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2年的冬天來得特別早。10月份，天氣異常寒冷，光禿禿的樹枝上掛着白霜。城中陰霾瀰漫，流感肆虐，大街上隨處可見裹在厚風衣裡、戴着醫用口罩的人，活像《寂靜嶺》成了真。我想回廣州住上一陣子，那裡還有殘夏。
但我父母的手機都打不通，不是關機，也不是無人接聽，而是那撥出的電話彷彿被投射進神秘的黑洞，除了一片茫然的空白，沒有迴音。
家裡的電話又是秘書接起，回覆也很簡單：“他們在忙。”
我很生氣，我不是下級，也不是求他們辦事的人，我是他們的女兒，這種敷衍的話說給我聽？但秘書客氣地掛了電話。
深夜，我接到我媽的短信：“暫時不要回家，在北京好好工作。”我趕忙撥過去，又是毫無迴應。
這太奇怪了。我圍上大圍巾，去找楊寬。
楊寬家的保姆寶姨給我開門，站在樓梯上喊了他兩聲，沒人應答，倒是傳下來一片喝酒划拳聲。我自己上樓去。
他們在閣樓裡吃烤肉，十來個人圍着一堆柏木枝和篦子，篝火燒得紅彤彤的，天窗開了一半，乾冷的空氣迅速沉了底，我推開門，打了個哆嗦。楊寬手裡拿着火鉗，頭上戴着一頂貂絨帽子，在暖烘烘的火堆後面擡起頭看着我，不，是直勾勾地盯着我。一瞬間我在他的眼神裡看到了……可憐。
我無法自抑地發着抖，扶着閣樓門口的樓梯扶手，眼前一陣發暈，樓下客廳裡白白黃黃的桌椅晃動得看不清楚。那一刻我無比厭世，無比希望我真的暈倒，然後可以逃避和停止思考。
楊寬被火烤得乾燥暖和的手拉住我：“大老晚跑來幹嗎？”
我看着他深不見底的眼睛。我直接問：“我爸媽在哪兒？”
“我不知道。”他平靜地搖頭。
“那麼，你聽說了什麼？”
“我什麼也沒有聽說。”
我冷笑：“這一天我到處打聽，外面都傳他們失蹤了，但我知道他們沒有失蹤。即使他們想，也不可能離開。”
他笑着說：“你瞧見了，我每天不過是吃吃烤肉、喝喝酒，外面空氣不好，我很久沒出門了。”
我也笑着問：“外面的空氣差到什麼地步？”
“你又不是一直在房間裡待着，還用問我？你也這麼大了，沒經過也見過。”
“是啊。”我點點頭。楊寬家的樓梯每一級都很高，我扶着那雕着各式猛獸的扶手，慢慢地下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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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姨在樓梯拐角的方桌前擺弄着一大把百合花，暖香薰人，昏昏欲睡；但我心裡是明白的，並且每往下走一級，心裡就更明白一分。
“披件衣服再走吧！外面起風了。”寶姨說。
我擺擺手，楊寬在我身後跟着。拉開門，狂風涌進來，好像被一隻大手擊了一掌一樣，我倒退一步。
楊寬把外套和帽子都脫給我，我老實地穿戴了，跟他道別。
走下臺階，又走了三五步，門裡透出的雪亮的燈光還鋪在眼前。回頭看，楊寬穿着單薄的襯衫站在那兒目送着我，冷風像洪水一樣灌進去。
“要是我有什麼危險，你會通知我嗎？”我喊。風從我背後吹來。
他點了點頭，表情看不清楚。
~2~
我一直守在家裡不肯出門，一步也沒有。吃喝只叫麥當勞，垃圾交給小時工。她拿起吸塵器想打掃，我說不用，只扔掉垃圾就好，快快走，只留我一個人。
我一直在等人敲門，等得無聊，就把房間打掃了一遍。這大概是二十多年來我第一次做大掃除，連櫃頂都踩着桌子擦了一遍，我累得躺在地板上，盯着燈罩發愣。
但是什麼也沒發生。幾天後就是萬聖節，也是陳白露的生日。
關於如何給陳白露做生日，薛先生和我談過好幾次。他想要辦一個陳白露從未見過的盛大聚會，我笑着說：“陳白露並不熱衷這些場合，有兩年的生日她連我都不見，一個人悄悄地過去完事。”
“今年和往年不一樣，二十四算個‘整數’。”薛先生說。
我低頭想了想，可不是，我們倆都是二十四歲了。
我笑：“這有什麼難的，多多花錢，酒、花、點心都要最好的，場地也要最好的，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人都請上，您什麼熱鬧沒見過，還要問我？”
薛先生皺着眉頭說：“我怕她身體禁不住，她太虛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