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災難，畢竟只是一種特殊的遭遇。災難中的修行儘管重要，卻缺少普遍參照意義。
最有普遍參照意義的修行，一定出現在常態之中。
常態，就是世上多數人都會遇到的一般生態。
我原來以爲，走出災難之後的步履必然輕盈矯健、從容自如，閱盡風雨的雙眼必然無憂無懼、無陰無翳。但是，情況完全不是如此。
一種看似極爲正常的圖像出現在前面，好像與自己有關，又好像與自己無關，卻有一點吸引力，讓你關注，讓你趨近，讓你貼合，然後又讓你煩惱，讓你猶豫，讓你迷醉。這，就是誘惑。
誘惑，一個接一個，組成了人生美麗的套環。但是，正是它們，把人生“套”住了，使人生變得既風生水起，又傷痕斑斑。
二
我所遇到的第一大惑，是官位之惑。
說到官位之惑，容易產生一種誤會，以爲是指貪戀官位所帶來的權力、威勢、名聲、利益。社會上確實也有大量令人厭惡的“官迷”，讓人加深了這種負面印象。
其實，對於比較正派的人來說，官位之惑，往往是爲了回答別人的疑問。
例如：這個書生，有沒有實際工作能力？這麼多人，他用什麼辦法拉在一起？這個單位，他會從哪個起點着手整頓？當然，在這些問題前面還有一個起點性的問題：大家會不會把選票投給他？……
我也遇到了類似的問題，卻又有點特別。
“**”宣佈結束，並不是“**”真正的了斷。整整十年的負面積累，使全國上下多數管理者、宣導者、監督者、審查者，都還是習慣於極“左”思維。“***”逮捕後，中央推行了一種稱之爲“兩個凡是”的政策。結果，整整兩年，一切照舊，而我們編教材的事因此成了“清查目標”。清查者，恰恰就是當初主張“毀校、廢學”的那批人。爲此，我每個月都向北京投書。幸好北京順應普遍民意派人到上海“複查”。我便從一個“清查目標”變成了“重用目標”。
因此，我突然被破格任命爲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正是意味着北京對我在災難歲月一系列大膽行動的讚賞，對我投書的肯定，以及對我的“超高民意支持度”的呼應。
因此，我當時接受官位，其實是接受一種歷史判斷。
有人給我帶話：“中國的事不能說得太明白，一切都向前看吧，對你的任命就說明了一切。”
我說：“這個任命讓我作難了，但我知道這是社會良知的迴歸，不能不勉強承擔。”
我相信，歷來像我這樣接受官位的人不少。看上去只是個人的官位，卻是一種宏觀意義上的勝利。昨天還在爭執不休的是非，一下子被壓到了官位的椅子底下。坐在椅子上的人，立即成了裁判者、決定者、宣佈者。聆聽他就是聆聽結論，追隨他就是追隨正義。因此，在很多闇昧的歷史關口，一些長期受屈的人取得官位，有一種不言而喻的痛快感。
這就是官位之惑的漂亮起點。或者說，是“官位之惑第一階”。
但是，正在痛快之際，突然發現，一些比較投機的極“左”派人物也都慢慢地在報刊上探頭探腦了。
我開始有點煩躁，繼而憂慮。我上任後發表的第一個施政報告《我們別無選擇》，從頭至尾充滿了“搶回一點時間”的緊迫感。我對極“左”派知之甚深，知道他們會用什麼樣的手段做成什麼。幸好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在整體上還是邪不壓正。
這個時候，我就不得不把官位捏緊了。
捏緊，不是怕丟失，而是怕低效。歷來的傳統，工作越是低效，官位越是牢靠。但我不想做這樣的官，而是要反過來，以最高效率來實現一個官位有可能出現的精彩形態。只有這樣，才能把負面勢力比下去，證明在中國，也有可能創建一流的文化，一流的藝術，一流的教育。
爲此，我必須好生“用權”了。我要挖掘每一個處級單位和科級單位的潛能，尋找每一個難題的契口，掌握每一項工作的節奏，識別每一個領域的幹才和庸才……總之，我必須步步向前。
——這是官位之惑的升級版，或曰“官位之惑第二階”。
正巧，我身上有一種近乎先天的管理癖好，無形中強化了此惑。
記得很多年前我還是一名學生，去親戚家玩，看到一家鄰居正遇喪殯。喪殯的事哪家都不會有太多經驗，各方親友熙熙攘攘一片混亂。我不認識這一家，卻站出來說大家聽我指揮。僅僅半小時，就把追悼、出殯、聚餐、禮金這幾路事務安排得妥妥帖帖。爲此，我家親戚多年來一直受到四鄰尊敬。正是這種與生俱來的管理天分，使我從擔任院長第一天起就讓人大吃一驚。
但是，也正是這種管理天分，讓我更深地旋入了官位之惑的魔圈。
就行政管理和教育管理而言，我一定做得不錯，因爲國家***教育司一再表彰我爲“全國最有管理能力的院長”，上海市教育委員會也多次向全市各高校領導推廣我的施政經驗。我倒不在乎上級的表揚，卻非常享受自己的每一項謀劃都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因此又癡迷地設想着後續步驟。這就讓我對官位產生了依附，似乎越來越離不開了。
三
“官位之惑第三階”，是開始面對升遷。
只要做了官，遲早會碰到這個問題。
我碰到得特別早。那是因爲，我處在一個特殊年代。“**”結束後，老幹部們集體“官復原職”又集體“退居二線”，從中央到地方的很多位置都空出來了。當時如果有一個官員年紀輕，文化高，又能管理，很可能像“坐火箭”一般被提升。我當時已經成了全國最年輕的正廳級官員，又身處“坐火箭”態勢最集中的上海，很自然，就有一大堆省、部級的官位等着我。而且，那些官位爲了爭奪我，還發生了不少故事。
