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峰應該說早已料到高舉會對這些問題發難，她只需將腹稿轉換成語言就成了。她慢條斯理地說：“你肯定是中了張登高的奸計！沒錯，那封信是我倆寫的，當時的情況你最清楚不過了，爲了給你賠償800萬，我倆只有賣股權來籌款這自古華山一條路了。而當時能痛痛快快拿出800萬的人並不多，因爲拿出這筆錢是有風險的。所以我倆商量着，認識的人中只有張登高最合適。我倆被關在裡面，沒有別的選擇。”高英接過話題：“明明是你倆主動賣股權給張登高的，怎麼經你倆的加工，變成是張登高強迫你倆賣的呢？還包括我們的股權。”李海峰說：“表面看起來是這樣，可張登高就抓住了這個趁火打劫的機會，拼命壓低我們的價格，逼着我倆打對摺出讓，這還不算強迫？當然也包括你們的價格。”高舉感覺李海峰在狡辯，玩偷換概念的把戲，她還是沒說清楚裡面的貓膩。高舉此時就已經掌握的情況而言已經無法接近事實真相，高舉使詐說：“張登高明明告訴我，你倆開出的價格，他根本沒還價。還有，你倆當時的成交條件就是聯手把我抓起來，然後逼着我低價轉讓股權，最後還要逼錢進、趙牧之出局，達到所謂‘一統天下’的目的。所以李海峰你就寫下舉報信，張登高找省公安廳的領導批示，你們合謀把我抓進去，讓我在監所待了整整一年，還他媽的戴着‘判三緩五’的帽子出來……”
高舉的詐術果然生效。沉默良久，王建國說：“既然你已經全都知道了，咱們也就坦然了，沒什麼好隱瞞的。是的，當時的環境和情景實在特殊，我倆爲了自保，不得不出此下策，拉着張登高當救命稻草。其結果是，犧牲了自己的利益，還拉你過來做了墊背的。說到這裡，我倆爲我們當時的行爲正式給你和你姐道歉。”王建國站起來深深地鞠了一躬，李海峰說：“事情都已經過去了，我們都是受害者。所以，我倆經過深思熟慮，決定拉你進來，共同起訴張登高，要求他補償我們的損失。同時，此舉也給我倆一個改正過錯、挽回你們損失的機會。現在我們又到了一條船上，爲了我們共同的利益，現在需要的是同舟共濟，齊心協力，希望你們姐弟倆能夠理解箇中的深意。”
高舉窮追猛打。他問道：“你倆發誓說可以出庭作證，證明張登高抓我進去，強迫我低價轉讓股權。你倆的證據是什麼？”王建國馬上接過話題答道：“證據有三：一是張登高讓我倆寫下舉報信，剩下的事情由他出面搞掂。包括立案、提供偵查線索、逮捕和提取公訴；二是你在深圳酒店打電話給張登高，說自己遭到公安的邊控，請求他想辦法救你時，他當時就在經偵大隊。所以你的航班號被他們掌握，你在回駝城的班機上一下飛機就被抓獲；三是就在你被提起公訴、面臨判刑的時候，張登高找他手下人放出風聲，說只要高舉轉讓股權，就可以不被判實刑而改判緩刑。這樣就可以重獲自由。”高英說：“當時我是聽到過一些風聲。記得我還當面質問過張登高。他一甩手，說讓我找別人幫忙去，他無能爲力。現在看來，他那是欲擒故縱啊！這麼說，他早已挖好了坑，只等我們自願跳下去啊。你看，這江湖多麼險惡。”高舉問王建國：“你能拿出其他證據嗎？光聽你一面之詞，口說無憑，法官會相信你？連我就不能完全相信。”
李海峰接着說，自己做駝城這個項目，別的沒學到什麼，跟錢進、趙牧之他們打了十幾個官司，倒是把自己熬成半個律師了。咱們聯手申請仲裁，我倆在合同中約定的管轄是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而你們合同約定的管轄是市仲裁委。因爲我和建國是外商身份，有涉外因素，所以只能這樣約定。我們可以申請併案處理，就選擇北京這家。仲裁跟法院審理案子不同，它有更多的民間性的特點，而且一裁定音。仲裁庭的三位仲裁員由雙方各指定一位，另一位由委員會委派。所以，仲裁的運作空間很大。至於證據問題，人證、證人證言就足夠了，根本不用其他證據。再說了，也確實找不到其他證據。現在申請仲裁是最好的時機，聽說張登高前不久跟錢進、趙牧之簽訂了什麼諒解備忘錄，他們繼續做那個在美國上市的IPO美夢，我們仲裁申請一旦被立案公告，他們那個“美國夢”就會灰飛煙滅，變成一個屁。
