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會（686—760），唐襄陽（今湖北襄樊）人，俗姓高 。其人悟性極高，童年從師學五經，繼而研究老、莊，都很有造詣。後來讀《後漢書》知道有佛教，由此傾心於佛法，遂至本府國昌寺從顥元出家。是禪宗六祖惠能晚期弟子，菏澤宗的創始者，建立南宗的一個得力人物。也是六祖著名的法脈傳人之一。
有記載，神會十四歲爲沙彌，往韶州（今廣東韶關）曹溪參謁慧能，通過問答試難，“師徒道合，兩心相契”。神會在那裡住了幾年，很受惠能器重。爲了增廣見聞，他不久又北遊參學。先到江西青原山參行思，繼至西京受戒。景龍年中（707—709）神會又回到曹溪，惠能知道他的禪學已經純熟，將示寂時即授與印記。開元八年（720）敕配住南陽龍興寺。這時他的聲望已很高，南陽太守王弼和詩人王維等都曾來向他問法。
神會北歸以後，看見北宗禪在北方已很盛行，於是提出南宗頓教優於北宗漸教的說法，並且指出達摩禪的真髓存於南宗的頓教。他認爲北宗的“師承是傍，法門是漸”，惠能纔是達摩以來的禪宗正統。
開元十二年（724）正月十五日，神會在滑臺（今河南滑縣）大雲寺設無遮大會和當時著名學者崇遠大開辯論，建立南宗宗旨；同時批評了當日最有聲望的神秀門下普寂。
普寂以神秀爲達摩的正統，他自己則是繼承神秀的人。當時神秀門下的聲勢很大，他們所立的法統無人敢加以懷疑。但神會卻認爲這個法統是僞造的，說弘忍不曾傳法給神秀。他提出一個修正的傳法系統：“（達摩）傳一領袈裟以爲法信授與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惠能，六代相承，連綿不絕。”
神會又說：“秀禪師在日，指第六代傳法袈裟在韶州，口不自稱爲第六代。今普寂禪師自稱第七代，妄豎和尚（神秀）爲第六代，所以不許。”
當時大雲寺崇遠質問他說：普寂禪師是全國知名的人物，你這樣非難他，不怕生命的危險嗎？神會從容地說：我是爲了辨別是非、決定宗旨，爲了弘揚大乘建立正法，那裡能顧惜身命？他的堅強態度和言論驚動了當時參預大會的人。從此南北兩宗的界線更加分明，爭論也更加激烈了。
天寶四年（745）神會以六十一歲的高齡應請入住東都荷澤寺，這時普寂和義福都先後去世，由於他的弘傳，“使曹溪的頓悟法門大播於洛陽而流行於天下”。
天寶八年（749）神會在洛陽荷澤寺又楷定南宗的宗旨而非斥北宗，且每月作壇場爲人說法：“抑清淨禪，弘達摩禪”。這時北宗門下信仰普寂的御史盧奕於天寶十二年（753），誣奏神會聚徒企圖不利朝廷。唐玄宗即召神會赴京，因他據理直言，把他貶往江西戈陽郡，不久移湖北武當郡。天寶十三年（754）春又移襄州，七月間又敕移住荊州開元寺。這些都是北宗的人對神會的報復。
神會雖過着貶逐的生活，兩年之間轉徙四處，但他的聲望並未下降。
神會被貶的第三年，即天寶十四年（755），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舉兵，攻陷洛陽，將逼長安，玄宗倉皇出奔西蜀。副元帥郭子儀帶兵征討，因爲軍餉缺乏，採用右僕射裴冕的臨時建議，通令全國郡府各置戒壇度僧，收取一定的稅錢以助軍需。這時神會尚謫居荊州，誣奏他的盧奕已被賊所殺，羣議請他出來主持設壇度僧，於是他纔回到洛陽。至德元年（756）神會已經七十二歲，當時洛陽寺宇已被戰火摧毀，他即臨時創立寺院，中間建築方壇，所有度僧的收入全部支援軍費，對於郭子儀收復兩京貢獻很大。
安祿山之亂平定以後，肅宗便詔他入內供養，並敕建在他曾住過的荷澤寺中建造禪宇給他居住，所以時人稱他所弘的禪學爲荷澤宗。
758年五月十三日，神會寂於洛陽荷澤寺，年七十五歲。建塔於洛陽寶應寺，諡真宗大師。
禪宗，中國佛教宗派。主張修習禪定，故名。又因爲自稱“傳佛心印”，以覺悟衆生本有之佛性爲目的，所以亦稱佛心宗。禪宗的祖庭有河南少林寺，安徽嶽西二祖寺、天柱山三祖寺，湖北黃梅四祖寺、五祖寺以及廣東南華寺等。依傳說菩提達摩爲創始人，被尊爲初祖，其後幾代的傳承者依次有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等。
