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文學巨匠，中國新文學奠基人魯迅在上海逝世。文化界和人民大衆爲魯迅舉行了極隆重的國民葬，在他的棺上覆蓋着“民族魂”白底黑字的旗子。對魯迅先生的評價，這三個字也許比千言萬語更有份量。毫無疑問，魯迅的偉大思想和精神，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將永遠放射不滅的光輝。
對魯迅先生的不幸逝世，不管認識還是不認識，千千萬萬的人都沉浸在深切的悲痛之中，人們懷着敬意，緬懷先生的豐功偉績，但是，也有不同聲音。
時在武漢大學任教的蘇雪林，於魯迅逝世後不久，即致書胡適，宣佈要“向魯黨挑戰”，對魯迅進行人身攻擊。使人大跌眼鏡的是，一個小有名氣的作家，竟像一個潑婦一樣，謾罵魯迅是什麼“刻骨殘毒的刀筆吏，陰險無比，人格卑污又無比的小人”。她還將寫給蔡元培先生的一封信稿寄給胡適，徵求胡適的意見。這封信埋怨、指斥蔡先生，不應該參加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不該主持魯迅的葬儀，不該擔任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的籌委。信中爲被魯迅批評的現代評論派和胡適抱不平。罵魯迅是什麼“腰纏久已累累”，“身擁百萬之產”啦；什麼“病則謁日醫，療養則欲赴鎌倉”啦；什麼“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蘇雪林（1897—1999年），安徽太平人。知名女作家、學者。原名蘇小梅，1919年改名蘇梅；字雪林，筆名綠漪、老梅等。蘇雪林畢業於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學校，法國留學回來後一生從事教育，先後在蘇州東吳大學、滬江大學、國立安徽大學、武漢大學任教。後到臺灣師範大學、成功大學等任教。 她是位多產作家，其作品有小說散文集《綠天》，歷史小說集《蟬蛻集》，自傳體長篇小說《棘心》，散文集《屠龍集》，散文評論集《蠹魚生活》《青鳥集》，歷史傳記《南明忠烈傳》，回憶錄《文壇話舊》《我的生活》《我與魯迅》，戲劇集《鳩羅那的眼睛》，專著《二三十年代作家與作品》《中國文學史》，古典文學論著《唐詩概論》，論文集《蠹魚集》，以及《蘇綠漪佳作選》《蘇雪林選集》等，另有一些譯作。蘇雪林的創作常寫個人生活經歷，筆致秀麗暢達，不乏女性作家溫婉、幽麗的氣質。
這樣一個很有才氣的女文人，何以對魯迅這麼大的火氣呢，這件事應該是是文壇的一個不解之謎。
此前，蘇雪林曾在魯迅面前謙稱爲“學生”，可見其對魯迅先生是敬重的。1934年，蘇雪林曾在《國聞週報》上發表《<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一文，對魯迅的《阿Q正傳》等小說創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蘇雪林說：“魯迅是中國最早、最成功的鄉土文藝家，能與世界名著分庭抗禮”。還說：“誰都知道魯迅是新文學界的老資格，過去十年內曾執過文壇牛耳……”蘇雪林認爲：“魯迅的小說創作並不多，《吶喊》和《彷徨》是他五四時代到於今的收穫。兩本，僅僅的兩本，但已經使他在將來的中國文學史上佔到永久的地位了。”
但在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去世後，蘇雪林對魯迅先生的態度卻忽然轉變。二個人其實沒有什麼個人恩怨，有知情者說，只是源於幾件小事。
1928年的一天，上海北新書局的李老闆作東，請他旗下的作家吃飯。大家都知道魯迅會參加，能和魯迅這樣的名人坐在一起，衆人自然很期待。
自帶光環的魯迅終於走了進來。北新書局的老闆李小峰立馬起身，熱情地向魯迅介紹着在坐的每一位賓客。
一位30歲左右的女子站了起來，笑臉相迎、如沐春風一般主動伸出了右手。然而，魯迅只是微微點了點頭，示意知道了，便坐在了自己的位子上，從兜裡掏出了一支菸。
剛纔的歡聲笑語戛然而止，目光都聚焦在了女子的身上。女子臉上浮現出一絲的尷尬，她極不自然得收回了自己的手，坐了下來。
