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之惑

在地位、名聲、財富的誘惑之後,人生還會遇到一個大誘惑,那就是潮流。

到了今天,此惑尤甚,常常趕過了前面幾惑。

潮流之惑,也可以衍伸爲時尚之惑、趨勢之惑、信息之惑、網絡之惑、傳媒之惑。一看便知,此惑大矣,此惑盛矣,此惑難逃矣。

爲了說明“潮之惑”,我還要說說那段已經說過的往事。

那年我考察人類古文明遺址,大半年時間天天尋路,又天天逃奔,看不到電視和報紙,與現代文明完全脫節了。我想把句號劃在北極,因此有一位當代亞洲傳媒界的領袖特地從**趕來爲我開車,以示隆重。這天正下大雪,從赫爾辛基開車到北極要十七個小時,我希望他趁這個機會把半年來世界上發生的事情一一告訴我,爲我補課。這對他來說一點也不難,因爲他天天泡在傳媒堆裡。

他開始給我講這半年來國際間所發生的大事,但從表情看,似乎從興奮轉向了迷惘。他斷斷續續地給我講了幾件,然後就沉默了,好像還在挑選,但挑選得非常艱難。我一看手錶,他只用了十分鐘。然後,他笑着說:“就講國內的吧。”遺憾的是,他只講了五分鐘,就搖頭說:“沒了。”

“沒了?”我非常吃驚。整整半年,國內外發生的大事,只夠講十五分鐘?

他知道我在疑惑地看他,便說:“當事情過去之後,連再說一遍的動力也沒有了,因爲已經一點也不重要。”

但在我聽來,他選出來的這幾項,也都不重要。

這事對我們兩個都產生了震動。彼此好一陣不說話,只讓車在大雪中靜靜地走着。

他,天天與新聞打交道,卻從來沒有一個機會,讓他撿拾在剛剛過去的半年中值得私下再講一遍的事情。如果我此刻不問,他明天又會投入新聞的滾滾洪流之中,辨別、估量、判斷、評論,充滿了專業激情。我此刻一問,他蒙了。我快速地瞟了他一眼,估計他在想着有關自己職業的悖論。

他或許在想,自己從事的傳媒事業就像眼前雪路中的車轍,剛剛留下,立即就被大雪淹沒,似乎什麼也沒有發生過。

我也在想自己的事。原先我有點可憐自己,那麼長時間獨自在遙遠的異國他鄉漂泊。但現在我卻可憐起一直生活在“文明圈”中的朋友來了。他們每時每刻都把自己捆紮在信息堆裡,忙不堪言,但結果,“連再說一遍的動力也沒有了”,這話是最徹底的反諷。

這件事,我曾在《君子之道》一書中提到過。據說很多年輕朋友讀到後,把手機上的網絡圈子重新刪削了一番,然後反覆向我表示感謝。因此我要在這裡再說一遍,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讀到。

爲什麼會有那麼多聰明人,都避不開這樣嚴重的生命浪費?從淺裡看,是出於日新月異的技術誘惑;往深裡看,是出於人類在本性上的“軟肋”。

人類在本性上有一種很不自信的“大雁心理”。怕脫羣,怕掉隊,怕看不到同類的翅脖,怕一旦獨自棲息後不知道明天飛翔的方向。

因此,他們不能不天天追趕。時間一長,對追趕這件事產生了依賴,對於追趕之外的一切,已經不再思考。

新聞和信息,就是一種似實似虛、似真似幻、似有似無的追趕目標。

當然,新聞、信息、傳媒、網絡在當代社會,具有不少正面意義。但是,它們變成了一股強大的氣旋,把太多的東西旋轉進去了。旋轉進去草木泥石倒也罷了,問題是,旋轉進去的是無數有獨立智慧、獨立品格、獨立創造力的生命,讓他們天天在極快的滾動中同質化、異己化、平庸化,直到衰老。

無數美若秋水的眼波,在閱讀着一則則充滿套話的低劣報道;千萬冰雪聰明的頭腦,在面對着一則則故弄玄虛的愚蠢笑話……我們天天以極度的珍貴,兌換着極度的無聊。

當大家身處無聊而不感到無聊,這場極不公平的兌換已經完成。

據我長期觀察,在“潮之惑”中,傳媒的責任極大。

很多人認爲,傳媒也就是刊登新聞信息而已,是被動的載體。其實,事情嚴重得多。

如果要在整體上把傳媒的正面作用和負面作用作一個比較,我以切身體驗作出判斷:正面作用三成,負面作用七成。近二十年來,如果着眼於文化領域,那麼,負面作用至少已上升到八成。

傳媒從業者,多數是好人,但爲什麼整體作用會是這樣呢?

