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那個時代的庚款留學生，費用頗爲充裕。除學雜費之外，每人每月生活費80美元，約合當時中國銀圓200左右。這實在是一個了不得的大數目，差不多等於國內40個工人的收入。這樣的留學生，生活也就相當優裕。
以住所爲例。胡適原住世界學生會，後來遷居橡街120號。一個人的居室，長13尺，寬9尺，有成套的傢俱設備。風景也頗好。
據胡適自己描寫說：窗外臨小溪，“溪兩岸多大樹，窗上所見清之柏，溫柔之柳，蒼古之橡。林隙中可見清溪，清淺見底，而上下流皆爲急湍”，故水聲奔騰，日夜不絕。
住在這樣窗明几淨，風景幽美的地方，胡適曾有詩：“窗下山溪不住鳴，中宵到枕更分明。夢迴午夜頻猜問，知是泉聲是雨聲?”
胡適曾經給自己制訂生活規律：“每日七時起，每夜十一時必就寢，晨起做體操半時。每日至少讀六時之書，讀書以哲學爲中堅，而以政治，宗教，文學，科學爲輔。”
他讀的書大概中文英文各佔一半，另外他在康奈爾讀本科的時候學過德語，所以德文書籍他也常有涉及。
國學淵博的胡適保持了舊時文人的習慣之一：寫詩作詞。基本上是初到一地遊覽要寫詩，送別友人要寫詩，一天中有感而發也要寫詩，他與友人的很多書信往來有時也互相寫的詩。他不僅是寫中文詩，同時也寫了很多英文詩，只是他寫英文詩比中文詩要少很多。
胡適這一時期寫的詩詞發表的比較少，寫的評論文章則常有發表。胡適在報紙雜誌上發表較多的是他對某事某一篇文章的評論，通常是爲中國做辯護。另外胡適寫信也非常勤快，據他自己統計，他在1916年內收到一千二百一十封信，寫出一千零四十封信。
胡適在課餘的大部分放在了世界學生會(cos.mopolitan Club)上，這個組織由各國學生組成，主要是爲了增進各國瞭解和促進世界和平。胡適曾經擔任過該會的主.席一年(1913年5月至1914年5月)。另外胡適也擔任過中國留學生會東部會長，並且是留學生會會刊的主筆。
在學生會的活動，進一步鍛鍊了他的演講才能。他生平的一次英文演說是在1911年2月18日的中國學生會上做的。當天是輪到他值日，必須做一個演說。
之後他的演講水平逐步長進，在1914年5月10日，胡適在雪城的世界學生會上做第一次即興演講時，曾被雪城大學的一位歷史教授譽爲其生平所聞最佳演說之一。
此後胡適受邀做了各種演講，題目主要是中國國情和世界時局。據他自己統計，他在三年中的演講(1913-1915)超過70多次，胡適也經常在日記中表示對自己演講的得意之情。
最能說明胡適演講水平的是：1917年一月費城Haverford College的校友會要辦年宴，本來請的是康奈爾校長Schurman和美國前總統Taft來做演講，但Schurman當時有事不能來，所以Haverford College的校長Comfort請胡適作爲代替。其實胡適在1915年就在日記中寫道自己到處演講勞心勞力，決定以後儘量少做演講，但這他這次也知道Comfort校長對自己“異常優寵，卻之不恭”，於是他就前往費城以“美國能如何協助中國之發達”爲題做了一次演講。因爲受邀演講和代表康奈爾參加學生會的會議，他經常在美國東北部做爲期幾天的短途旅行。
胡適作爲生活優裕的留學生，能夠接觸美國上層社會的生活。能夠出入的康大校園內知名教授學者的家庭，接觸到基督教領袖及他們的活動，參加過在教堂裡舉行的隆重婚禮……他在康奈爾時與許多知名教授關係密切，他還是康奈爾前校長Andrew White(也是康奈爾大學創始人之一兼第一任校長)的家中常客。1915年他受邀去時任校長Jacob Schurman家中見前美國總統Taft，並和Taft談了對中日關係的看法。(胡適認爲“塔氏是一個好人，惟不足任一國之重耳”。)
除了同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胡適也在各種活動中結交了各國朋友。有一次開會時他爲自己結交的是各校第一流學子而感到高興，當然他本身也受到這些一流學子的認同。在他的日記裡可經常見到他與友人促膝長談至深夜的描述，他認爲與朋友的這些精神交流是最令人神往令人愉悅的。
胡適總是積極參加當地的政治社會事業，他說自己“每居一地，輒視其地之政治社會事業如吾鄉吾邑之政治社會事業。以故每逢其地有政治活動，社會改良之事，輒喜與聞之。不獨與聞之也，又將投身其中，研究其利害是非……此種行爲，人或嗤之，以爲稚氣。其實我頗以爲自豪。蓋吾人所居，即是吾人之社會，其地之公益事業，皆足供吾人之研究……”
