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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觀”、“觀自”，達到“觀自在”。或者換言之，能夠達到“觀自在”的，都是菩薩。《心經》開頭前五個字，是“觀自在菩薩”。它並非專指觀世音菩薩，而是指所有願意做自我的旁觀者，既體會到自我的存在，又不執着於自我的人。
如今卻說張慧能。在駝城的長城礦業公司出任財務總監本來就是一個閒職，甚至一度在股東之間的殘酷鬥爭中蛻變爲“虛職”。但張慧能沒有絲毫的失落感，他十分珍惜這難得的空閒時間。他不僅遍訪了駝城的歷史文化遺蹟，而且還深入窮鄉僻壤採風，沉浸在駝城黃土高原信天游文明的搜尋和探索中。不光如此，張慧能還用了一個月時間朝拜了中國四大佛教名山。在雄渾的五臺山，他開悟了文殊菩薩的大智；在險峻的九華山，他聆聽着地藏菩薩的大願；在毓秀的峨眉山，他實踐了普賢菩薩的大行；在海天佛國普陀山，他吸納了觀音菩薩的大悲。在婆娑世界，在大乘佛教的佛剎中，文殊菩薩和普賢菩薩並列爲釋迦牟尼的兩大脅侍。文殊菩薩駕獅子侍奉在釋尊的左側，普賢菩薩則乘白象侍奉在釋尊的右側。文殊象徵智、慧、證三德，普賢則彰顯理、定、行三德。而在修行上，文殊重在一切般若，普賢重在一切三昧。這兩位菩薩德行的配合，象徵這大乘精神最究竟的完成。而觀世音菩薩在亞洲的大乘佛教信仰圈最爲人熟知。觀音菩薩以慈悲救濟衆生爲本願，並示現“三十三身”或“三十三觀音”的形象，爲衆生現身說法。地藏菩薩自從發心修行以來，已過無量數劫。其智慧、功德早已與佛相同，按理說早就成佛了。由於他發的本願在度一切衆生，所謂“地獄未空，誓不成佛”。所以，在衆生尚未完全解脫之前，絕不成佛……這一路的朝拜和修行，張慧能深深體會到，我們的生命是無常的，有生、老、病、死；世界是幻滅的，有成、住、壞、空；萬物是流轉的，有生、住、異、滅。在這個世界上，任你有傾國傾城的容顏，任你有如花似玉的年華，任你有經天緯地的才能，任你有如日中天的名氣，任你有炙手可熱的權勢，任你有富可敵國的財富……到頭來，所有的繁華和奢華，都不過是一場舊夢，一掬殘沙。誠如《金剛經》所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明白了這一點，張慧能有一種大悟大徹的快感，用釋迦佛的術語描述就是“法喜”和“禪悅”。過去的無法留戀，將來的無法把握，諸行無常。活在當下吧！珍惜眼前的每一刻，善待每一刻，分享每一刻，或許纔是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
先是錢進一個電話，打斷了張慧能優哉遊哉的旅行。錢進告訴他自己和趙總這邊與張登高和解了，諒解備忘錄已籤。雙方繼續做長城煤業公司赴美國IPO的工作，讓張慧能馬上趕到駝城的合資公司上班，最好和張總打個照面，看看他有沒有什麼特別要交代的事情。張慧能答應明天就趕到駝城，順便在西安拜見張登高董事長。要說張慧能確實心裡有點愧疚，因爲差不多在這一年的時間裡，公司發生太多變故，自己沒怎麼參與，也沒怎麼上班。始終是個旁觀者。當然工資卻照領不誤。
也許是都姓張的緣故，抑或是張登高與錢進、趙牧之剛剛和解，心情爽快的原因，總之張登高對張慧能很是熱情，那神情好像是遇到失散多年的親人。張總話也特多，話題特雜，張慧能在受寵若驚的同時，也感覺稍稍有些不自在。
