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逛湫暗的舊書鋪，竟有詩意之感，我是沒有體驗過，印象中只覺得長年裡這種舊書鋪或古玩鋪，靜悄悄的，極少有顧客盈門的情形。北平對古玩店有句俗語說：“三年不開張，開張吃三年”，就是這種情形吧！在這條街上，胡開文、賀連青、李玉田的湖筆徽墨，榮寶齋、清秘閣的字畫紙張，倒是有去購買的經驗。小學時候，二年級就習寫毛筆字，去琉璃廠買一個小小的白銅墨盒，上面刻着山水畫，買來後，請母親用毛線鉤一個墨盒套。有習字的日子，就提着小墨盒上學去。在九宮格的毛邊紙習字簿上，照柳公權的字帖春蚓秋蛇的塗寫一番。柳字細巧，本是適合女孩子練字的，叔叔給我買的這本柳公權玄秘塔字帖，我可也習寫了好多年呢！夏秋之季每天守着春蠶吐絲，就是爲了用絲棉做墨盒芯子。把一塊“天然如意”的墨條用棉紙包裹上，再熔蠟油滴滿包紙上，是爲了鞏固墨條不致斷裂。耐心而有趣的磨了濃濃的墨汁，注入墨盒裡。我愛用七紫三羊毫毛筆，蘸着完全自己調製的墨汁，寫出來的字雖不怎麼樣，興趣卻濃。這些都是求之於琉璃廠的。
磨墨一事是中國人讀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我婚後常常看見公公在書房裡，他的愛妾曼姬正據桌安坐，彎着胳臂一圈一圈有規律的運作着，給老太爺磨墨呢！唯有這時他們是和諧的、安詳的，他們一定有宇宙雖大，卻只有他倆的感覺吧。記得某年過年，老太爺不怕忌諱，竟用一副故宮流落出來的灰色宣紙寫下——
老思無病福
飢吃賣文錢
這樣的對子做爲開春執筆。這副對聯裱好後，掛在他們的書房裡。它一直是我喜愛的，曾想問老人家可否送給我這第六房兒媳婦留以爲紀念，一直未出口，如今只留下記憶了。我又記得我返臺見到先父的啓蒙學生吳濁流先生，他屢次對我說，他八歲受教於先父，常在放學後到老師的單人宿舍裡，爲老師研墨、拉紙，看老師寫字。他曾把這深刻的、親切的印象，寫在他的《無花果》裡。
說到紙，也是琉璃廠的產物，前面所說我初習字用毛邊紙的習字簿，當然用不着到榮寶齋、清秘閣這類講究大店去買，但長大後卻喜愛到榮寶齋去選購一些彩色木板水印箋紙，我買來並非用它來寫信，我哪裡捨得，也沒那麼風雅，只是喜愛它，當做藝術品那樣的欣賞保留。記得有一套是齊白石的寫意小品，魚、蝦、螃蟹等等，印在箋紙的左下角上，別提多雅緻了。印製木板水印箋紙，是榮寶齋的一項專門技術，聽說他們近年來更發展成把古今名畫亦以木板套色水印方式複製了。去年在香港，金東方妹送了我一錦盒裝的“蘿軒變古箋譜”，是上海博物館出品，仿古宣紙箋是那樣的古樸可愛。蘿軒箋譜原有近二百幅，是明代天啓年間吳發祥製作，這套只選了八面，印製在信箋的中央，其雕鏤極細巧，在簡練的運筆下，刻出花籃、竹石、孤雁、花卉、書架、花鹿等，以兩色設色，簡單中的古樸精雅，我撫摸把玩，不由得想起年輕時到琉璃廠買這類文物的“附庸風雅”的心情了！
在琉璃廠過來過去的二十多年中，還能記憶的是路南的有正書局，每年陰曆大年初一，店面玻璃窗中貼滿了中國古典小說如《三國演義》等的繡像全圖，好像看連環圖畫，也是小孩子所喜歡的。琉璃廠古文物商店的匾額也頗有其特性，題額者多爲書法家，在我印象中有姚華（茫父）、張伯英、陸潤庠、翁同和、張海若、祝椿年等，其他記不起來了，但是他們各爲誰家題的匾額，已不復記憶。