宴席還在歡快的氛圍中繼續，只是魯迅沒想到他的這一無心之舉，竟然深深傷害了一個人，就是民國女作家蘇雪林。
這時蘇雪林對魯迅的敬意本已經降到零了，可是魯迅在席間大罵一個叫孫福熙的人，說這個人卑鄙無恥、做作一類的話。這讓蘇雪林更爲生氣，因爲這個名叫孫福熙的人是蘇雪林在法國的好朋友。
其二是因爲楊蔭瑜。楊蔭瑜是中國第一個女子大學校長，也是近代史上很出名的人物。她曾經開除過三個女學生，其中就有魯迅的夫人許廣平。女師大曾經爆發了一件大事，就是學生集體要求罷免校長楊蔭瑜。
魯迅寫了很多文章指責楊蔭瑜，甚止還對楊蔭瑜發出警告：“同人等早已否認先生爲校長，請以人格爲重，幸勿擅入校門。”蘇雪林很生氣，因爲楊蔭瑜是她的授業恩師，恩師有難，學生豈可不救？於是蘇雪林就在《現代評論》上發表了大量聲援楊蔭瑜的文章。這一次算是蘇雪林和魯迅正面交鋒，可是最終的結果是楊蔭瑜被罷休了校長職位。這令蘇雪林更是氣憤。
還有就是蘇雪林小說散文集《綠天》發表後，得到界內好評，她曾有些得意的將此書寄給魯迅，請求指教，但如石沉大海。
如果還有什麼原因的話，那就是因爲胡適。蘇雪林說，對文化界人物，她“最敬重者，唯有胡適先生一人”，並自命爲胡適的再傳弟子。她與胡適既有同鄉之親（同爲徽人），又有師生之誼。1919年，蘇雪林在北平女高師求學時，胡適曾授其《中國文學史》（上）一年。蘇自言，她那時生性羞怯，從不敢執捲到胡先生講桌前請教書中疑義，更不敢趨訪。當胡適在班上說他寫的爲呼籲尊重女權、主張男女平等的《李超傳》比《史記》中的《漢高祖本紀》《項羽本紀》還要有價值時，“嚇得我們舌撟而不能下”，以爲此說是“荒天下之大唐”。後見胡文刊世，女子要求繼遺產權不絕，憲法爲之修，方有所悟。胡適諸人創辦的《新青年》《新潮》，“列舉舊禮教之害，則頗愜我心”，遂敬意大增，由欽敬到崇拜。
胡適在上海中國公學當校長時，蘇雪林與馮沅君同去拜訪，胡適讓太太以徽餅招待。胡適說此餅是徽人外出艱難謀生奮鬥的標誌。蘇雪林將此次造訪撰文刊於報端。後胡適將己著和主編的《努力週報》以及《獨立評論》源源寄贈她，關係日近。
魯迅對胡適多有指責，她這一次對魯迅大興討伐之師，是不是爲胡適打抱不平呢？這個可能性應該是有的，給胡適寫信是不是在邀功呢？
只是此時，胡適人還在美國。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魯迅與胡適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們兩人，都生於內憂外患的十九世紀末期。
魯迅生於1881年，胡適生於1891年，兩人歲數之差剛好十年。
他們都在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長大。魯迅早年飽嘗了家道中落，寄人籬下，遭人白眼的種種辛酸苦辣。他在《吶喊•自序》中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爲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人間的世態炎涼，煎熬着魯迅敏銳而早熟的心靈。胡適雖然天性歡娛，但他早年同樣也領略了逼債者紛至沓來，擠破家門，母親窮於應付的窘迫遭遇。他本人在《四十自述》中就詳盡地記述過這一難堪的境況。
魯迅的母親是鄉下人，胡適的母親也是鄉下人。她們身上，共同體現了中國傳統農村婦女最可貴的品質：善良、堅韌、高遠、從容。也許，魯迅與胡適的精神氣質，血液中流淌着母親的遺傳密碼。魯迅是周家的長子，胡適是母親的獨生子。
魯迅十五歲喪父，胡適三歲半成了孤兒。中國歷史上特有的“孤兒寡母”現象——由寡母撫養的孩子，往往更有理想，更有出息，更能成就一番事業，古代孔子、孟子、岳飛堪稱代表，魯迅與胡適的出現，同樣亦可是證明。
他們是那個時代學者型思想大師的代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一部學術名著，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亦是一部學術名著；魯迅的《嵇康集》校釋縝密謹嚴，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中國章回小說考證》翔實新穎。魯迅的雜文，犀利而深刻；胡適的政論文章，通俗而流暢。他們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和精神領袖之一。
