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應商鞅先生要求，一問一答的形式不方便其直抒胸臆，所以今天就改爲商鞅先生的獨家專場，以個人演講的形式呈現，我這個主持人就暫且迴避了。”
商鞅先生上臺，禮畢，開講道：“我研究了一下你們現代人的企業，經商我不如范蠡、呂不韋，所以商業部分我暫且不談，就說一些我變法的故事，結合你們的現代企業管理談一談吧，現在開始！”
徒木立信
我變法之初，恐民不信，於是把一根三丈之木立於國都之南門，然後宣佈能將此木徙置北門者賜10金。搬動一根木頭，何須如此重賞，人們自然不信，於是我又下令，將賞金加至50。有人將信將疑把木頭搬到北門，即賞50金，以示不欺。從此以後我在人們心目中樹立了令出必信，法出必行的印象。
現在企業管理也是一樣，所立獎懲制度必須實施，如果沒有條件獎勵，就不要設立該名目，一旦達成如果不按事前約定執行，那就沒有人會再相信企業的制度了，大到企業、小到門店，必須做到獎懲一致，不能有徇私偏袒。我後世的諸葛亮在《出師表》中也提過：“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立信、立威！這是法家思想能有有效執行的前提。
人性本惡
我曾向孟子說過：惡，人之本性。因人性有惡，纔有法度。天下人生而好利，纔有財貨土地之爭奪。生而貪慾，纔有盜賊暴力與殺戮。生而有奢望，纔有聲色犬馬。人性之惡，必以律法而後正。以法治防範惡意；以法治疏導人性；人性才能向善有序。
孟夫子空言性本善，將治世之功歸於人性之善，將亂世罪孽歸於法墨兵三家，無非是要重申仁政、人治與復古之論，回到夏商周三代！此乃縱容惡行，矇蔽幼稚，真正的大僞之言！
簡單說就是人性本惡，所以才需要法來約束，如果把世間安定團結都歸結於人性的善良，那就是大謊話了。企業也是一樣，人都有貪慾、墮欲，如果員工犯了錯誤，對此處罰是應該的，但更重要的是反思是什麼制度給了他犯錯誤的機會，制定規章制度的人同樣不能免其責，不要指望人人都能自發的爲企業服務，在這個過程中一定要用嚴謹規範的制度對他們的行爲進行約束。
設置目標
秦公曾問我：“秦國可否一統天下？”我回答到：“可與不可，不重要，想與不想，纔是關鍵！”
這也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個問題。企業的戰略目標分爲長期的、中期的和短期的，秦國統一六國對我和秦公而言可謂是一個長期性的目標，從我們之後，一共奮鬥了六世才得以實現。如果一開始我們沒有建立這個奮鬥目標，那又靠什麼信念支撐我們走下去呢？
你們現在有個馬雲，一心想要改變國人的購買方式，放在若干年以前就是癡人說夢，世人都覺得他是個騙子，可後來的情況你們也知道了，他設置了奮鬥目標，併爲之奮鬥，終成大器！
中共一大的時候參會人員十餘人，在座的誰敢相信，就憑着這最初的十多人，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就創造了一個新中國，並且在今天依然高速的發展着。
還有劉關張，桃園結義時區區三人，最後終成帝位，這就靠敢想，敢做！要勇於奮前！
法家執法
立法立制就是要以洞察防範人之惡性爲出發點。秦國私鬥每年動輒死亡數千人。秦簡公六年，舉國四十餘縣私鬥死人兩萬餘。治國之難，不在治善，而在治奸。唯有懲惡才能揚善，所以想要根除私鬥，懲治兇犯決不能手軟。但法家誅行不誅心，誅心非法治。
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不要犯了和宋朝皇帝一樣的錯誤，“莫須有”是不能成爲罪名的，不要因爲他的思想進行懲治，一定要落實到行爲上。沒有實際上的行爲犯錯，不應該追究其過錯。你們現代的企業老闆就太容易犯這種錯誤，“耳根輕”，當事人還沒做什麼呢，就因爲一些閒言碎語就影響其工作，這是極其不明智的，應該以他實際行爲結果進行評判。