張登高頗感興趣地詢問到張慧能的專業，他問道：“你是喝洋墨水的人，怎麼想到跑大老遠學了個人類學專業。它究竟是研究什麼？有什麼用處呢？”張慧能思忖片刻，回答道：“人類學就是從生物學和文化學的角度去研究人類的本質。從大的方面分類，就有以研究人體形態、遺傳和生理現象爲主體的自然人類學；有以研究風俗、文化和語言爲主體的文化人類學；還有以研究史前的人體和文化爲主體的史前人類學。至於說到用處，你知道，社會科學是基礎學科，沒有直接用處，如果非要扯上一點用處的話，那就是善於跟別人聊天和溝通。”張登高笑着說：“這就足夠了。你想想看，有了跟別人聊天和溝通的能力，你就能成就一番大事，並且具備了領袖才能啊。說到這兒，我倒是想問問你，你不是研究人的嗎？你說說看，咱合資公司的股東王建國、李海峰、高舉、你姐夫錢進，還有趙牧之，他們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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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慧能謙虛地說，說研究談不上，但是畢竟和他們打過交道，自然對他們的爲人和做派有個大概的認識，對他們的品質和德行有一些近距離的瞭解。張總既然願意探討，我就不揣淺陋，權且拋磚引玉好了。在我看來，高舉、王建國、李海峰與錢進、趙牧之的分野和區別是生意人和商人的分野和區別。先說生意人。什麼是生意人？生意人就是不遵守基本原則，唯利是圖，有錢就賺的人；而商人呢，就是遵守基本原則，在賺錢時有所爲有所不爲的人。生意人只在乎自己的收益，爲了個體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擇手段。他們認爲既然政策、法律體系給予他們斂財的機會，他們就常常打着政策和法律的幌子，甚至鑽政策和法律的空子肆意斂財。賺錢是他們的唯一目的，也是永無休止的目的。就好像是錢包的鼓脹是他們唯一的興奮點，而肆無忌憚地揮霍錢財成爲他們無聊生活的調劑。爲了賺錢，他們可以不顧是非，不問事實，不講倫理道德和公序良俗；他們可以不管社會輿論，不在乎大衆評說，不考慮社會責任，對於他們，手段會不知不覺地成爲目的，而目的也會應時地成爲手段。
你就說高舉吧，他父親在羣英煤礦因病早逝，他高中畢業後頂父親的職進了這個國營煤礦。那時的煤價也就三四十塊錢一噸吧，根本沒錢可賺。高舉進礦上因個頭小，先是被安排當倉庫保管員，後來又做了出納，那時礦長根本沒人幹，是個苦差事不說，收入甚至還沒有礦工高。高舉偏偏陰差陽錯地被上邊領導指名道姓推了出來，當上這個礦長。一年後，算他運氣好。羣英煤礦被古城區挑出來搞國企改制試點，搞中外合資。在改制過程中，尤其是與A貨港商王建國、李海峰的交談中，高舉似乎聞到賺錢、發財的機會。他先是配合王建國夫妻倆糊弄區政府的相關領導，隱瞞王建國、李海峰假外商的身份；接着在中方持股中又以代持領導股份爲由，巧妙取得中方股份份額中51%的股份。當然，這一部分的確有30餘位領導的股份，但高舉本人至少擁有其中一半。高舉在整個合資公司運營的這幾年裡，像一根牆頭草，始終沒有自己的立場和原則，只有實實在在的利益。當他得知王建國、李海峰夫妻沒錢時，他就毫不猶豫地投向錢進、趙牧之的懷抱。按說王建國、李海峰通過檢察院把他關進看守所期間，趙牧之四處託關係救他出來，對他是有恩的。沒想到他一出來就又上了王建國、李海峰這兩位昔日仇人的賊船。全是因爲王建國給他吐露了那個“石破天驚”的關於那個歷史遺留問題的秘密，並承諾與他三七分成。在這個巨大的利益誘惑下，他認賊作父，忘恩負義，借給王建國、李海峰1300多萬元現金，而當時這筆錢的直接後果便是讓自己的仇人打敗自己的恩人（當時錢進、趙牧之正在跟王建國、李海峰開闢了香港、內地兩個官司的“戰場”。眼看王建國他們已彈盡糧絕，馬上就要束手就擒，高舉給他們及時提供了“彈藥”。而且是挪用的合資公司資金。）。而隨着時間的推移，王建國、李海峰給高舉畫的那個餅似乎越來越沒有指望，高舉的天平又一次發生傾斜。接下來煤礦的“透水事故”和“鉅額賬單報銷事件”又使得高舉和王建國、李海峰的矛盾達到白熱化，所以“5·20”血案就不可避免。