書店（不是舊書鋪）給我更快樂的還是琉璃廠那幾家新式書店——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北新書局、現代書局。在小學時，每學期開學，拿着書單要到商務和中華去買教科書，是我最快樂的事。商務很大，臺階上去，有左右兩個大門，進去後，是一條寬敞走廊，第二道門是轉門，起碼在六十年前他們就有了轉門。可見其洋了。再進去左右是高高的櫃檯，我形容其高，是因爲我是個小女生，櫃檯要仰望之，我伸長手臂把書單遞上去，店員配了書，算了賬，跟我要了書款，然後就有一個空中纜繩繫着一個盒子，把書單和書款放入盒內彈到賬臺那邊，等一下再彈回來。這樣店員就不必一趟趟往賬臺跑。小小心裡覺得這書店好神氣，在這樣的書店買了書真高興。有時放學回家路過商務的時候，也會跑上臺階，從這門進去，穿過走廊，再從那門出來，小小的我就這樣走走，也滿心高興。中華書局則在商務斜對面，只是一棟平房，氣派小多了。除了教科書以外，在小學生時期，曾有多年訂閱中華的《小朋友》半月刊和商務的《兒童世界》雜誌，那是我課外的精神食糧。記得《小朋友》上曾連載王人路翻譯的《鱷魚家庭》，是我愛讀的小說，王人路是電影明星王人美的哥哥，當年寫譯過許多給小朋友閱讀的作品。
北新書局（路北）和現代書局（路南），則是我上了中學以後在琉璃廠吸收新文藝讀物的地方。我小學畢業後父親過世，母親是舊式婦女，識字不多，上無兄姊，我是老大，讀什麼書考什麼學校都要我自己做主，培養我讀書（不是教科書）的興趣，可以說“家住書坊邊”——琉璃廠給我的影響不小。現代書局是施蟄存一些人辦的，以“現代”面貌出現，我訂了一份《現代》雜誌，去看書買書的時候，還跟書局裡的店員談小說、新詩什麼的，覺得自己很有文藝氣息了！
如果廠甸用“逛”的，那就不是專屬於文人雅士了；逛廠甸兒一年只有兩次，就是新曆年和舊曆年的時候。廠甸的範圍原屬海王村公園一帶，但北伐以前的北京時代，其熱鬧繁盛要延長東西南北數方里；一整條新華街，北起和平門臉兒，南達虎坊橋大街；還有整條東西琉璃廠，剛好形成十字形。海王村公園裡面，擺了幾百個攤子，玩具、飲食、玉器等等各有其集中點。這是給兒童及一般家庭婦女逛的。據齊如山先生說，典型的中國製玩具有幾百種，過年時候就會全部在廠甸出現了。記得早上起來，在家裡就可以聽到衚衕裡趕早班逛廠甸的兒童買的風車、噗噗登玩具，一路風吹、人吹，呱呱山響。飲食攤位則在海王村門口兩旁及後面，而海王村裡面中央在“北京”時代則搭起一高臺子，設許多茶座，是爲了逛廠甸的文人雅士攜眷或攜妓來居高臨下風光一番的。這到北伐以後就沒有了。先翁曾做《廠甸新春竹枝詞》，就是描寫當年這種“逛”廠甸的情形。
至於廠甸新春的舊書攤及畫棚子，是設在貫通南、北新華街整條大馬路上，大畫棚子多在師大門口一排，對面附小門前則是舊書攤，都各延伸數里長。文人學者們逛舊書攤，費一上午或一下午是不夠的，總要天天來、上下午都來。琉璃廠的舊書鋪也在此設臨時書攤，但是貴重的絕版古書，當然還得請你到鋪裡去看了。畫棚裡的字畫，我始終不懂，只是看熱鬧罷了。但記得那裡有很多董其昌、鄭板橋的字，八大山人的畫，後來才知道，假的多。
在北平居住的二十五年間，不管是否住在琉璃廠附近，都一樣幾乎每天到琉璃廠這一帶來。讀附小二年級時，我家搬到和平門裡的新簾子衚衕，每天得坐車繞順治門走順城街到附小上學，但不久開闢一座和平門，打通南北新華街。記得正在動工的時候，也可以從一垛垛的土堆上走過去，覺得非常新奇有趣。從新簾子衚衕又搬到虎坊橋大街，這次到南新華街南頭兒了，上下學也是得走新華街、廠甸到附小。後來又搬到西交民巷，雖非琉璃廠區，但小學還沒畢業，還是得每天到廠甸上學。父親病重時，我家住在樑家園，父親去世後，就搬到南柳巷，婚後夫家在永光寺街，全屬琉璃廠區。最後幾年住在中山公園旁的南長街時，我在師大圖書館工作，仍是每天到廠甸來上班，還是沒離開琉璃廠。
琉璃廠——廠甸——海王村公園，對於自幼年成長到成年的我，是個重要的地方。長於斯，學於斯，卻是個“家住書坊邊，不知書坊事”的人，很慚愧。沒有學出什麼，只怪自己的興趣太廣，只好從虛榮心上講，有些得意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