胡適初到美國，開始揹着懺悔放浪惡習的沉重包袱，情緒時常有些悲觀。走進這美國上層社會的生活圈子，受美國基督教文明的感染，對一切都感到新鮮，羨慕，又難免自慚形穢。
胡適說美國人有一種“出自天真的樂觀與朝氣”，以致“不能避免這種對於人生持有喜氣的眼光的傳染”，隨着漸漸融入美國社會，他的悲觀思想情緒就有了很大轉變。與朋友通訊，每以“樂觀”相勸勉；又喜愛卜朗吟的樂觀主義詩歌，他獲得卜朗吟徵文獎金的論文，題目就是“論卜朗吟之樂觀主義”。他自己覺得，去國數年，最大的收穫便是這種樂觀主義的人生哲學。這對他的一生都有重大影響，後來他甚至自稱爲“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
比如，胡適第一次跟隨同學們去看足球比賽，起初，他正襟危坐，用讀哲學課本的眼光來看球賽，自然看不出什麼門道；而且，運動員們那麼粗野的拼搶，觀衆那樣拼命的歡呼與狂叫，他看着總有些不順眼，覺得有失大學生的尊嚴和體面。但是，隨着競爭的愈趨激烈，胡適也漸受感染，漸漸領會到觀衆的熱心。隨後，他偶然回過頭去，看到他認識的一位白髮蒼蒼的植物學教授，也像青年人一樣，在看臺上手舞足蹈，誠心誠意地歡呼狂叫。胡適很受感染，覺得慚愧，不再正襟危坐了。很快，他也不知不覺地加入了那熱心歡呼的行列。
胡適對美國的政治生活有更濃厚的興趣。從清王朝帝制統治下的中國，初到一個新興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美國，對這個國家的政治組織、政黨、選舉及法律制度，可以說是一無所知，卻又事事新奇，令人神往。
《獨立宣言》是美國立國文書之一，是北美洲十三個英屬殖民地宣告自大不列顛王國獨立，並宣明此舉正當性之文告。
1776年7月4日，本宣言由第二屆大陸會議（Second Continental Congress）於費城批准，這一天後成爲美國獨立紀念日。
獨立宣言》由四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爲前言，闡述了宣言的目的；第二部分闡述政治體制思想，即自然權利學說和主權在民思想；第三部分歷數英國壓迫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條條罪狀，說明殖民地人民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被迫拿起武器的，力爭獨立的合法性和正義性；第四部分，也就是在宣言的最後一部分，美利堅莊嚴宣告獨立。
胡適最初讀到美國的《獨立宣言》，便大爲驚歎，說：“昨日讀美國獨立檄文，細細讀之，覺一字一句皆捫之有棱，且處處爲民請命，義正辭嚴，真千古至文。吾國陳駱何足語此!”
他到華盛頓去，常到國會去旁聽。在伊薩卡，也常去市議會旁聽。
有一次市議會到會者八人。朋友告訴他，這八人中一個是大學教員，其餘都是本市商人，有雪茄煙商、牛乳店主、煤商、雜貨店書記生和建築工師，市長是大學女子宿舍的執事人。前市長是個洗衣店老闆，不當市長後便開了這家洗衣。胡適對這一切都很欽佩，覺得其中的“共和平權之精神”特別值得學習。
胡適當然是看不慣種族歧視的。曾經有兩個黑人女學生住在康奈爾的女生宿舍裡，樓裡的白人女生不想與黑人女生同樓居住，於是寫信給校長要將黑人女生趕走。校長採取了折中的辦法，讓黑人女生仍然住在那棟樓裡，但是住在單獨一間房子裡，不與白人女生接觸，這其實就是種族隔離。
胡適抱着大同主義的理想，爲遭受歧視的黑人學生打抱不平。他寫了一篇文章投到校報批判此事，校報編輯以爲此事有損學校名譽，親自找到胡適勸他收回文章。胡適堅持說如果校長將此事公正處理，那他便將文章撤回。後來校長果然主持公道，而胡適亦將文章收回。
胡適對人道主義有高度期望：“今之大患，在於一種狹義的國家主義以爲我之國須凌駕他人之國，我之種須凌駕他人種……凡國中人與人之間之所謂道德，法律，公理，是非，慈愛，和平者，至國與國交際，則一律置之腦後，以爲國與國之間強權即公理耳，所謂國際大法四字，即弱肉強食是也……愛國是大好事，愛國主義而柔之以人道主義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