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怎麼可能不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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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洗了澡，煮了湯圓吃，酒也醒了。陳言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漫無目的地換着臺。
看時間已經過了午夜。
“不回家？”我問。
他搖搖頭。
“回去吧，陳白露一個人在家會害怕—你別看她嘴上逞強，她一個人住的時候，廊燈從來不敢關。”
“她在工作。”
“做什麼？”我想起，我已經好幾天沒有和陳白露聯繫了。
情況倒不算複雜，是陳白露拿到了一批廣告片的剪輯工作，外包給一間工作室，她在工作室監工，已經三天沒回家了。
“又能幹又賢惠的女朋友，哪裡找第二個。”
“再也找不到哇—”他苦笑着往後一靠。“只是她有點兒—我說不清。”
“太完美了？”我諷刺他。
“完美。”他繼續苦笑：“一個完美的資本家。”
陳言在我家看了一個通宵的電影，我們吃了兩包微波爆米花，點了一桶炸雞，喝了淡啤酒。我們吃着喝着，吹着牛，全都假裝那場大哭和沉默是不曾發生過的事。
第二天一早，我已經疲憊不堪，但我決定撐過這個白天。如果我在白天睡覺，那麼等待我的，又將是清醒又漫長的冬夜。
“我們去看陳白露吧！”我拉伸着僵硬的脊背，努力讓自己看上去活潑又快樂。
陳言答應了。我們在路上見到賣糖油餅的小攤，陳白露最愛吃的，買兩隻帶上。乾燥、無風的清晨，寒冷像短小而薄的匕首，一把把從圍巾的縫隙、從袖口、從帽檐插進來，讓人無處躲避。
陳白露工作的地方在百子灣。傳說呢，在百子灣扔下一顆炸彈，北京傳媒業就會癱瘓。這裡有幾百家和傳媒相關的工作室，晝夜開工，永遠生機勃勃。
我縮着脖子走出電梯，跟着陳言走進其中一間，被撲面的熱浪嚇得一怔。
一百平米的房間裡，至少三十臺電腦在工作着，每一臺面前都坐了一個戴大眼鏡的瘦男孩，陳白露坐在窗前的單人沙發上，兩腿張開，目光炯炯，像個彪悍的武夫。臉上掛着兩團大大的黑眼圈，皮膚灰暗無光。
我把糖油餅給她，她接過就咬，沒有道謝。
陳言問：“今天回家嗎？”
“還有三天。”
我驚：“你一週都吃住在這裡？”
陳白露還沒說話，一個男孩搖搖晃晃地站起來：“陳姐，我一天一夜沒睡了，我想—”
這可憐的男孩連高聲說話也不敢—也許是不能，他的臉上浮着一層菜色。
“你叫她陳姐？你多大？”我忍不住問。從來沒有人這樣稱呼過陳白露，我覺得新奇，彷彿她是60年代的紡織工廠裡戴着白套袖的女領班。
“我是91年的。”男孩說。
小我們三歲。現在十八歲的孩子讀箇中專，也出來謀生了。
“誰不是一天一夜沒睡？”陳白露挑起眉毛。
“我，我集中不了精神—”
陳白露起身開了冰箱，拿出兩罐紅牛，咚的一聲放在男孩的電腦前。
我和陳言對視一眼。
那男孩默默地坐下了，易拉罐開啓的聲音像一聲小小的爆破，在機器運轉的聲音裡一閃而過。我剛要開口，陳言朝我搖搖頭。
我閉了嘴。
我們走的時候，陳白露起身送我們到電梯間。
一出工作室的門，陳言就把眉頭擰成了一團。
“十八歲的小孩不能這麼用。陳白露。”陳言說。
“應該怎樣？吹着海風，曬着太陽，我在旁邊給他們榨果汁，杯子上再插一把小陽傘？”她越疲憊越顯出一臉刻薄相。
“八小時工作制是有法律規定的……”
陳白露立刻笑了：“你真是沒出去工作過。少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