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公元638——713年），俗姓盧 ，唐新州(今廣東新興縣)人，中國禪宗傑出大師。24歲聞《金剛經》開悟而辭母北上湖北黃梅謁五祖弘忍，以一首“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法偈得五祖認可，夜授《金剛經》，密傳禪宗衣鉢信物，爲第六代祖。惠能在曹溪大倡頓悟法門，主張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用通俗簡易的修持方法，取代繁瑣的義學，形成了影響久遠的南宗禪，成爲中國禪宗的主流 。六祖惠能的思想，集中體現於《六祖法寶壇經》。
神會大師在歷史上被沉寂多年後，他的事蹟能夠被世人所知，主要是胡適不辭艱辛的挖掘、整理、考證。
8月26日，胡適走進了巴黎國家圖書館，開始翻閱敦煌卷子。那時，伯希和因獲得我國敦煌的大批珍貴文物，寫了《敦煌千佛洞》等書，名聲大噪，已經當了巴黎法蘭西學院的教授，並主編東方學雜誌《通報》。胡適去拜訪了他，並得到他的幫助。
經伯希和給引薦，胡適能夠進‘寫本書室’，看敦煌各卷子。果然大有收穫。
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到巴黎，不上幾天，便發現了一卷無名的語錄，依據內容，定爲神會的語錄的殘卷。後來我從別種敦煌卷子裡得着旁證(例如《歷代法寶記》)，可以確定此爲神會的語錄。(卷子號目Pelliot 3488)
“過了幾天，又發現了一長卷語錄，其中一處稱“荷澤和尚”，三次自稱“會”，六次自稱“神會”，其爲神會的語錄無疑。此卷甚長，的確是唐人寫本，最可寶貴。(號目P．3047)
“從此世間恢復了兩卷《神會語錄》的古本，這是我此行最得意的事!不僅讀書有得，而且在海外也有崇拜者。”
胡適這裡說的海外崇拜者，是當年在巴黎專攻法國文學的袁昌英女士，她寫信給胡適：“我近來心目中只有兩個英雄(你曉得婦女的心目中總不能不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適，武的也不待言是蔣介石。這兩個好漢是維持我們民族運命的棟樑！我的靜坐的時候頗不多，然而一得之則默祝這兩人的福壽與成功。”
讀着這樣的信，胡適自然也高興。但是，得意之時，也遇着很不得意的事。
有一天晚上，胡適與當時也在法國的傅斯年約定，去萬.花.樓吃晚飯。
胡適因事去遲了一點，在門口碰着萬.花.樓的老闆，他低聲說，“樓上有人發傳單罵你，我特爲站在門口等你，你不要進去了吧?”
胡適當即大笑，說：“不要緊，我要吃飯，也要看看傳單。”
他上了樓，傅斯年、樑宗岱等人都在等他，卻沒有外人，也不見傳單。大家不說傳單的事。吃完飯以後，他們走到對街一個路角的咖啡攤，坐下閒談，胡適才問傳單的事。原來他們都收起來了，怕胡適生氣。
胡適說“我決不生氣”，纔給了他幾張。一看，原來是中國國民黨旅歐巴黎支部發的《警告旅歐華僑同胞，請注意孫傳芳走狗胡適博士來歐的行動》，大約是因他的好友丁文江當了孫傳芳手下的“淞滬總辦”，又同爲中英庚款委員，才作這樣推斷的。
胡適當時忙着看敦煌卷子，每日寫幾千字的讀書筆記，無暇顧及這種無聊事，只保存了一張傳單在他的日記裡，便又埋頭讀書去了。
這年9月，胡適又去倫敦，翻閱不列顛博物院珍藏的敦煌經卷，又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12月17日，是胡適滿35歲的生日，這一天也是在博物院讀書度過的。
他這天校讀了《忍和上道凡趣聖頓悟解脫宗修心要論》，抄了《大乘北宗論》一卷，讀了七種卷子。博物院“電燈不明”，校書抄書很費力。
這天晚上，胡適纔想起自己的生日，大有感慨：“自從去年9月底出京後，和我的“書城”分手太久了，真有點想念他。這一年多，東奔西走，竟不曾做一篇規規矩矩的作品。……英國庚款事總算有點成績。此外只是出來跑一趟，換了一點新空氣，得了一點新刺激，於我有點好處，然而忙的要死，倦的不得了，身體上始終沒有休息。巴黎倫敦兩地的讀書，可算是今年的大成績。今天過生日，終日在B．M．裡校讀敦煌卷子，總算是一種最滿意的慶祝儀式了。”
胡適在巴黎和倫敦，所得神會的語錄三種，《顯宗記》一卷，約計達兩萬多字，爲國內所得的30倍！此外，還看到《楞伽師資記》的兩種寫本，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禪宗史料。收穫是很豐厚的。在海外讀中國的敦煌卷子，能有這麼多收穫，胡適真是心滿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