按說王建國、李海峰因策劃“5·20”血案被關進看守所，故意傷害罪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量刑的話至少要判2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就在這關鍵的時候，高舉又一次被金錢擊中。用800萬的賠款出賣了自己的靈魂。
你當時也積極做工作，據說這個800萬還是你拿出來的。後來……
張登高打斷張慧能的思路。他說：“後來的事我全程參與了，你就不用說了。沒準兒我比你還清楚呢。那王建國、李海峰呢，他倆爲什麼也只夠格稱生意人呢？”張慧能接着說道——
王建國、李海峰是半路夫妻。他倆在海南從邂逅到結婚更像是做了一場買賣。一個剛死老婆，又被炒了魷魚的中年男人正迷茫着呢，遇上一個錯過花期、待字閨中的老姑娘。兩人相逢在天涯海角，那種氛圍，這種“買賣”自然容易成交。駝城這個項目，兩人除了啓動資金200萬，幾乎玩的是“空手道”。先是招商引資引來錢進、趙牧之這個二人組合。錢進將合同文本輕輕改動加了兩個字，“投入”變成“融資投入”，實爲小聰明使然，沒想到深深刺激了王建國、李海峰的神經，紮紮實實給他倆上了一課，從此也就埋下未來所有矛盾和鬥爭的禍根。而王建國、李海峰爲了達到自己的目的，爭取利益的最大化——他倆先是過河拆橋，趕走合作伙伴錢進和趙牧之；眼看高舉不聽話，還跟着錢進、趙牧之聯合起來反對自己。王建國、李海峰不惜動用國家機器來教訓高舉；當高舉和我拒絕給他倆的“天價賬單”報賬時，他倆居然花錢僱人砍倒了我和高舉。後來即便在看守所，王建國、李海峰也絲毫沒有對自己的行爲賠罪過，甚至懺悔過。你買了他們的股權，把他倆救出來，他倆出來後，馬上就變臉。說什麼在駝城投資受到當地人的栽贓陷害和敲詐勒索等等，而且反戈一擊，檢舉揭發高舉挪用、侵佔資金，並將高舉抓進了牢房。你說他們哪有什麼原則？哪有底線？倫理道德和公序良俗對他們而言連個屁都不是。
張登高點頭稱是。是啊，張慧能全程參與了駝城長城煤業這個合資公司的運營，並近距離得以和公司的主要領導層以及股東接觸。所不同的是他始終又是一個旁觀者，冷靜而又理性，他自然就看得清清楚楚。張登高有點後悔，怎麼沒有更早地和張慧能做這樣的促膝長談呢？也許當初是礙於他是錢進的小舅子，等於就是錢進的耳目。而我正在和王建國、李海峰進行股權交易，並把錢進、趙牧之作爲假想的敵人，未來競爭的對手，所以對張慧能就自然不感冒，而且還故意冷落之，對他設防……張登高擡頭看着張慧能，大有相見恨晚的遺憾和喟嘆，他說：“你留學海外，看問題通透、精闢。那你說說看，爲什麼你姐夫錢進和趙牧之是商人而不是生意人呢？他們與高舉、王建國、李海峰有什麼區別呢？他們難道不是一丘之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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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慧能說，商人是一個比較理性的羣體，他們固守自己的基本原則。他們雖然也有利益最大化的傾向，但他們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前方。他們不會爲暫時的利益而違背自己的準則；不會爲局部的利益而不顧倫理道德和公序良俗；不會爲一時的興致而無端揮霍錢財；不會不考慮民衆的情緒和社會的評價。他們很在乎個人甚至企業的影響力，所以不失時機地會利用捐助、資助和撫助作秀一番。他們認爲在政策和法律許可的範圍內通過正當的方式獲利是無可厚非的事情，也沒有必要肩負似有似無的社會責任。對於他們，手段是手段，但目的有時也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