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議和”在十二月二十九日之前，又進行了幾次會談。除了在討論軍隊停戰的具體措施有所進展外，在最主要的議題，實行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雙方的意見一直處於僵持之中。
也就在唐紹儀、伍廷芳第二次談判的同一天(12月20日)，得到段祺瑞軍方將領支持的另一場談判在上海秘密進行。其南方黃興的代表是顧忠琛，北方段祺瑞的代表是廖宇春、靳雲鵬和夏清貽。
段祺瑞和他的代表認爲，現在南北兵力相當。長此下去，不是造成南北分裂，就是和平永無了期。長此以往，受難的還是老百姓，是全國人民。現在南方革命軍的宗旨就是實現共和，而這一點北洋軍並不反對。
北洋軍只是忠於袁世凱才與革命軍作戰，所以南方能夠推舉袁世凱爲大總統，則共和可望，和平可期。
段祺瑞的這些想法其實也是黃興等南方革命黨人的想法，黃興早在武昌與黎元洪合作時，就討論過推舉袁世凱的可能性，所以當他通過顧忠琛獲悉這個消息後，自然沒有反對的理由。
黃興表示，他個人之所以在這幾天，不願接受南方許多人的擁戴，出任臨時大總統，其實就是虛位以待袁世凱。
於是授權顧忠琛與廖宇春等進行談判。
雙方可謂是一拍即合，會談進行的十分順利，在十二月二十日的當天，就達成五項秘密協議：
一、確定共和政體；
二、優待皇室；
三、先推覆清政.府者爲大總統；
四、南北滿漢軍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
五、同時組織臨時議會，恢復各地秩序。
廖宇春、顧忠琛的這個方案是經過段祺瑞同意的，但這個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袁世凱的意思，歷來衆說紛紜。
許多人認爲這個方案就是袁世凱內心深處所想，甚至不少人認爲段祺瑞只是個表面的幌子，背後的主使是袁世凱。
其實，無論從邏輯還是實際情況出發，這種可能性都應該是零。
段祺瑞自從馮國璋手裡接受了前線指揮權後，可以說是百分之百的貫徹了袁世凱的戰略意圖。能實現這一點，除了袁世凱面授機宜和他的理解能力外，更主要的是他這個階段的思想和袁世凱是完全合拍的。畢竟每個人都是獨立的人，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內心世界。
這個時候，沒有人比段祺瑞更懂袁世凱。因此，這應該是段祺瑞的自悟，是代爲進行，這當然也是一種推測。
或許，段祺瑞在實現共和中所起的作用，被後人在很大程度上低估。
值得注意的是，當靳雲鵬奉段祺瑞的之命攜帶這個方案，前往北京向袁世凱稟報時。非但沒得到肯定和讚揚，反而遭遇到袁世凱大發脾氣。
“我袁世凱爲大清國總理大臣，焉能贊成共和，以負重託？”
袁世凱兩眼冒火，看不出半點造作。
廖宇春 字少遊。一八七零年出生，上海松江府婁縣人。早年留學日本，曾充清政.府駐日公使館隨員。回國後，襄助馮國璋、段祺瑞辦北洋陸軍學校近十年，一度擔任保定姚村陸軍小學堂監督，並隨同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練兵。
辛亥革命時，與夏清貽、靳雲鵬等奔走南北，聯絡議和。對南北議和做出突出貢獻，因此而受重用。民國元年（1912年）被授陸軍中將。
而在這一年的六月，因出版《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一書，述其參與南北議和經過。話語中涉及袁世凱在議和時內幕，爲袁世凱所忌恨，遂被邊緣化。
顧忠琛（1880—1945），江蘇無錫人，早年畢業於安徽武備學堂，早期同盟會員。南北議和期間，代表革命黨人黃興與段祺瑞的私人代表在上海密談。
一九一一年由無錫前往江蘇，策動江蘇起義事宜，先後任江蘇軍政.府參謀廳廳長、江蘇革命軍參謀長、江蘇陸軍第十六師師長、安徽新軍協統等要職。
一九二三年任國民黨本部中央軍委委員，北伐時期任北伐討賊軍第四軍軍長。
一九四四年任汪僞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
此爲後話。
袁世凱的生氣應該是情理之中，但他稍後的變化也應該是真實的。
他生氣是因爲，這首先是牽涉到一個人的道德和信用，對一個整日把仁義道德掛在嘴上之人，這是最忌諱的東西。再者說，北洋軍將領揹着他去做這樣的事，他不生氣纔怪？
靳雲鵬對此作了詳細的解釋，指出這是從國家和民族利益出發，是大節和大義之所在。特別強調這個方案已經得到段祺瑞和一些軍方將領首肯，說他這次來稟報也是按段祺瑞等將領的指示行事。