一次次長時間的談話，一個個聽起來那麼顯赫的職位，一度形成了一種擁塞狀態。開始我也不無興奮，一切年輕男子聽到那些千山皆知、萬里俱聞的響亮名號隨時可以落到自己身上，都會產生一種生命力的衝動。這似乎是一種最通俗的人格信賴，顯示自己有能力成爲一項全國性事業的權力頂端。
這時候，又會暗暗與這些顯赫職位上的各個“前任”作比較，必然會發現他們的諸多弊病，自己的諸多優勢。這一來，任何畏怯、謹慎都不存在了，自己已經處在“箭在弦上，蓄勢待發”的狀態。
我似乎很難擺脫。換言之，“官位之惑第三階”，對我也極具殺傷力。
幸好，謝天謝地，還是正覺救了我。
我漸漸冷靜了。
四
我是怎麼冷靜下來的呢？不妨多講幾句。
我發現，在我們的體制中，專業的地位不太重要。開始一直認爲，自己當時的身份應該是“國內唯一通曉全世界各大戲劇學的戲劇學院院長”，後來才知並非如此，而是“一個頗有工作能力又廣受擁戴的正廳級官員”。後面這一種身份，雖然聽起來也不錯，卻讓我成了一個官場的“通用部件”。若要說“專業”，那就是“專業官僚”。我看了一下集中向我撲來的那麼多更高的官位，無論是部長、副市長，還是主任、副主席，都要求凌駕各個不同的領域，說着差不多的話，開着差不多的會，聽着差不多的彙報，作着差不多的指示。幾乎所有來勸我升遷的官員都誠懇地說：“從一個小範圍的學者，變成一個大範圍的領導，不要捨不得原來的專業。”
但是，我還是捨不得。我在寫作《世界戲劇學》過程中，精研了世界各國幾乎所有重大的文化史、藝術史、美學史，並用自己的判斷進行了完整論述。在此之後，我又連續完成了開創性的《中國戲劇史》《觀衆心理學》《藝術創造論》，引起海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讓中國和世界在美學上互相認識，這無論如何是一件大事，我已經做了那麼多，如果半途放棄，會造成歷史缺憾。
更重要的是，我已經懂得，進一步的研究必須是現場考察，親自抵達中華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全部重要遺址。這是一個需要行走萬里的巨大生命工程，具體方案當時還沒有形成，但已經感覺到比我已經完成的每一項學術工程都更加重要。而且，在敢於拼死冒險的勇氣上，文化領域似乎還無人能與我相比。
這麼一想，官位在我心中就輕如鴻毛了。很多高官勸我把官位和文化同時兼顧，但我心中明白，這在時間和心態上都不可能。
我這個人，對於想明白了的事情，絕不違心敷衍。我在災難時期的全部經歷，早已證明了這一點。我知道生命如何無聊，又如何閃光；我知道心靈如何矇蔽，又如何明亮；我知道自由如何被凍，又如何融化；我知道獨立如何遺失，又如何找到。於是，我的選擇也就不言而喻了，那就是義無反顧地辭職。
辭職的過程非常艱難，我整整辭了二十三次，因爲當時全國還沒有一個這樣級別的官員在沒有犯錯誤的情況下辭職。這個經歷我在多篇文章中提到過，這裡就不重複了。很多文化教育界的朋友打賭發誓，說我的辭職絕對不可能被批准。如果批准了，他們也都會跟着辭。其實，真正下定了決心，怎麼會辭不掉呢？
有趣的是，那些朋友一個也沒有跟着我辭職。我扭身向後看，一直只有自己的一行腳印。
五
辭職，是我“破惑”的結果，因此對於辭職後的日子，沒有一天不適應。
不錯，身邊的一大羣“處級官員”不見了，隨便講一句話就有人點頭執行的架勢不見了，從此跟隨我的，只有一身薄棉衣，一雙舊跑鞋，一片大沙漠。
但是，我可以到任何自己想去的地方，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先是穿過一片荒原到了唐朝，久久流連，不願出來。於是，我心中早已萎縮的文思全盤復活，可以與李白、杜甫、王維暢快對話了。更重要的是，我對今後未知的每一天都充滿懸念，充滿好奇，充滿驚喜，終於讓生命拔離了天天都在重複的行政規程。
但是，我在這種心情中，一點也不會嘲弄仍然在位的朋友們。從某種意義上說，正因爲不少朋友守在位上，我纔有可能脫位而走，走在一個被管理着的天地間，一個有序的人世間。
我所反對的“官位之惑”，是把官位看大了，看重了，看成是生命之依、榮辱之界、成敗之分。
在正常情況下，辛苦爲官，只是自己的一種職業，而且是不太好的職業。財政官員並不是財富創造者，文化官員並不是文化創造者。因此，總的說來，做官不是一件值得榮耀的事情。勉爲其難做了一陣，就要考慮儘早離開。如果親屬子女做了官，千萬不要慶祝，而不妨較早地遞上“破惑”的話語。
對於在官場消磨了大半輩子而終於離職的官員來說，應該充分享受自己並不熟悉的自由、獨立、尊嚴。唯一不能做的，是長久回想着那些本不屬於自己的官位，而且還希望別人也回想。人生最可憐的事情，是明明自由了卻不要自由，明明卸除了鐐銬卻還在思念鐐銬。
破除“官位之惑”，一直要破除到失去官位之後。甚至，還要破除到失去生命之後，因爲那些悼詞、碑文，是此惑的最後棲身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