但話說回來，如果一旦犯法，則懲罰絕不能手軟，放任其過失。公子虔是秦公的親大哥，我變法之初也全依仗他的支持，他是秦公兒子贏駟的老師，也就是太傅。有一次，贏駟放縱殺人，觸犯了秦法，被貶黜成庶人，放歸山林，而作爲太傅，也必須懲以劓刑（把鼻子割了），秦公向我求情，對白如下：
秦公：不能變了？
我：法立如山！
秦公：不能緩？
我：法貴時效！
秦公：不能減？
我：減刑潰法！
秦公：不能特赦？
我：法外無恩！
最終公子虔被施以劓刑，與我交惡，最終我也死於他手，但又能怎麼樣呢？爲了法的有效執行，也只能如此了。像公子虔這樣的人最終都必須伏法，何況普通人乎？
企業管理也是一樣，我們在面對生死時都如此毅然決然，最後終成大事。如果企業內部有偏私，那失敗也在所難免。現代的商場猶如我們的戰場，所行之事瞬息萬變，今日所言請諸君聽之、信之，免於追悔莫及。
商鞅先生髮言畢，又轉身從幕後拉出一人，說道：“好了，我要說的大致說完了，沒說完的就由他補充吧。”說完再次轉身走了，回到了歷史的長河之中。
留在臺上之人，身強體健、儀表不凡、一臉英氣，絕非尋常之輩，他看商鞅離去，於是走到了發言臺前，清了清嗓子說道：“諸位好，我是李斯！”
“李斯！”臺下不禁發出一陣驚呼，其人面相甚偉，一看就知非等閒之輩，但誰能想到眼前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秦帝國男二號、法家著名代表人物、兩千年封建帝制的謀劃者——李斯！
李斯顯然是見慣了大場面的人，此情此景倒也不怯場，於是開始了他的演講：
春秋、戰國曆經戰爭數百年，後經吾皇一統天下，其功甚偉！大秦開國之初，這就考驗了秦皇和我們一干人等的智慧，因爲面臨如此巨大的帝國，沒有任何可參考的治國先例，於是我們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和建設。
爲了發展經濟，我們統一了車軌、馳道、貨幣、度量衡；爲了保家衛國，我們連接了長城、修建了秦直道；爲了發展文化，我們統一了文字。。。但無論怎麼變化，有一件事我們始終堅持下來了，那就是依法治國！這個是治國的根本！
商鞅先生開創了法家治國的先河，無論人員怎樣更替，我們始終沿襲法制，最後才取得了天下，自秦孝公起，往後六世並非所有的秦君都賢明，但我們還是延續了強大，依靠的就是法治。商鞅先生爲我們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國民就圍繞兩個字生活——耕戰！這就足夠了，目標明確，獎懲清晰，打戰能封爵、耕種也能封爵，這是戰爭年代兩個最重要的事情，而我們圍繞這個目標終於戰勝了所有的對手，你們現代企業也是一樣！搞一大堆不知所云的東西，爲什麼就沒有想過提煉核心呢？求務實、求激勵，從實際出發，力求企業綜合實力的發展？
奈何我大秦可悲、可嘆啊！秦皇一駕崩，到了秦二世手裡，有了趙高這等小人當朝，綱常崩壞，不再執行法度，以人性治國，才導致這千秋基業短短數年就不復存在！大國尚且如此，你們的企業又能承受得住嗎？你們難道沒有二代交接、人事變動嗎？如果沒有好的體制和制度，當這些發生變化時，你們又將如何應對，最終還不是有可能面臨我們大秦一樣的局面！
劉邦是個聰明人，實施了“漢承秦制”，雖暫暫時用道家思想治國，終究沒能捨棄法治，纔有了四百多年空前繁榮的大漢，後來的各朝各代，直到你們今天也是提倡依法治國，這對於我們法家人來說，不可不說是一個慰藉。
好了，我也不多說了，關於法家思想已經說得夠多了！企業管理還是要靠你們自己感悟了！畢竟作爲古人只能告訴你們歷史，希望你們以此爲鑑！深慮之！勿再行錯！
說完，李斯嘆息一聲，也隨商鞅一起回到了歷史的長河中，剩下的只有我與諸君共同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