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過了一個月，她興沖沖地給我打電話：“去不去國大看《紅樓夢》？”
那是2008年夏天，上海越劇院到國家大劇院演出新版的《紅樓夢》，主演是我們倆都很喜歡的錢惠麗和單仰萍。我說：“好，我去買票。”
她很得意：“我已經買好了，兩張。”
“我不坐二等座。”
“一等座，‘哭靈’的時候連眼淚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有錢了？”
“翻譯了一部片子，順手把字幕做了，一共四千。”
我一算，兩張國大一等票，差不多就是四千了。一場戲都看掉？前幾天吃茶泡飯的是不是她？
“你節省一點兒吧。”
“省它幹嗎？”她很詫異。
“你留一筆積蓄，就當救急用，以後再窘迫也不至於吃茶泡飯。”
“留什麼積蓄，我就是積蓄。”她乾脆地說，“我腦子在，手在。”
“總會有意外啊！”
“富貴在天，”她說，“死生有命—你煩不煩？”
那年是2008年，我和陳白露剛好二十歲。
讓我理一理思路，在陳白露和陳言相遇之前，還有什麼是我沒有講到的？
說一說首飾吧。
從廣州回到北京的時候，我媽給了我一隻保險箱，裡面是足夠我在各種場合佩戴的珠寶：金銀纏絲的多層大項鍊、極細的鑲着米粒小鑽石的鎖骨鏈、各式胸針和絲巾別針、刻着我媽媽名字的緬玉手鐲和紅寶石戒指，還有成把的髮簪，我把它們都還給我媽，說我對這些華而不實的東西沒有興趣—但是我又想留下一條穿着一顆珍珠的銀色項鍊，它裝在一個小布袋裡，設計簡單，光色柔和，很戴得出去。
“咦？這條怎麼在這個盒子裡？它不值錢。”
我用指甲颳着那顆珍珠，這是我唯一知道的檢驗真假的辦法：“是假的？”
“真倒是真的，只不過不是什麼好的。”
“我根本分不出好壞，只要是真的就好。”我捻着指尖刮下來的一點兒白色粉末。
“傻孩子，那是你見好東西見得少，見得多了，自然就分得出好壞。”
結果是，我連那條看中的珍珠項鍊也從來沒有戴過。
人體已經足夠天然和美，無須珍珠和鑽石的裝點；或者，如果人體是醜的，通體貼上金箔也是尊醜佛。
所以何必呢。
但陳白露不這麼想。
我和陳白露成爲好朋友後，有一天，我打開保險櫃給她看，並且說，她可以隨便取用。
她一眼看中一條鑽石項鍊，鑽石有六克拉重，吊在鉑金蛇骨鏈子上。
鑽石太大，而鏈子極細，拎在手裡沉甸甸地下垂着，彷彿隨時會斷掉。
這搭配雖然不安全，可是十分好看，纖細和炫目搭在一起，使人覺得驚心動魄。
“這不是一套吧？”陳白露細細地撫摸過鏈子，把橢圓的鑽石握在手心裡。
“是我自己搭配的。石頭是裸石，外邊的環是我在銀鋪定做的。”
“該配個粗一點兒的鏈子。”她拿起另一條粗一些的鉑金絞絲鏈，放在手裡比了比，皺着眉頭說：“這條倒是不會斷掉，但是太難看。”
“難看？哼，你未必見過這麼難看的東西。”
還沒有等陳白露做出反應，我就從她手裡把項鍊奪了過來，她始料未及，蜷起的手指勾住了纖細的蛇骨鏈，我們同時聽到一聲金屬的斷裂聲—鏈子斷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