靳雲鵬的這個說法當然是有根據有事實的。段祺瑞等武昌前線的將領也確實是袁世凱最仰仗的一支力量，甚至可以說就是袁的生命和根基。那麼，這些高級將領都這樣認爲了，這樣去做了，袁世凱還能繼續堅持先前的立場了嗎？這是袁世凱不能不考慮的問題。
袁世凱還是很疑惑，南方革命黨人有這樣的建議不稀奇，北方軍人有這樣的想法似乎還不可能。大家都是爲朝廷效力，怎麼能有這樣的想法呢？段祺瑞究竟是怎樣考慮的？
對於袁世凱的疑慮，靳雲鵬有思想準備，也早就和段祺瑞等人統一過口徑。
靳雲鵬毫不含糊地回答說：段祺瑞統帥的第一軍全體一致，主張共和，並擬推舉宮保爲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對此仍不敢太相信，軍心爲什麼會突然變成這個樣子？
他問靳雲鵬：“這樣做的後果你們想過嗎，這將把我袁世凱置於何種境地，這不是明明白白要讓我袁世凱不忠不義，不就是要讓我揹負欺負人家孤兒寡母的罪名嗎？”
袁世凱的這段表白，人們根據其後來帝制自爲的經歷，總以爲是一種虛情假意，是其政治上不誠實的表現。甚至說袁世凱真是老奸巨滑，竟然對北洋嫡系都不願說真話露真情。
其實這種說法還是值得探討的。那時還是帝制時代，像袁世凱這樣的傳統政治家，是要注意維護自己的政治信譽和政治形象的。事情被鬧到了這個份上，相信袁世凱不高興也在是很正常的。
軍方的態度，對袁世凱不能不形成壓力。
而此後的政局發展，還真是沿着段祺瑞、黃興規範的五項原則進行。
但是，這也爲這個國家一個不好的政治生態埋下禍根。就是軍人干政，槍桿子說了算。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有理走遍天下,但在專制制度下這是不可能的。因爲，專制制度下是官大一級壓死人，誰權大誰說了算。
軍人干政造成了另一種專制，誰有實力誰說了算。這和民主共和肯定是背道而馳。
見到南北議和陷入僵局，列強紛紛站出來力挺袁世凱。
英國外交大臣葛雷聲言：“我們對於袁世凱極爲尊敬，並懷有極其友好的情感。我們願意在中國看一個十分強大的政.府，……這樣一個政.府，將從我們得到我們所能給予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
法國使臣和英國相呼應，到處宣傳，希望袁世凱能成爲中國的“真主人”，宣楊“袁世凱殊有統一全局之力量”，“於皇室及民間，皆能保其良好之感情，或者彼漸超然於此二者之上，而爲將來中國之真主人乎？此則吾外人之大幸也”！
列強爲什麼會如此不遺餘力的支持袁世凱呢。 有研究表明，和英國倫敦《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有很大的關係。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向世人展示了中國幾千年前所未有的變局：
與歷次農民起義完全不同的是，它不是改朝換代。起義者不僅要推翻滿族統治者建立的清王朝，而且要求皇帝退位，建立共和政體，完成社會制度的政治變革。
鉅變震驚世界，歐美各報的記者紛紛投入到對這場變革的報道之中，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立場表現了他們對辛亥革命的理解和描摹。
英國倫敦《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一位。他作爲記者，不但實時報道了中國的革命，而且以親歷者和參與者的身份，成爲辛亥革命時期的重要人物，——袁世凱所依賴的外國人之一。
莫理循認爲辛亥革命不是針對外國人的排外運動，反對那些對中國內戰血腥場面的報道。
有人認爲莫理循是清帝遜位的主要支持者，可能還是策劃者。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蔡廷幹向莫理循透露了，他與劉承恩到南方談判的內容和袁世凱的動向，使英國掌握了其中的內幕。蔡廷幹還說過，莫理循安排了唐紹儀赴上海談判時的住處。
莫理循在南北議和中支持袁世凱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涉及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中與列強和在華外國人的關係時，他是個繞不開的人物。
因爲他是外國人，在列強看來，他的發聲能客觀公正，更值得信任。雖然他在南北議和時期的作用，和他對袁世凱支持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值得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