真相已經水落石出，高舉現在面臨着艱難的選擇：是伸手接過昔日仇人張登高伸過來的橄欖枝呢，還是跟另一個昔日仇人王建國、李海峰同仇敵愾、並肩作戰，申請仲裁，跟仇人張登高打一場官司呢？但從金錢上看，仲裁的最好結果是：可以向張登高索要5000萬補償或者乾脆拿回自己的股權；而加入永泰集團屬下的文化傳播公司，享有20%的股權，市值值200萬。選擇前者就意味着和張登高繼續結仇。而張登高作爲駝城首富，正處在上升勢頭，把他逼急了，他要是再一次使壞的話，可以分分鐘把我再抓進去，這輩子我可不想再進去遭罪了。選擇前者呢，看起來是一筆還不錯的買賣。別說拿回5000萬，就是拿回1000萬也值啊。而選擇後者呢，就要跟張登高密切合作了。名義上是做他的股東，實際上就是給他打工，從此被他牢牢地拴住。他張登高憑什麼白送我20%的股份？顯然是他這是在認錯，良心發現自己做了對不起我高舉的虧心事。可他是有身份的人呀，他又不願當面向我高舉低頭認錯，難以啓齒嘛。所以他就以送股的方式給我補償。一切都在不言中，最終斬斷我和王建國、李海峰的聯盟，讓他倆孤掌難鳴。即便提起仲裁也是敗訴的結果。這樣的策略一旦得逞的話，他張登高就不用補償王建國夫妻和我了，相當於賺了一億五千萬。爲了我高舉，張登高真是煞費苦心啊！
高舉接了個電話，然後起身拉着姐姐高英神秘離開酒店的房間。
李海峰抱怨王建國道：“就你嘴快。萬一高舉剛纔使詐呢，那我們不就上了大當。你根本沒必要承認，還站起來鞠個什麼躬道個什麼歉！這叫什麼事，哪像快60歲的人乾的事！記住，以後這種場合，選擇沉默的方式是最好的，沉默就是金。王建國爲自己剛纔的行爲辯解道：“承認與否還不是早晚的事，紙能包住火？再說了，我們認個錯，表示一下誠意，高舉就會選擇跟我們走。你要知道，沒有這張牌，我們扳倒張登高的可能性就很小了，這一點你比誰都清楚。”
高舉、高英進來了。原來高舉神秘兮兮地接的那個電話是他在駝城的法律顧問打來的。法律顧問明確告訴他有關仲裁的操作方式和注意事項。高舉選擇了一個在他看來兩全其美的絕招兒——腳踏兩隻船。那就是這邊和王建國、李海峰聯手提出仲裁申請；那邊接受張登高的邀請和善意，做他那間文化傳播公司的股東，給他張登高打工。高舉做出這種選擇也是迫不得已：張登高實力雄厚，又是駝城首富。他跟各級領導的關係都維持得很好，跟他作對，無異於自掘墳墓；而王建國、李海峰簡直就是惡魔，你要是招惹了他們，他們就會把你往死裡整。他倆從不講什麼感情，只講裸的利益。高舉爲什麼如此小心，都是因爲他戴的那頂“判三緩五”的帽子，這就是一道“緊箍咒”！因爲在此期間，只要抓住高舉新的犯罪證據，高舉就面臨二次收監，重新坐牢。而無論是張登高，還是王建國兩口子，他們都有能力輕易辦到。沒有證據，他們可以製造證據。所以，高舉在未來的5年的歲月裡，只能誠惶誠恐、如履薄冰地過日子。稍有造次或不慎，就會被收監。高舉只能自嘆命苦，這難道就是傳說中的報應？
