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鋪邊上坐了下來。頭鋪問我：“你姓啥？”
“姓宋。”我瞅瞅他答道。
“是不是五一的，大宋？”頭鋪的問。
“是。”我說。
頭鋪說：“你不認識我？”
我側過頭看了看他，隨後搖了搖頭。
“你上次過失殺人開庭時，是我開車拉的你麼。”他說。
“你是法院的？”我問。
“嗯，你這記性！”頭鋪說。
我說當時根本就沒注意。他告訴我他叫王焱，晚上在單位打麻將，他出來買東西，過馬路時，有兩個小子瞅他，王焱罵了他們兩句，他們也出口罵王焱，他一氣之下，掏出手槍追上去，給人家打傷致殘了。現在給定的故意傷害罪。但他說官司可以重打，這樣打的話，按重傷判，沒有緩刑。他說，他再提審時就說，用槍把兒打那小子，那小子搶槍時，槍無意走火，傷的他。
我說：“筆錄還好改了嗎？”
“辦案單位已找人了，受傷那小子，外面也找了，同意要點錢，就不追究了。”王焱說。
如果這樣的話，按過失傷害定罪，罪就輕了，能判緩刑。我問王焱，：“號裡有星子嗎？“他說：“煙和火都沒有了，這幾天他沒提審，號裡就他一個人能進來煙。
我走到鐵欄杆前，聽聽走廊裡沒動靜。我喊七監房的楊樹江，楊樹江是雞西恆山區的，因賭博將他人刺死，定的故意傷害罪。曾和我在一個房裡關過，關係處得挺好。我出去後曾託武警給他送過煙和吃的。剛纔進來時，我們曾打過招呼。我進號後，他沒有吱聲，一般的情況下，會傳話給臨號，讓關照一下。但楊樹江沒這樣，也沒必要這樣做。可以說他了解我，也相信我一進號會解決好的。
楊樹江聽到我的喊聲，他問我什麼事兒？我讓他給我弄個星子。他告訴我馬上辦。
好在那個年代沒有監控，楊樹江通過留所犯人給捎過來一塊火石，一盒羚羊煙。我順手把煙扔給王焱一盒，王焱用鋁勺把火石鑲上，我倆各點了一支菸，我回身問他們都誰會吸菸？有四個人說會吸。我拿出兩支菸，讓他們兩個人。其實，對於他們這就算挺奢侈了。一般的情況下，一支菸掰四節，然後分給四個人，每人用紙捲上抽。號里人能否抽到煙，完全在頭鋪的，路子廣，進的煙多，號里人也就能借光多抽點。煙的來源多種渠道，一是提審，二是武警，三是拘留號，四是各個監房有朋友。拘留號的人在外面幹活帶回來的煙多，有熟人可以成盒給你，其他房有關係硬的能成條進煙，也可援助你。在我拘押之後，我基本上壟斷了百分之八十的用煙，這都是後話。
號里人分到煙抽，都挺感激我，看得出這幫小子憋夠嗆了。王焱說已經斷煙兩天了，隨後他問了我的案子的簡單經過。
這時，前面幾個監房開始和我喊號，六房裡押着我叔伯小舅子，五房押着所繼生，四房押着二弟振庫，二房押着三弟振平和施龍。各號頭鋪都告訴我，他們在號裡挺好的，讓我別惦記。
幾天來，王焱讓我和他睡在一起，晚上蓋着他的警大衣。王焱也挺後悔的，他說，那天他不借別人槍，也許出不了事兒。他問我：“後悔不？”我說：“談不上後悔。當時，我已經拉不開，妻子遭調戲，被我勸解，而後，華宇又窮追不捨，我不可能看着妻子和弟弟受傷害。只是現在挺鬧心的。二弟再有一個多月就高考了，去年只差四分。今年這一年的複習，希望最大，但即使他放出去能趕上，恐怕也受影響。”王焱問我：“這次結婚多長時間了？我說：結婚八天。”他說：“上次事聽說是差七天結婚出的事兒？”我自嘲道：“不能怨出生的生日、時辰不好，上蒼註定讓我歷經磨難。”
1987年5月6日，大興安領發生的震驚世界的特大森林火災，此時，我已經被押四天了，一場大火把山城人燒得人心惶惶。即使火場離加格達奇有近千里的距離，據中國在加拿大防火機構買回來的資料顯示，大火正以時速五十公里寬五十公里長的速度漫延，國家正在調集各方面力量控制這場火災。