1917年，《新青年》發表胡適從美國寄回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掀起了“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的狂飆，其開風氣的意義，彪炳史冊。魯迅從1918年在《新青年》發表第一篇戰鬥檄文開始，就直接把矛頭對準舊道德舊文化，他所吶喊所鼓吹所抨擊的，振聾發聵，其思想啓蒙和思想解放的意義，影響深遠。在那個思想激盪的歲月，魯迅和胡適站在時代的前列，衝鋒陷陣，相互支持。
魯迅曾對胡適的《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大加讚揚，認爲該書“警闢之至，大快人心!”並曾爲胡適刪閱過詩集《嘗試集》。胡適則對魯迅的《狂人日記》等短篇小說推崇備至，認爲魯迅的短篇小說是白話文學中“成績最大的”。
他們曾經共同戰鬥，切磋學問，且有頻繁的書信往來。但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之間數年的友誼出現裂痕，隨後勢不兩立，分道揚鑣。
有人說，魯迅最厲害的地方，是把人生的真相撕破給人看，撕到深處人孤獨。而胡適最大的優點就是包容、理性、建設。魯迅、胡適兩人之間，一個與另一個相處不睦。然而他們卻構成了30年代知識界的柱樑。
面對歷史和現實，魯迅在每一頁的字縫裡，看到的都是“吃人”，看到了被“吃”的，沒被吃盡剩下的，會繼續被吃的。胡適看到的是活下來的，要繼續活下去的，且能活得好一點的。
當我們讀到魯迅時，會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個民族的記憶，才能多少醫治一點自己的恥辱遺忘症，迫使自己貼着地面步行，不敢在雲端舞蹈。而當我們讀到胡適時，感覺到他始終以一種從容的態度批評着那個時代，不過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
魯迅是酷， 胡適是暖。
1936年11月初，胡適由舊金山返程回國。在太平洋船上，寫成《高夢旦先生小傳》。
胡適從美國回來。過南京時，便聽人說起蘇雪林給蔡元培先生寫的信。回到北平後，才撿出蘇氏的這兩封長信來。細細讀了，也寫了一封長長的覆信。胡適想起近十年來，魯迅對他常有批評，心裡不愉快肯定是有的，特別是魯迅斥罵他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向侵略者“出賣靈魂”，他更覺得有些冤屈和憤慨。因此，對於蘇女士的憤慨，他或許會有同感。但他堅決反對這樣的私人攻擊，特別是無中生有的謾罵。
他在給蘇雪林的信寫道：“我很同情於你的憤慨，但我以爲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爲。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於我們一絲一毫?他已死了，我們儘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麼，究竟經過幾度變遷，究竟他信仰的是什麼，否定的是些什麼，有些什麼是有價值的，有些什麼是無價值的。如此批評，一定可以發生效果。餘如你上蔡公書中所舉‘腰纏久已累累’‘病則謁日醫，療養則欲赴鎌倉’，……皆不值得我輩提及。至於書中所云‘誠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一類字句，未免太動火氣(下半句尤不成話)，此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
胡適不僅自己一直沒有發表過攻擊魯迅的文字；即使在這封私人通信裡，他也只用了“狺狺”一個意氣詞語，而且着重的還是責備蘇氏的“惡腔調”，勸她客觀地持平論人。
真實的以德抱怨，而且是在私人信件裡，世上有幾個能做到？這件事，成爲很多人高度讚揚胡適人品的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