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在《邊城》的題記中一開頭就這樣說：
對於農人與兵士，懷了不可言說的溫愛，這點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隨處都可以看出。我從不諱言這點感情。我生長於作品中所寫到的那類小鄉城，我的祖父、父親，以及兄弟，全列身軍籍；死去的莫不在職務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將在職務上終其一生。就我所接觸的世界一面，來敘述他們的愛憎與哀樂，即或這枝筆如何笨拙，或尚不至於離題太遠。因爲他們是正直的、誠實的，生活有些方面極其偉大，有些方面又極其平凡，性情方面極其美麗，有些方面又極其瑣碎——我動手寫他們時，爲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實實地寫下去。……
1902年出生於中國湘西農家的沈從文，正如他自己所說，也是個兵士出身，但是他並沒有像他其他的家人一樣，以軍職終其身。他在從事寫作生涯以前，是在湖南地方的隊伍裡當過小兵。關於他從事寫作的過程、背景和影響，夏志清先生在他的英文著作《近代中國小說史》中，有一章專論沈從文的，談到這些，略譯於後：
沈從文是在二十歲那年，才生起到北京求學的野心，在那以前他可說完全沒有接觸過中國受西方文明影響的一面。他是1902年生於湖南西部和四川貴州交界處的一個小城內，身世屬於官宦人家。他的祖父在貴州做過官，他的父親一輩也都在軍隊服過務。他幼年時期曾跟隨父親在北京住過，家庭的管教似乎不太嚴厲，他經常逃學，到野外欣賞大自然的奇景或是到街上觀看市井萬象。他在自傳中曾說：“我整天遊蕩在山野上和果園裡，看着、聽着、聞着。……”
他十三歲時曾依照家庭傳統被送進一個軍事學校，在那裡他沒有學到多少軍事學識，倒是對於中國舊小說中那些使槍玩刀的軍爺發生了興趣。兩年之後他被派到軍營服務，在十六個月中，他曾目睹過七百次斬頭極刑，調動過很多地方。更以後，他做過機關的書記，做過收稅員，也在報館中做過事。
在這一段陸上水上不停調動的時期，他遇到過各式各樣的人，有官員，有盜匪，有娼妓，有船伕。這些人物後來都出現在他的小說中。這一時期的生活對於他後來的寫作生涯是非常重要的，因爲這供給了他豐富的複雜的人生經驗；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他對事實和歷史的觀念。
沈從文在他流浪生活中，倒也不是沒享受到幸運和益友，幫助他建立起從事文學的野心。一套林紓翻譯的文言小說，使他產生了無數類似的想象，幾份偶然看到的上海報紙更使他眼界大開，知道還有個他一無所知的新中國。當他在1922年到了北京之後，他交結了些作家朋友，他們才把五四運動後的新書報刊介紹給他。本來在軍中的時候他就練過書法，並且靠一部《辭源》的幫助，讀過不少古文舊詩，但接觸新思想新文學這卻是初次。當初他想到北京求學，曾考慮了四天之久，纔對他的東主辭職，想不到那位主人很嘉許他的志向，還給了他經濟的援助。這位出衆而多產的現代中國作家，就這樣開始了他的筆墨生涯直到1949年。
沈從文在北京努力奮鬥了兩年之後，開始爲人注意，終於得到英美派文人胡適、徐志摩、陳源等的賞識，自1924年後經常在他們的刊物《北京晨報·副刊》、《現代評論》、《新月雜誌》上面發表作品。表面上看來這些受過西方教育的學人教授和這位連一句英文都不會說的年輕鄉下人之間，實在找不出相同之處，其實他們是有着智慧上的親和的。當“左派”謬論猖獗，新月派的學人出來衛護文學立場的時候，沈從文立刻成了其中重要的一員，因爲這些學人教授雖然有淵博的理論，華美的詩才，但在小說創作方面，他們圈內除了一位凌叔華，再無人能和創造社那些人競爭的。同時他們看重沈從文的不僅是寫作能力，還有他那中國本位的寫實主義，他們認爲這正可糾正當時的過激論調。事實證明了他們眼光的確不錯，後來胡適越來越熱中歷史和政治，徐志摩在飛機失事中遭遇了不幸，陳源是多多少少地退出了文壇，最後，沈從文竟成了唯一的重要的榜樣，表現着藝術上的冷靜健全和智慧上的正直不屈。
