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中陳白露總是缺錢，永遠在缺錢。現在我回想起來，能在記憶中搜尋出很多個她眉頭緊鎖的片段，有時候坐在那把孔雀椅上，有時候蹲在書房裡的大花盆前，有時候盤腿坐在我家的地板上、手裡捏着茶杯什麼的，問她“發什麼愣呢？”她就心不在焉地點點頭，不是回答我，而是跟自己說：“去哪兒弄筆錢呢。”
她的爸爸媽媽一開始是給她生活費的，每個月六百元，在2006年物價還算平穩的北京，這差不多是學生的平均消費水平，但對於陳白露來說是遠遠不夠的，想想她的MaxMara和ElieSaab、全套雙立人廚具和Artemide組燈，它們與這蕭條破舊的小區格格不入，但又的確由真金白銀換來，六百元於她的生活來說，連杯水車薪都算不上，還要聽她爸爸媽媽的嘮叨，說如果她肯屈尊住宿舍，現在就有房租收入了，不僅夠她零用，還能貼補家裡。所以到了大一下半年，她跟父母說好，把這點兒可憐的生活費也省掉了。
她的生活來源是站展會和做家教，一開始沒什麼名氣，賺錢很少。
但是她做得很認真，要露大腿就認真露，要講課就一絲不苟。她給美術生補習英語，後來她帶的學生考上央美，學生又把她介紹給畫室的師弟師妹，再加上做些翻譯和剪些廣告片，反正七七八八加起來，能夠支撐她自己的生活—事實上我估算過她當時的收入，完全抵得上一個白領，而白領是供房之餘還有存款的，她卻因爲保持着幼年遺留下的奢侈的生活習慣，常常身無分文。
這並不是誇張，是真正的身無分文。陳白露的家在朝陽區，學校在海淀，往返一次並不太方便，如果一大早有課，她前一天會在宿舍過夜。
某個學期她在宿舍過夜的這天我也剛好晚上有課，這天我們會一起去食堂吃晚飯。
有一次，我在食堂門外的報刊亭等她，她笑嘻嘻地走來，手裡握着一隻有蓮花紋浮雕的天青色茶壺。我很愛茶具，立刻奪過來想看壺底的印章，壺是溫熱的，茶已經泡好了。
我打開蓋子，澄明透亮，是金駿眉。那隻蓋子做得很精巧，頂上的柄是一隻貔貅的頭，嘴巴朝天張着，貔貅頭又是可以擰下來的，蓋子中空，可以做小香爐。底下泡着熱茶，上面香菸從貔貅口中吐出，我覺得十分有趣，問她能不能把這隻小壺送給我，或者告訴我從哪裡淘換得到。
“我從瀋陽老家帶來的，只有這一隻。我幫你問問我爸它是從哪兒來的，不過你不要抱什麼希望，年頭太久，他不一定記得清。”
既然是孤品，我就不好強行奪過來，但我的心全撲在這精巧的小玩意兒上了，一路握着不肯撒手。我有收集這些東西的癖好，況且從小到大，凡我看上的東西沒有得不到的，這隻小壺在後來長達幾年的時間裡一直是我的心病，直到有一天陳白露正式把它送給我—但我那時候已經無暇爲得到它而高興了。
那天我照例點了煲仔飯，但陳白露只點了一碗米飯，然後笑嘻嘻地把茶澆在米飯上。
“你要減肥？”
“沒有錢啦。”她笑着說。
我記得一份滷肉飯是八元還是十元。“怎麼至於？”
“就是至於啊。”她用勺子咔嗒咔嗒地戳着食堂裡的劣質秈米，澄明透亮的金駿眉慢慢滲下去。“我得弄點兒錢。”她邊吃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