法律顧問告訴他，因爲雙方在合同中約定了管轄權，他的仲裁申請很難與王建國、李海峰的案子併案合起來立案審理。所以高舉採用“騎驢看唱本”的策略，讓王建國、李海峰率先在北京提出仲裁申請，自己隨後跟進。而實際上呢，高舉按兵不動，靜待北京那邊的仲裁結果。如果王建國、李海峰贏了，自己立馬就在西安仲裁委提出申請，如法炮製；如果王建國他們輸了，自己則就認命了。後半生就跟着張登高打工得了，當然還是他下屬公司的小股東，也不算太差。
高舉從監所剛出來那會兒，整天無所事事，就窩在家裡看碟，他看過《潛伏》不下十幾遍，餘則成那句經典的臺詞提醒了他——“有一種失敗叫佔領，有一種勝利叫撤退”。我高舉如今落難江湖，暫時潛伏下來，以投降的姿態來求生存，隱忍苟活。一旦時機成熟，仇恨的種子生根發芽，我高舉就會舉起利劍，對張登高完成致命的一擊，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高舉對王建國、李海峰說，既然你倆當面承認錯誤，也給我們鞠躬道歉了，所以我們就接受你倆的誠意，不計前嫌，大家同心協力，共同向張登高追討本屬於我們的利益。不過，剛纔我諮詢了法律顧問，因爲我們在合同中約定仲裁的管轄地域不同，我們只能分頭申請仲裁。你倆趕緊在北京遞狀子，我就在西安這邊遞狀子。咱們同步進行，情報互通，資源共享。
真沒想到高舉答應得如此爽快，王建國、李海峰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以高英的眼光來看，似乎好久沒看見王建國、李海峰有這種笑容了。
8
接到高舉打來的電話，說願意歸順到他的帳下聽令，張登高心中一陣暗爽。他將雙腳蹺到桌子上，老闆椅調到半躺的位置，優哉遊哉地哼着信天游《趕牲靈》的旋律。而此時，他眼前卻突然蹊蹺地浮現出港產片《無間道》的一個鏡頭——吳鎮宇飾演的黑道大佬低下頭用粵語說出的那句永載史冊的話“出嚟行，無論做過D乜，預咗要還”。翻譯成普通話就是“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黑道大佬說完這句話，就被一槍斃命。角色死了，臺詞卻不朽。因爲他說出了這個現實世界的樸素真理。後來這句話又在網絡世界風靡一時，併成爲“三國殺”中司馬懿的口頭禪——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
可不是嗎，最近接二連三發生的事無不在證明着“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這則顛撲不破的因果定律。先是前妻發難，直接上門索債，張口就要5000萬。誰讓咱虧欠她孃兒倆那麼多呢？其實，婆姨對自己的那份情分並沒有斷。她做過各種努力，軟硬兼施，試圖挽回家庭的破裂，給兒子一個健全的成長環境。但我爲什麼沒鬆口呢？也許是我的個性的使然。就像一個犯了大錯的日本男人，要麼隱瞞抵賴，死不認賬；要麼東窗事發，剖腹自殺。還有一個藏在心底的隱秘的原因，那就是翠喜的死。我真他媽的後悔呀，糊塗啊，當初對翠喜的態度不是那麼曖昧的話，怎麼會搭上兩條人命？我這後半生註定都要爲翠喜懺悔，她纔是我心中永遠的痛！雖然給了翠喜父母一大筆錢，足夠他們這一輩子都能過上富裕、體面的生活，而且還隱瞞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做了回“活雷鋒”。可這樣做，並沒有絲毫緩解自己對翠喜的負罪感。所以當金香玉對翠喜出言不遜、侮辱這個冤魂時，我氣急敗壞動手打了她，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動手打一個女人。真不該啊，明明是我背叛了妻子，卻因爲妻子對死去的翠喜的惡語傷害，我動手了。記得金香玉曾明確表示可以原諒我和翠喜的孽緣，保證下不爲例就行。可我做不到啊。因爲我自己不能原諒自己。這樣也好，金香玉主動要求做個了斷，我用金錢來彌補自己的過失。在當今這個物慾橫流、金錢萬能的時代，也許勉強算得上是一個公道合理、對雙方都划算的交易。