沈從文這位刻苦自修的作家，從來沒想到文學批評的任務會落到他的身上。他寫過種種不同風格的小說。“左派”的人最初看到他那古怪的固執、隱晦的意識和逐漸形成的獨特風格，僅斥之爲多產的空想的無聊文人，到1934年他主編了《大公報·文學副刊》，”左派”的人開始把他視爲右派活動的中心人物，以後便經常以他爲嘲罵的對象，甚至說他是國民黨御用文學的代表人物。這時的沈從文是以昂然不顧的輕蔑來對付那些攻擊，他始終是以純藝術家的姿態表示着自己堅定不移的信念。他的思想是多少有點道家色彩，常描寫那些未受過文明洗禮的鄉村野人，往往有着純真的感情，滿足的幸福以及驚人的智慧。
夏志清在上文中說沈從文的思想有着道家的色彩，他在同文中還引述了一段沈從文在小說《鳳子》第十章中，以小說中的人物看了土人的宗教儀式以後，怎樣不勝感動地向那酋長懺悔的自白。那自白大概的意思是說：酋長頭一天還告訴這位參觀者說，這裡非有神不可，而參觀者還有些懷疑，現在他完全明白了。他一向把自己視爲尋求真理，拒絕迷信的現代人，從不關心僧侶廟宇，把他們看得和那些求神拜佛的善男信女一樣的不屑一顧。他以哲學的觀點，認爲神這名詞，雖然在歷史上曾和人有密切關係，但已被現代文明貶毀，再不能存在了。在都市中，神成了欺騙的象徵，只在認可人的愚蠢，掩飾人的殘酷，增加人的醜。但是剛纔他看了他們的儀式，他覺得神現在還像從前一樣存在着，不過他的莊嚴華美，要在某種情況之下，才顯得出來，這就是說，要有人類感情的烘托，要有田園環境的陪襯，神才能存在，才能使人類生活增加美感。所以他剛纔所看到的，不只是對神謝恩祈福的儀式，實在是一出沒法形容的完美偉大的戲劇，有詩有戲有音樂也有神的存在。聲和色，光和影交織成了一出輝煌的野外戲，其中充滿了神。
夏志清認爲沈從文藉着小說中人物的自白，實在也就是表白作者的宗教觀，我們再節譯夏氏的原文：
這段純樸而充滿智慧的話，作爲一個現代作家的宗教觀，和同時代的其他注重功利唯物主義的作家比起來，實在是個令人驚奇的對照。沈從文並非認定有位不可思議的神，他只是確信宗教的想象是極端重要，是使現代社會生活恢復完整的不二法門。在這方面，他和葉芝（Yeats）的意見非常接近，他們都認爲在現代物質文明夾縫中，應該特別注重道德，建立一種和自然與上帝保持和諧韻律的秩序生活，使人類有動物的優美和驕傲，而不狡猾和貪婪。沈從文也像當時其他作家一樣，絕對厭棄貴族生活的繁瑣和，但他不同於他們的是同時也憎惡烏托邦的狹隘的白日夢，那種夢想如果一旦實現，就等於在人類生活中把上帝掩蔽起來。
他是以無上的虔誠把自己的信念寄託在古老中國尚未商業化更未現代化的村野僻地和封建制度上，在那有點齷齪甚至古怪的外表下，他常發覺出動人的忠貞和天賦的誠實匯成的生命源流。但他並非原始主義者，更不是感傷主義者，妄想提供些古老地區的迷人情調，來抵抗現代化的傾向。他那些形形色色的小說，雖然有的可稱爲田園派，其實他的出發點都是由於對現代化的覺醒，他有一個堅強的觀念，認爲如果不把某些傳統情況擇善固執，中國（甚而至於全世界）將變得越來越殘忍野蠻。所以沈從文的田園作風實在是道德觀念，他和華茲華斯（Wordsworth），葉芝，福克納（Faulkner）等一樣，是在對現代人發出緊急的呼籲。
沈從文從事寫作生涯以後，可說是一個純純粹粹的作家，他的作品，無論小說，無論散文，大半是描寫士兵的生活、鄉土的風俗，以及農村中兒女的純真的愛情故事，篇篇都充滿了他那家鄉湘西的濃厚的鄉土氣息。他的作品，長篇小說有《邊城》、《神巫之愛》、《長河》等；短篇小說集有《阿金》、《黑夜》、《春》、《春燈集》、《黑鳳集》、《月下小景》等；其他還有《湘西散記》、《從文自傳》、《廢郵存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