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家有一個很棒的廚師，姓付，粵菜和北方菜系都做得很好，能一手做桂花炒瑤柱一手做宮保雞丁，長了廣東胃的我爸媽和長了北京胃的我對他都很滿意。我家搬到廣州後，付師傅也要跟去，但我爸爸媽媽一方面決意生活得低調節儉些，另一方面覺得他應該有更好的前途，於是我爸爸推薦他去了一家高級餐廳。他手藝好，人又聰明，很快有了些名氣，我們在廣州的時候，常在電視上看到他擔任烹飪比賽的評委。
付師傅的女兒大學畢業後去廣州工作，是我媽媽幫她解決的戶口，付師傅一家人視我父母如恩人，大學四年裡每次我在家裡開party，他都親自來掌勺。
但我對這種報恩的方法並不感激。我希望朋友們在一起開心地聚會，吃什麼並不重要—點一些外薩，超市裡拖兩箱啤酒，只要音樂夠合心，朋友夠知心，就足夠了。可是付師傅像一隻熱情的蛾子，不管不顧地往上撲。如果我拒絕，他就像影帝一樣三秒鐘之內雙目含淚，臉漲得通紅，拉着我的手說：“沒有先生提攜就沒有我今天！”
太肉麻了。
我心裡想，那你就快點兒去做事業啊，快去上電視點評節目、收徒弟、出養生書，跟我磨嘰什麼呀。
可是我很害怕和他講話。他的臉總是颳得很光，有時候還刮破了皮，露出觸目驚心的紅肉；他的精神總是很亢奮，情緒又容易激動（我懷疑他有甲亢），臉上混合着精於世故和隨時準備提名“感動中國”的天真，不知道爲什麼，他總讓我想起清代的太監。
我不喜歡過於熱心的人，尤其這熱心裡還帶着奴顏婢膝的感覺。我希望人和人之間是平等和互相尊重的，而不是像付師傅這樣，永遠感激涕零，永遠熱淚盈眶，永遠在報恩，這有意放低的姿態令我心生戒備，好像《鹿鼎記》裡的海公公，隨時能從老瞎子變成武林高手，冷不丁給你一招什麼的。
我也不是無緣無故地詆譭他。我爸爸媽媽遠在廣州，我年齡又小，也許他因此覺得我糊塗好矇騙？反正每次他幫我張羅完聚會，我一定要他把花費都列出來好照數給他；他推辭一番，然後交給我一個單子，從葷素蛋奶到油鹽醬醋都一一羅列，看似誠實透明，但每一樣都有水分—一萬元的花膠和三千元的花膠我吃不出區別？可笑。
可我從來不揭穿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花錢買清淨。
但他報假賬的事使我對他有了提防—雖然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提防—除了廚房，我不想在任何地方見到他。因此在我的生日聚會上，他頻繁地穿梭在客廳和臥室裡，又是倒水，又是捧茶，旁聽我們聊天，有時候還接話茬，這使我很心煩。他那顆光溜睿智的大腦門每在我面前出現一次，都彷彿在提醒我他黑了我多少錢。
我不在乎錢，但不喜歡別人以爲我是個傻到家的二世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