爲了說明這個頗爲複雜的問題,我且先打一個通俗的比喻。

早年農村,封閉保守,一切傳聞都來自橋邊涼亭上幾個每天都在閒聊的“話佬”,邊上總會聚集不少旁聽的村民。這幾個“話佬”不是壞人,但是,幾年來不斷用前輩恩怨、鄰里老賬、兒孫褒貶埋下裂隙的,正是他們。他們的閒聊,滋生了村裡的大半糾紛。

村裡的族長、保長昏聵無知,大家都把公正交付給涼亭。但是,多年來發生那麼多賣婚、虐媳、逼債事件,幾個“話佬”閉口不提,這也就容忍了這類事件。從長遠看,容忍也就是慫恿。

這些“話佬”,相當於村莊間的傳媒集團。

這個比喻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爲什麼由多數好人組成的傳媒,在整體上會起到那麼大的負面作用。這中間,隱藏着一系列機制性的原因。

第一個機制性原因,是對於利益身份的掩飾。

對傳媒來說,擁有利益背景,佔取權力身份,是它們立足的根基、工作的動力,否則無法進行長期的團隊化運行。這是無可奈何、也無可厚非的事。但是,它們又必須面對廣大民衆,因此還需要打扮成客觀、公正。民衆總是匆忙和粗心的,不可能去辨識真僞,也就相信了它們。即使心裡常有懷疑,也只能勉強相信。時間一長,勉強相信變成了自然相信,漸漸喪失了懷疑功能。

第二個機制性原因,是對於社會熱點的牽引。

社會熱點的形成,由事情的性質決定,但也需要有人牽引。牽引者,應該是具有人文良知和科學精神的社會精英。傳媒,本應是這些精英和民衆之間的媒介。傳媒之“媒”,正是由此得義。但是,事情有時會發生戲劇性的翻轉。大家有沒有聽到過社會上有些“媒人”做着做着突然眼睛一亮,忍不住“反媒爲主”,自己做起了新娘或新郎?傳媒在這方面的主動性比媒人還高,他們剛剛做了幾次媒介,就把自己當做了專家學者、言論領袖、思想精英,還信心滿滿。

不錯,世界上確實有一些傳媒人士通過多年悉心學習也具備了專家學者的資格,但那在比例上只是極少數。我所見到的那些信心滿滿的傳媒人士基本上還不是,他們一般總是太熱鬧、太繁忙、太裝扮、太浮滑,沒有用功學習的時間和心境。其中有些人已經在傳媒上侃侃而談十來年,一直信息靈通、反應機靈,但在思維等級和審美悟性上,幾乎毫無進步可言。對於一個普通的個人,十來年沒有進步不算什麼大問題,但他們卻佔據着這麼大的視聽窗口,這似乎不太合適了吧?

也有一些學者,本應成爲傳媒採訪的對象,但由於傳媒太容易出名和得利,他們也漸漸“傳媒化”了,慢慢熟習了傳媒間一切表演、作態、造勢、誇張、尋釁的手段,由他們來牽引熱點,同樣堪憂。

一個理想社會的公民,應該擁有不被牽引、不被騷擾的獨立性。但是我回顧自己的一生,青年時代是滿耳滿眼的階級鬥爭宣傳,中年時代是滿耳滿眼的輸贏競爭故事,現在是滿耳滿眼的低級民粹笑鬧。這一切都是強加的,直接的強加者,就是傳媒。

