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月份考覈給分開始，每個月僅給我五等2分或六等1分。這活兒我幹不幹根本沒什麼意思，監獄本身就不正規，我們國家監獄要求分三級管理，監獄、監區和分監區，而牛屯監獄卻是兩次管理、監區一插到底，分監區名存實亡。機制不健全。叫什麼監獄啊，山高皇帝遠，把監獄建成什麼了？
7月份，監區把我調到了二分監區，主要做樹皮花盆、每天我做的很多，也很早就完事兒，可以第一批19點左右就收工的，這算早的，第二批要11、12鍾纔回來。連續三個月我的獎分高起來了。8月份給了個二等5分；9月份一等6分，10月份二等5分，以後基本都是保持在二等4分上。
一天早晨、監區主抓改造的鄭副監區長，看門衛幹警值班記錄上寫着每天收工時間是晚21時，他對幹警說：“不能寫21時收工，嚴重超時，省局來檢查不就是毛病嗎？”隨後讓都改過來，改到19時收工。超點兒不多。實際每天都11點12點才收工。我心裡想，看省局檢查時認不認真，如果認真拿着記錄本到監舍和犯人值班記錄本覈對一下，什麼都一目瞭然了。犯人值班記錄本，犯人什麼時候回監舍，回來多少人，車間還有多少人幹活記錄的明明白白的。
出工不久，我的眼鏡壞了，聽說開奧運會期間、監獄要封監、不讓接見，我馬上給葛海燕打了個電話，讓她給我配個眼鏡送來，再送點管心臟的藥。
葛海燕說：“我去就只能坐臥鋪了，股骨頭有病，做硬座路遠挺不住。”
我說：“行，你也就來這一趟吧，以後不會來了，我自己克服兩年多，減一次刑也回去了。
2008年奧運會開幕前夕，葛海燕最後一次來監獄看了我。
在二分監區這半年多裡，我也幾次心臟難受時，分監區指導員劉利會把我送回監舍休息，而且每天晚上第一批收工的，劉指導員都會讓我跟回來，到了2009年5月份，劉指導員調到監區當幹事，分監區指導員由陳義擔任。這個時候，分監區的犯人教師刑滿釋放了，想找一名犯教，犯人管事的和陳指員一再向監區推薦我接犯人教師。監區領導在呼聲很大的情況下，同意由我來擔任犯人教師，這是一個可以脫產或半脫產的工種，按這裡規矩是要意思一下，才能幹上這個活兒的。
自從我接任犯人教師以來，陳義指導員給我買鋼筆、軟筆、鋼筆水，有的時候，身體不好，他給我要藥，也給買吃的往監獄帶，此時才能讓我感到了這裡也有人情味。
2009年8月份，劉利再次回監區當指導員，監區長也換了，原因是蘭西縣有個犯人張豐在勞動時平白無故地，讓犯人和幹部給打成了植物人，半個腦子都掏空了，在醫院養着，都花好幾十萬了。這件事兒都上了互聯網。
我每天做好本職改造任務外，經常幫幹警抄寫點東西，總算過得去，監區這個時候又讓編汽車座墊了，新官上任三把火，要求每個人都有勞動任務，除非病犯。監區長請示監獄領導，對有實病的進行檢查，確實病重不能勞動的送病監服刑。
曹宇良是齊市人，因***支、彈藥和傷害罪判11年，他原來是在一分監區當保管員。這次編座墊把他也調到二分監區來了，一分監區重點乾電子原件。
曹宇良知道我的心臟病挺嚴重的。一天他收工回來，用手捂着胸口對我說：“老宋，我心難受”。說完就躺在我鋪上了。
我給他含了兩粒救心丸後，他說心還發慌。隨後，我又給他兩片心得安吃。過了四分鐘左右，他對我說沒強多少，我拿出一片硝酸甘油又讓他含上。
五分鐘過去了，我問他怎麼樣？曹宇良說“不見好。”
我說：“老曹，你馬上報告上醫院，可能也是心肌梗死。”
曹宇良聽後，急忙起牀報告，被扶到監獄衛生院，經做心電確診，是急性心肌梗死。隨後進行搶救。當時，張院長奇怪地問：“你得的心肌梗死，怎麼能走到醫院的？”
曹宇良說：“是宋振嶺給我吃的急救藥。”
張院長說：“你這半條命是宋振嶺給你撿回來的。”
8月18日，出院後的曹宇良，還有另外四名同犯，我們六個人被分到了病犯監區服刑，也叫醫院監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