至於對高舉這個人，說句良心話，因爲受到王建國、李海峰的矇蔽、誘導和教唆，我當時做得的確有些過分。現在回想起來，還覺得有點不寒而慄。這筆欠賬我如今正在償還。儘管看起來是杯水車薪，對高舉也不太公平，但我張登高畢竟拿出償還的姿態了啊。再說了，高舉也不是什麼好鳥，用張慧能的話來說，他就是認錢不認人的“牆頭草”，小事精明，大事糊塗，現在好了，只要把高舉拴在我的槽上，那你就得像一頭叫驢，乖乖地聽我使喚，當然也得防備他隨時尥蹶子。
一個人如果只是在乎自己的利益，有時越過做人的底線去坑害別人只是一剎那間的事情，而且易如反掌，就像捅破一張紙般容易。當事人這時總會給自己找一大堆理由，找一堆貌似合理的解釋，以尋求心理的平衡。當然，這種情況是設定你的良心沒有泯滅時。像王建國、李海峰之流的人，是不會多此一舉的。他們倆的詞典裡沒有永遠的朋友，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爲了自己的利益，他倆可以翻雲覆雨，指鹿爲馬。對於合作伙伴，動輒就告你，動輒就檢舉揭發你，完全沒有了做人的底線。正像張慧能說的那樣，就是一個唯利是圖、斤斤計較的買賣人。就說這次股權轉讓的事，明明是你王建國、李海峰寫信邀請我出面收購你倆的股權並救你倆出去，而且你倆開出的價格我根本沒還價。現在你倆獲得自由了，沒說句感恩的話，卻轉身拉開架勢，還教唆、拉攏高舉結成聯盟，“組團”和我打官司，而且大言不慚索要1個億的補償。奶奶的，要是放在早兩年，我真想花錢將這兩個狗日的抓進去，讓他倆把牢底坐穿，或者乾脆找人把他倆做了……免得這對兒壞慫總在社會上招搖撞騙，到處害人……
高舉的來電引來張登高的思維像脫繮的野馬，縱橫馳騁在八百里秦川那廣袤的沃野上。張登高平常難得有這種反觀自省的時候。這一切得益於張慧能那次的開導，使張登高忽然大悟大徹起來。原來自己對於人生這些終極問題從未想過，對於經商的意義也從未思考過，對於近乎瘋狂的賺錢、斂財也從未檢討過。只是感覺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推着自己去幹這幹那，而自己也就沉浸在追逐錢財、追逐物慾的快樂中。有錢真好啊，到處都是敬重你的人，到處都是羨慕嫉妒恨的目光。你可以隨時達成自己的願望，你也可以隨時滿足自己的。就像他收到的一則手機短信所憧憬的生活——想吃啥就吃啥，想日誰就日誰（段子的前面兩句：貧窮——白天沒吃的，晚上沒日的；溫飽：白天有得吃，晚上有得日：小康——白天挑着吃，晚上挑着日；富裕——）。當然，這只是拿人性中的“飲食男女”搞笑而已。人畢竟有別於動物，不能只講“吃”和“日”，人是高等級動物，他有思想，他有遠景，他有追求，他遵循道德規範和公序良俗，他要實現自己最大的人生價值……
文化產業、慈善基金，再加上精心構建一座震驚世界的摩天大樓——中國中心·長安塔，這大概就是我張登高今生今世要完成的使命。張登高突發奇想，摩天大樓奠基那天，一定要從緬甸那邊搞回一塊碩大的翡翠原石，一面開邊，擦出翠綠的“蒼蠅翅膀”和“橘皮光環”，鐫刻上一句話，一定要幽默，讓人發笑的那種。巧妙地刻上翠喜和我的名字，與這塊石頭一起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