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薛先生的錢，她的裝扮與往常大不相同了。從前她四季的衣服加起來也只裝得滿一隻小皮箱，因爲樣樣都要最好的，而她的收入卻有限。她歸來後，沒過多久就去老首長的儲物室裡弄來一對巨大的楠木衣櫃，她清簡的臥室一下子變得擁擠而煩瑣了；鞋子在架子上擺不完，裝在盒子裡堆成一座山。她並不常出現在夢會所，然而她每次出場，風頭都蓋過所有女孩，也蓋過從前的她。她終日跳舞，彷彿精力無限；她縱情豪賭，彷彿富可敵國。那些熱衷於在舞會上交換名片、結交人脈的人常常好奇地打聽：
“陳白露是什麼來頭？”
“她來自哪裡？”
“她靠什麼生活？”
“她的父親是誰？”
有人甚至在自己儲備的權貴名單裡搜索陳姓的人。
被問到的人要麼不知情，知情的都是一路見證她劫後餘生的，誰忍心把血淋淋的故事講一遍？被問得急了，最後說：“交際花吧。”
她一轉身，變成了真正的交際花。
~6~
薛先生是一箇中年人，平頭，個子很高，戴一副眼鏡，但不是讀書人。他沒有讀過大學，他的同齡人讀大學的時候，他在剛剛開放的深圳炒樓，後來炒到海南，在海南樓市泡沫破裂之前撤資北上，在北京房市如火如荼的時候，他卻轉頭做海運。海運在二十年前就被看作夕陽產業，他算是逆流而上。
我身邊圍繞着太多靠父母蔭庇的人，因此比普通人更加敬畏白手起家的勇士。陳白露帶我見薛先生那天，我極其鄭重地找出畢業論文答辯時穿的衣服—一件沒有腰身的西服套裝，這使我走進餐廳的時候活像一個陪老闆見客戶的小秘書，在陳白露身後黯然失色。
我看着她撥開扣着羊絨披肩的金色別針，露出雪白豐腴的後背；細長的手指玩弄着刻着她名字縮寫的鉑金制剪刀，等着薛先生遞雪茄給她；我知道那個光彩照人的陳白露已經回來了，這一次她不再像從前那樣需要我，她不再需要我替她監督小時工打掃房間，也不會在半夜把頭埋在我的胸前痛哭了。
這不是一次單獨的會面，在場的有很多人，也許是薛先生的朋友，也許是工作夥伴，陳白露對我解釋說，他很忙，沒有時間單獨請我，我笑笑表示理解，其實我心裡清楚：對商人來說，時間就是成本，所謂“沒有時間”，真實的含義是“你不能回報我爲你投入的時間”。以前也有許多商人願意投入許多頓飯的時間在我身上，那是因爲我的父母，一旦我的父母不在此位，或者他們強大到無須我父母提供資源，就像薛先生這樣，我就倏地由衆人捧在手心的星星變成毫不顯眼的隕石，穿着可憐的西服套裝，坐在長餐桌的一角。
每個男士身邊都帶着風采和陳白露不相上下的女孩，我的四周衣香鬢影。陳白露向薛先生介紹過我，薛先生臉上帶着罐頭式的微笑，同我握手、問我的年齡和籍貫，可他的眼神壓根沒有聚焦到我的臉上。
“我父母是廣州人，我在北京長大。”我說。
“廣州很好。”他微笑着說完這一句，就轉頭同另一個人講話了。
一切都是走個過場。
那就埋頭大吃。
我放了心，陳白露有了永遠刷不爆的卡和足夠她幾年內使用的人脈。
我該消失了。
“我要搬走了。”她突然說。
我一驚：“搬到哪兒？”
“你這大驚小怪的毛病什麼時候才改得掉？”她白了我一眼，“從東三環搬到東四環。”
“爲什麼要搬家？你剛剛搬回來呀。”
“這麼小的房子，怎麼住？”
“小麼？我覺得一個人住足夠了。何況你精心佈置了好幾年—”
“你喜歡你去住。”
“等我無家可歸了一定去。”
“是不是？你也知道有大房子就不住小的。”
“你是要搬去和薛先生同居嗎？”
“不是，是他送給我的房子，我名下的。”
收到男朋友贈予的禮物，無論輕重，總該是開心的，然而陳白露說這句話的時候，卻帶着憂鬱和憤恨的表情。我想問個清楚，但不能在這種場合。
但我最終沒有機會問出口。第二天，我就同妙妙去南京出差，十天後回來，陳白露已經搬到了棕櫚泉頂層的一套複式。這還是楊寬告訴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