久而久之,傳媒所製造的一個個社會熱點,成了民衆的一所所學校、一門門課程。結果如何,自不待言。

第三個機制性原因,是對輿論道義的包攬。

這就碰撞到精神價值層面了,其間的負面作用更爲顯著。

傳媒很喜歡把自己打扮成“亞法庭”、“亞教堂”、“亞裁判”,被廣大民衆企盼、等待。有些傳媒爲了顯示這種功能,還會隨意尋找批判目標,而受害者永遠不是他們的對手。傳媒當然也有可能遭到法律起訴或同行異議,但那只是偶爾受挫,他們會以更密集的言論、更持久的背向,讓受害者永遠是受害者。

多數傳媒人士即使沒有害人的故意,卻也沒有經歷過系統的品德修煉,更沒有思考過如何避免傳媒“輕於大道,重於大聲”的惡習。因此,他們大多隨波逐流、同聲附和。尤其是現代,傳媒獲得了新技術的強大支撐,帶動着以前無法想象的鉅額資金和權勢博弈,更容易失去道義底線。在很多傳媒人士看來,輿論道義全在手上,升沉榮辱只憑操作,左右逢源皆是生意,推波助瀾即成潮流。

面對這種潮流,我知之頗深卻無力改變,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距離。而且,隨着年齡增長,離得越來越遠,現在已明確決定“阻隔”。

我不管在海內外哪個地方演講,總是告訴邀請者,不必考慮報酬,但絕對不能讓傳媒報道。傳媒本身也不斷地在邀請我,但是,在我決定“阻隔”後,不管他們託請了我的生死之交,還是許諾每次出場都願意支付高出我十年薪水的鉅額報酬,我也沒有點頭。

這對我很不容易,因爲我本來極有可能成爲“傳媒達人”。

大家記得,過去中央電視臺、**鳳凰衛視的相關節目只要由我主導,總能創造令人滿意的收視率;我由於始終擔任每一屆“世界大學生辯論賽”的“現場總講評”,被海外傳媒人稱爲“最善於在傳媒講話的華人”。

爲此,我曾一次次自問:如果我進得傳媒呼風喚雨,能不能爭取到一些比較樂觀的可能?

結論是:不可能。

改變潮流需要具備足夠的“對衝”力量,我尚未看到。如果僅僅在個別節目裡改變了一些觀衆的思路,那實在是杯水車薪,於事無補。既然於事無補還參與其中,客觀上也就成了喧囂勢頭的一部分。

因此,退避是唯一的選擇,不能“猶抱琵琶半遮面”。

現在,傳媒潮流已經憑藉着網絡高科技囊括了整個社會,因此,從潮流退避,也就是從社會視野中退避,從信息海洋中退避。

下這麼大的決心,只想獲得一種重要的體驗:在現代社會的滾滾潮流中,是否還隱潛着一種千年不疲的精神境界,足以讓我孤守,讓我消融?

我所獲得的體驗,無與倫比。因此直到今天,我沒有絲毫後悔。

遠離潮流,阻隔傳媒,只是我個人的選擇,在現代,當然不應該、也不可能成爲別人的生活方式。

但是,通過對現代社會頑疾的長期觀察,我堅信,讓更多的現代公民不在乎、或不太在乎潮流和傳媒,是人類的一條自救之路。

說到底,人們只想好好地過日子,既希望自己的起居不被別人窺探,也希望自己的耳目不被濁霾充斥。但是,傳媒剝奪了這兩種權利,使人們再無隱私,也再不清潔。

更嚴重的是,傳媒還會鼓動民族紛爭、國家對立、金融恐慌、核武競賽。這一切在以前是由權勢力量來策動的,但現代不同了,傳媒已經作了濃重的民間鋪墊,使權勢力量也難於後退。至於傳媒對於恐怖主義的普及和教誨,更是成了一個沉重的當代災難。

本來,傳媒既有可能做好事,也有可能做壞事。但是,由於人們對它們太關注、太依賴、太冀求、太放任,又太缺少譴責和懲罰,做壞事的頻率越來越高。

經常有青年學生問我:“如果遠離潮流和傳媒,怎麼可能接觸和創造當代的好作品呢?”

“當代的好作品”?好到什麼程度?我在《中國文脈》一書的開頭就闡明,凡是關及“文脈”的作品,大多都不是“民間流行”和“官方流行”。隨潮而行者,只是魚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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