果然沒有出乎我的預料，公安機關在對本案定性上，態度已經顯露出來，根本沒有按防衛考慮的意思。5月9日，針對這起案件的當事者以流氓羣毆，進行遊街示衆，凡是參與的雙方都定的一個罪，僅有玉玲沒被弄出來遊街。值得讓人費解的是，這場打鬥反而能與“5.6”大火牽連上。車上按裝的喇叭裡播放出的內容在措辭立罪上有些荒唐，說什麼：5月6日。我大興安嶺發生的特大森林火災，無情的大火肆掠着我們的家園，全區人民正在全力以赴地奔向火場，晝夜撲火，而以宋振嶺爲首等人，不去參加撲火，在區裡滋事毆鬥，聚集了數十人，大打出手，造成他人死亡，傷殘的惡劣後果。”（屁，該事件是5月2日下午發生的，而大火5月6日的事，5月9日說我不去打火，我想去，公安機關讓我去嗎？）
遊街事件之後，玉玲被釋放了，前後關押了九天，三弟振平、施龍、所繼生被拘留了十五天釋放的，而二弟振庫和叔伯內弟審查了十九天予與釋放的。最後，僅剩我一個人了，我的心情稍稍地輕鬆了許多。我清楚按流氓毆鬥定罪，根本定不住。如果按有罪認定的話，也只是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按故意殺人罪定案那就明顯地失去法律水準和公正性了。
在預審科提審時，我問辦案人，當時在現場後期我聽到一聲槍響，不知是誰放的？辦案人告訴我說是我家鄰居陳鳳國家孩子二軍，我打聽是否傷到了人，辦案人說：“沒傷到，是小孩做的**槍。”另外，我試探地打聽被害人華宇其它部位有沒有受傷？因爲一刀刺傷肚子，死亡性很小。辦案人告訴我，刀傷到了肝上，流血過多死亡。
檢查機關批捕是按故意傷害罪定的性，批捕前沒有提審。無疑人命關天，如果按有罪起訴，就沒必要提審了，假如對防衛性質存有爭議的話，也應提次審，這足以說明兩級機關沒有按防衛考慮。因此，在心理上加深了我對訴訟過程中的小心和謹慎。一是每個環節考慮細緻；二是傷害罪與殺人罪性質上慎重。兩個罪有兩個相同的特徵：一是主觀上故意；二是客觀上都造成了對方的死亡。而二者之間的區別在於主觀上，傷害的故意和殺人的故意。客觀上，從刺到的部位等綜合分析，我國刑法規定：構成故意殺人罪的，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五年以下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輕微的處十年以下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構成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1983年“嚴打”期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犯罪分子》的有關規定，犯故意傷害罪情節特別惡劣的，可以判處死刑。1997年新刑法才規定，故意傷害罪有死刑，但故意殺人罪的判刑時由高刑（死刑）往下量定的；故意傷害罪的判刑時由低刑（十年）往高量定的，構成故意殺人罪的，首先考慮的就是死刑。因此，殺人罪的性質惡劣，也決定了判刑由重到輕的原則，法律的規定還是比較客觀的。
如果說，我刺死的是一般家庭的被害者，我的案件最低可以按防衛過當認定，但由於被害人華宇家的特殊社會關係，不能不讓我對這場官司產生高度的重視。
在羈押期間，我通過多種渠道，搞到了《刑法學》、《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等相關書籍。在開庭前，我爭取系統地研究一遍。要想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打好這場官司，就必須研究法律，只有自身主觀上努力到位了，一但藉助外界力量，才能盡最大的限度把官司打好。
