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來很少進電影院，基於三個理由：不願見好好的影片被剪，不願踏着滿地的雞骨頭或聽汽水瓶滾下來的聲音，不願擠在被黃牛截攔不前的買票行列中。距離上一次看的《假如我是真的》這部片子，看看有多久了。但星期日我在大雨滂沱中卻排兩場隊纔買到票，是去看《兒子的大玩偶》。
黃春明的作品我是熟知的，但是我不知道編劇會編得怎樣，或導演會導得怎樣。等我一口氣兒看完了，才從電影中回醒過來，才從小鎮、陋巷的小丑、小姑娘、推銷員……的身邊回到影院的座位來。在電影的劇情進行中，我雖因劇中人語言、舉動的滑稽而大笑，但心情是憐憫和悲哀的，每個觀衆都是一樣的吧！但出了電影院，走在西北雨沖洗過的人行道上，我的心中卻充滿了喜悅：爲了這部片子的成功而喜悅，爲了原作者黃春明和編劇者吳念真終於完成了他們的抱負和理想的工作而喜悅，爲了他們倆是我認識的寫作的朋友而喜悅。
好的原著如果沒有好的編劇和導演也是枉然。出身礦工家庭的吳念真，自小在老家九份經歷了那個礦區的興衰，從興盛得酒家林立到衰敗得一里只剩了一二十戶人家，小學一年級竟無新生入學。由這樣一個看了很多活生生的人的生活情態者來編寫劇本，是抓得住原著的精神的。吳念真纔不過三十歲吧，是溫和的讀書人的樣子。
黃春明我就熟識得多了，無論什麼時候見到他，都是衝勁十足。我有一個宜蘭朋友嘗笑談說：“宜蘭面，我在街上一看就可以知道。”我問說宜蘭人的臉，有什麼特徵或不同嗎？我所知道的宜蘭人像藍蔭鼎、楊英風、黃春明、吳靜吉、楊麗花，他們的“宜蘭面”跟別處人不一樣嗎？我的朋友也說不出。我問黃春明，黃春明說：“我沒聽說宜蘭人的面孔有什麼不同，倒是我們宜蘭人的個性是反叛性比較強，所以從事藝術的很多。”他說得的確不錯，黃春明就是典型的一個，上面所說的幾位，不也都是藝術家嗎！這樣個性的人，從事藝術更能發揮他自己的創作力，是一點兒也不錯的。
看黃春明的小說，好像諷刺社會現象，同情陋巷中的小人物，以爲他是個憤世嫉俗玩世不恭者嗎？也許有，但這一切的後面，卻是一股“熱愛”的情緒，愛家、愛小孩，同情好人，在《兒子的大玩偶》電影中，觀衆也可以看出來的。小孩子和女人在他的筆下所描繪的，使我們越覺得，他們是該受到保護的，不要虐待和摧殘他們啊！
記得他初向《聯副》投稿，是1962年3月間的第一篇《城仔落車》，他不知道編輯是何許人，還特別附函囑咐，可別把《城仔落車》改成《城仔下車》呀。春明的小說，不太在文字上雕琢，但是他把語言運用得特別好，他在小說中不但把當時的社會現象描繪得真真實實，也把什麼人說什麼話的特點描寫出來，所以我常覺得他的小說不是看平面的，而是有聲音的，因此他的小說改編成電影最適合不過。在《兒子的大玩偶》電影中，他就運用了三國四種語言，而且非常恰當。黃春明是個才智很高的作家，他無論做什麼，不但衝勁十足，腦筋也快，當年讀師範實在並不適合他，他不能乖乖地做一輩子好老師。他能寫會畫，設計方面也有兩手。當年他當兵回來曾在中廣宜蘭臺主持一個臺語的《雞鳴早看天》的晨間節目，好像中廣的《早晨的公園》一樣，聽衆非常多。前幾年他給“愛迪達”做企畫設計，讓“愛迪達”人人皆知，實出於黃春明之“腦”。大家也都知道他開創了拍攝紀錄片的新境界，像《大甲媽祖回孃家》等等。
這位當年從宜蘭街上出發的少年，終於更走進了他所喜愛的電影製作，在《兒子的大玩偶》以後，還有《看海的日子》、《兩個油漆匠》等，並且由他自己改編劇本，甚至也許要自導了。
四十多歲了，正是人生渾圓成熟衝勁最高的時候，黃春明是有許多事情想做的，但是他曾說過：“我畢竟是個寫小說的，有很多事情，我常常想拿小說來解決。”寄語春明，可別忘了這句話啊！讀者也還是很重要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