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下午四點鐘，我們說天氣不好，勸他不要走，但他說開得快一點兒，能趕在雨下起來之前回到北京。”
然後陳白露的面色霎時變得慘白。
“白露！”我眼看她要暈倒，衝到病牀前。她重重地倒在我身上，前額的碎髮立刻被虛汗浸溼了。
“你別胡思亂想，哪裡有電話打不通就往壞處想的？”我勸她，但我自己也慌了。
我和楊寬四處打電話，給交通局、給公安局、給武警大隊，動用我們認識的所有人尋找薛先生的下落。按照時間推算，雨下起來的時候薛先生正在京津高速上，而鋪天蓋地的新聞都顯示着，這條高速嚴重積水，
汽車像火柴盒一樣漂浮在水面上，有的只露着一個車頂，有的漂到了遠處的田地上，遠看如同汪洋大海。人們手拉手站在大巴車的車頂。
我們沒敢把這恐怖的圖片拿給陳白露看。
而這時我和楊寬才發現，我們自恃了二十幾年的所謂權勢，在危難關頭根本沒有用。一條高速路有幾百公里長，被積水沒過車頂的汽車有成千上萬輛，除非動用衛星—只怕衛星也無能爲力！
我和楊寬把兩個手機打到沒電，癱坐在椅子上。
陳白露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上的白熾燈，然後她用顫抖的聲音說：“找陳言。”
“誰？”我和楊寬都嚇了一跳。
“陳言。他不是用外交部找過我？”
我的眼淚涌出來。
我摸着她蓬亂的頭髮、她高燒消退後冰涼的額頭：“現在連外交部也使不上力氣了。”
她神經質地一笑：“連我都找得到，還能找不到別人？”
我不知該說什麼。
筋疲力竭的楊寬握住她因爲打點滴而高高腫起的手。“白露，現在只能等。”
“等？”她擡起頭，像是聽不懂這個字似的。
“聽天命。”楊寬說。
這是多麼可怕的三個字啊。雨在後半夜停了，我們的恐懼卻沒有減少一分。房間裡悶熱得嚇人，我把窗子打開一條縫，外面劫後餘生的新鮮空氣一股腦兒涌進來，帶着些微的泥土腥味。我清醒地一凜。
我扶着虛弱的陳白露站在窗前，院子裡那棵被風攔腰吹斷的樹死狀慘烈，枝丫摔得到處都是，一隻巨大的烏鴉在樹幹上蹦跳着，在路燈下留下貪婪的陰影。
“天哪。如果他死了怎麼辦？”陳白露驚恐地說。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轉頭看向楊寬求助，但楊寬只是沉默着搖了搖頭。
“他死了我怎麼辦？”她像怕我們沒有聽清楚似的，又重複了一遍。
我見過陳白露經過無數困難和險境，她從來不問“怎麼辦”，她總是知道怎麼辦。
“等天亮。”我無力地說。
楊寬從護士的值班室拿了一副撲克牌回來，他帥氣地洗着牌，問陳白露：“你不是德撲高手嗎？用棉籤當籌碼，好不好？”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包醫用棉籤，“順來的。”
我們在雪白的被單上玩着牌，我和楊寬小心翼翼地交換着眼色，故意賣破綻給她。我們讓她贏了點兒小錢，爲了不使遊戲太無聊，又認真地贏回了一點兒。再後來，不管我們怎麼有意地讓着她，她還是輸光了。
天亮了，萬里無雲，晴好得彷彿昨天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鋪天蓋地的新聞，雨中死亡數人，失蹤無數，郊區受災嚴重。我們不能再瞞陳白露，她握着手機，每看一條，臉色就更白一分，等她把所有的圖片都看完，神色反而鎮定了。
她緊抿着嘴脣看着窗外被洗得一塵不染的樹葉，臉上帶着大病未愈的蠟黃。
“白露？”我輕輕抱着她的肩膀。
“要是他沒事，我以後脾氣會好些。”她輕聲說。“要是他死了，你同我去他家，我要保險櫃和書房裡那幾張畫。”
“白露！”我喊出來，“你在想什麼？”
“你少指責我。股權、房產沒有我的，我能動的只有這些了。”
“薛先生待你不薄。”
“我也沒有辜負他呀！但是道義是對活人講的，如果你覺得我這樣算過分的話—”她瞪大布滿血絲的眼睛，間或一陣咳嗽。我看着疲態和狠毒同時匯聚在我熟悉的那張臉上，那張臉上曾經帶着純美羞澀的笑容，在老首長的沙發上，對我說“我叫陳白露”……又想起秘書翻着白眼說“喂不熟的白眼狼”。我感到不寒而慄。
我轉身走出病房，毫不猶豫。楊寬在後面喊我的名字，我沒有理他。
謝天謝地，我走後不久，薛先生就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