃新的身上了。乃新不會使爸爸失望的，他既聰明過人，當然學什麼都可以，學瘸子架拐不也很像嗎？
“你爸爸這次又是去考察水利嗎？”
“是的，他要到許多國家去考察，要耽擱半年之久。”他回答我，眼睛卻以不屑的神情溜着張一雄。那苦孩子，他頭更低垂了，他從一進這屋子起，就在等待着我的懲罰，我知道他不想申訴更多的理由，因爲他是無理可申的。
“乃新，你的爸爸真是一位可敬佩的爸爸！”我縫好了紐子，把衣服遞給他時這麼說，但是我略一遲疑便又接着說：“但是張一雄，他也有一個可敬可佩的爸爸呢。”
我這話一說出口，正在穿衣服的，和那等待受罰的，都猛地擡起了頭，因爲這句話出人意外，是他們倆所未想到的，所以不約而同地瞪視着我，等待我說明這句話的意義是什麼。
“人人的爸爸都是他們心目中的英雄，所以……”我把眼睛朝着牆上的日曆，因爲我這話不是專向某一個人說的，“人人都願意自己的爸爸受到尊敬，卻不容被羞辱。”
“說起張一雄的家，是真夠窮的。”我再說這話，卻是面向着邱乃新了，“當然，一雄爸爸的腳也影響了他們一家人的生活。”
說起張一雄的窮苦，我的腦子立刻浮上幾個深刻的印象：純白的午餐，多彩的外套，街廊下的木板屋，爸爸的單腳。
不只一次了，當這窮孩子打開了他的午餐盒，裡面確是滿滿的白米飯，但旁邊卻是一撮白糖。白糖拌白飯，使我想起了淘氣的幼年，吃汽水泡飯和燒餅夾冰淇淋的趣味來了。但他的白糖拌白飯可不是爲了興趣呀！只是因爲一撮白糖總比用油炒菜更省錢些罷了。還有他那件用幾種不同材料拼湊成的外套，曾一度使我以爲他爸爸是裁縫。
同樣是學生的家長，但當你知道一個是擁有整個城市那樣廣大的田地時，你簡直不相信世間尚另有一個如此貧困的人！有一天，當我走向那條兩邊都是騎樓的巷子，並且找到了臨時搭蓋在騎樓下的簡陋的木板屋時，我不由得默誦着印度詩人泰戈爾的短句：“小草呀！你的足步雖小，但是你有你足下的土地。”看見這樣風雨飄搖的小屋，我不免替屋中的人羨慕小草。
那天是我做家庭訪問，但是我並沒有走進那和街路打成一片的家庭，張一雄的爸爸把我讓到他們的“寶號”去坐——在巷口外他擺的那個攤子旁。這個攤子除了賣些甘蔗糖果外，還兼賣糯米麪做的小人兒，那是用蒸熟了的糯米粉，加入各色顏料，捏製成的人物動物。我想這是他斷腿後無以爲生纔想起來藉以餬口的手藝。
講到貧困的生活，這位單腳的家長，在談話中便不免涉及他的腿的故事：是戰爭的末期了，他不幸被徵調到中國大陸去做日本軍隊的翻譯。有一次，他在一種不忍的心情下，放走了一箇中國青年，是抗日地下工作者。這樣一來，他的腿便在池田少佐的盛怒下被打斷了，他拖着剩下的一條腿，回到被盟軍轟炸得千瘡百孔的臺灣來後不久，日本便投降了。
“那條腿留在大陸上了，這條腿使我一無所用！”我記得他說到這裡苦笑着，指着攤子上的小麪人兒，“我做着騙孩子的生意，養我六口之家。”
看那小巧的麪人兒，我曾發怪想：如果我是校長，我要請他到我們學校來教勞作。
“你學張一雄的爸爸走路，不要緊，但你也無妨知道一下他的腿是爲了什麼，才變成這樣的。”於是我便把斷腿的故事講一遍給邱乃新聽。
我想爲人子者都是一樣的，講到單腿的爸爸的故事時，那瘦瘦的小羊，眼裡也充滿了光輝。
“還有關於張一雄的爸爸被誣陷窩藏賊贓的事，我也知道得很清楚。”我再說給邱乃新聽，因爲我勢必得糾正他對這件事的錯誤的印象。我說：“乃新，貧窮本來就夠痛苦的了，但是還有許多不幸的事隨着貧窮產生。張一雄的爸爸，又窮又瘸又倒黴。有一天不良的鄰居硬把一個小箱寄存在他家，他懷疑這不是一件普通事，第二天便決定把小箱子送到警察局去。可是他晚了一步，所謂鄰居的賊人已被捕了，警察正迎面而來，是預備到他家起贓的，因此他也被捕了，並且以窩藏賊贓嫌疑的罪名被起訴。這件事在報上一登出來，我就知道準是冤枉的，我也準知道，在公平的法律之下他的罪會被洗刷乾淨。果然不久他便被證明無辜了。乃新你看，他爸爸在巷口外擺他的攤子，沒有人敢瞧他不起。”
關於這兩個孩子的糾紛，我的話本是說到這裡爲止的，這便是我處理的經過，但是他們並不滿意，一定要問我，到底是命令哪一個先向對方道歉？關於這，我非常抱歉，因爲這兩個孩子究竟誰先向誰道歉，我確實一無所知。我以爲究竟誰先向誰道歉，他們各人的心裡，自然會有最公平的裁判而自行決定，不是——也不用我來命令，我也沒有知道的必要。當時，我只是從抽屜裡拿出鑰匙，放在桌子上，因爲我早就預備出去的，我最後對他們倆這麼說：
“健全的社會是由於兩種力量組成的：一種是‘造福人羣的智慧’，像邱乃新，你的爸爸一樣。一種是‘貧苦不移的精神’，像張一雄，你的爸爸一樣。好，你們倆，不管誰先向誰賠不是，但不要忘記，臨走時要把門替我鎖好。”
當然，在處理這件事的全部過程中，人們不難看出，我所秉持的，只有一個重要的意義：貧非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