我擔心的問題是，害怕這起案件速戰速決、草率結案，這樣對我處理顯然會不利。而目前，我的外界因素非常薄弱。我爭取把案件往後拖一拖，在最後打這場官司方面，裡外都能盡最大能力有個充分的準備。於是，我決定在個別細節上計較起來，阻礙案件進展的速度，不管能否管用，先試一試，但由於人命關天，不能有太大的細節出現變化。否則，容易歪曲事實，按殺人罪定案，二則以投案自首認定的話，就達不到從輕的目的，我等待着提審。
在檢查機關提審時，我針對個別細節進行了補充。這樣，案件的進度受到了牽制，檢查機關將卷案退回預審科補充偵查，每次補充偵查需一個月的時間，而從六月份檢查院提審一次後，有四個多月沒有提審我，
在整個訴訟過程中，檢查機關除了對案件的偵查和審判起到檢查監督作用外，重要的一點將代表國家公訴機關，向法院提起公訴，案件能否訴訟成功，完全取決於訴訟材料的質量。因此，檢查機關對材料要求的比較嚴格，材料越細，公安機關就要下功夫收集證據。假如，檢查機關退回幾次要求補充偵查，不禁牽制了訴訟的進度，可能對公安機關辦案人員產生厭倦和惰性心理，這也是目前我所企盼的結果。因爲從跡象表明，司法機關是按有罪追究我的法律責任，那樣，我要在提審中，摸一摸所謂能定罪的關鍵性證詞；其二，贏得時間，學習一下法律知識，打官司不能憑感覺去打，掌握了法律知識，才能爲訴訟贏得有利的條件；其三，案件的出入性太大，甚至牽扯到罪與非罪的界限，必須盡全力請一位名律師，在省或國家有影響的大律師。雖然從八十年代我國訴訟程序中，恢復了律師制度，律師在審理案件中還起不到關鍵性的作用，但這起案子，律師的介入多少對案件最終的公正性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時，我相信一名好律師也一定會對這類案子感興趣的。
在這段時間裡，我要爭取找到一位在省或全國有影響力的律師幫助我。
10月份的一天夜裡，號裡的人都酣然入睡，我的心情很煩躁。這次出事，可能會改變二弟振庫的一生命運。去年高考時，也是最後一次高考機會。爲了迎接考試，能安下心來複習，班主任讓他擔任班幹部都沒接。結果，臨近高考時，不禁家中再攤這麼大的事兒，而且把二弟振庫也牽扯進來呆了二十來天。前段時間我從看守員口中得知，振庫現在在職高讀書，可以肯定，振庫沒有考上大學或放棄了。
正在似睡非睡之際，耳畔聽到看守員的腳步聲和手裡拎着的鑰匙串的聲音，可能又進新人了，我心裡想。眼睛還沒有完全睜開，看守員停在了十監房前。“宋振嶺，穿衣服。”看守員說。
“夜審”我大腦馬上意識到。這是司法機關的一種審問方式，採用夜審，讓人聯想到案件可能發生突破性的變化或案件的重大性。進行夜審，容易給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帶來精神上的壓力。突審沒有思想準備，很可能一系列的攻勢會打開案件的突破口。在看守所羈押長了，這類現象偶爾會遇到。
我慢慢地把衣服穿上，用時間來調整自己的情緒。
我被帶到了預審科。仔細環視了周圍的人，足有七、八位，是公安機關和檢查機關的辦案人，還有公安局分管刑偵的副局長；另一位是檢察院的副檢察長。瞧這陣容可不小。如果對一般的案犯會造成很大的壓力。不過，我很坦然。因爲案件沒有出入了，也只是針對我的口供有點想法，用夜審來製造一種心理壓力，找點意外收穫！
辦案人讓我坐在審訊凳子上，我猶豫了一下。 10月的夜晚，對於大興安嶺來說，已經很冷了，剛進審訊室就感到一絲絲涼意，襲遍全身，有些發抖。我想一話道破，送我回去，讓他們拿證據說話。但一想，不能太冒然行事兒，看清楚葫蘆裡到底賣的什麼藥再說。於是，我坐了下來，鐵凳子有些冰屁股。忍一下吧，心裡想。
主審是檢察院的副檢察長，給我先講了一通政策，之後話鋒一轉說，這幾個月他們一直在調查取證，找了許多知情人。今天提審我，是給我一個認罪態度的機會，讓我如實交待我刺華宇的經過。
我說我已經交待清楚了。副檢察長說：“ 你以前交代的不對，和我們目前掌握的證據不一樣。”
“第一，你可以按證據起訴我；第二，你想讓我怎麼說？現在只能存在這兩點。因爲該交待的，我已經交待完了。”我回答說。
公安局副局長喊道：“你站起來！”我說：“謝謝！”
預審科的一位辦案人員說：“哎，你小子，還不老實呢！”
“凳子太冰屁股，讓我站起來，我說謝謝很正常。”
“你能不能老實交待問題？”公安局長說。
“交待完了，但你們不給按防衛認定，是你們的事情。”我答道。
公安局長問我：“你知道什麼是正當防衛？正當防衛具備幾個條件？“
“正當防衛按法律規定應具備四個條件。“我告訴他。
檢查院的辦案人插嘴道：“宋振嶺，難道你就這麼有把握，堅持你的口供？”
“不是堅持我的口供，實際就是這麼個過程。”我說。
他又說：“我問你。馮德秀你認識嗎？”
“認識。”我隨口道。
“你和他是什麼關係？”他又問。
“我妻子的表哥。”我答道。
“宋振嶺，你是他表妹夫，對吧？他接着問。
“對。”我又回答。
“他不會陷害你吧？”他又問。
“正常的情況下，他不會陷害我。”我答道。
“什麼情況下，屬於不正常。”他追問。
“譬如，在欺騙，威脅，引誘下，套取的證詞，就是不正常。”我回答說。
“宋振嶺，我可以告訴你，馮德秀已向我們提供說你曾描述用一隻手抓華宇的頭髮，另一隻手刺的華宇，根本就不是在威脅到生命的情況刺的華宇。”檢查機關辦案人攤出了底牌。我心裡想；這是一份沒有價值的證詞。
“首先，，我對這份材料的由來產生質疑；第二，據我回憶，被害人華宇當時是寸發，而不是長髮，馮德秀所描述的一隻手抓頭髮，一隻手刺的華宇，顯然是他胡編亂造的事實，這一點你們可以查卷宗被害人的照片。因此，馮德秀這番不切實際的描述，一定是受到了威脅或誘騙；第三，更爲主要的是，當時我右手傷殘未愈，四根肌腱被切斷，根本就沒有抓力，早晨起牀是我愛人幫助穿的衣服，到街裡看電影時，所繼生用自行車馱的我愛人。我的右手吃不上力，這些事實，你們可以查證。另外，我這有傷口爲證；第四，進一步講，馮德秀的證據，從法律角度講是間接證據，也就是傳來證據，不能作爲定案的依據。”我可以斷定，在取馮德秀的證據中，一定受到了恐嚇而出的這份不負責任的證言。
檢察院的人又說：“那麼，宋振嶺，你愛人不會陷害你吧？”
我有些衝動地說：“你們是說，假如我愛人也這麼講，你們可以用兩份間接證據定罪，對嗎？”
辦案人說：“可以。”
我說：“你們不必提審了，可以送我回去了，從今天你們展開的攻勢來看，就是一場‘蒙古炸’你們可以不相信我，但我相信法律。”
公安局副局長有些動怒地說：“我們還審不了你了呢？給他戴上鐐子！”
“戴就戴，你怎麼給戴上，怎麼給摘下去!”我氣憤地說。
不大一會兒，辦案人從看守所取來一個十八斤重的鐐子給我戴上了。所有的人撤到另一個房間商量問題去了，僅留下一個人看着我。
約有十幾分鐘左右，又過來一名預審人員，連同看管我的那位，把我送回了監房。此時，已經是後半夜一點多了。我戴着鐐子回監房時，驚醒了很多獄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