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薩孟武、何炳鬆等十位教授發表了《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十教授宣言分爲三個部分，即“沒有了中國”、“一個總清算”、“我們怎麼辦”。
在“沒有了中國”這部分中，作者們開宗明義地指出：“在文化的領域中，我們看不見中國了。”意思是說，中國五千年來所積澱形成的價值信仰和文化生態已經呈現整體性、根本性的坍塌與崩潰，中國人已經不是由自己的歷史傳統文化提供的精神世界和意義世界所維護調護涵育的中國人了。作者們認爲“鑽進古人的墳墓”的人（指復古派）和“抱着歐美傳教士的腳”的人（指西化派）尋找中國文化出路的結果已然證明同樣是失敗的失望的，而且使中國人更苦悶更迷惘。因此中國之局勢仍然是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但“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因爲中國已經失去了自己在政治形態、社會組織和思想內容形式等方面的特徵。所以，“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現代世界裡面固然已經沒有了中國，中國的領土裡面也幾乎已經沒有了中國人。”而要使中國人成爲中國人，就必須從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必須用批評的態度、科學的方法，檢閱過去的中國，把握現在的中國，建設將來的中國。”
在“一個總清算”這部分中，作者們對中國文化的歷史行程和現實境況做了一個大體概觀與評價，認爲中國文化在漢代以後就因循守舊、停頓不前了。直到鴉片戰爭西方列強的鉅艦大炮才使中國人覺醒，並先後出現了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康有爲、梁啓超的“維新運動”以及孫中山的“革命運動”。作者們認爲，“洋務運動”純粹是對西方的技藝模仿，“維新運動”純粹是對西方的政治抄襲，都是“中體西用”理論的見解與實行，是對中國皮毛的、改良的方法。只有孫中山主張對中國進行徹底的改造，並在新文化運動之後新覺醒的中國人的努力下取得政治改造的成功，使國家有機會進行政治經濟方面的重建。但在文化建設上中國人卻還是一片茫然無所舉措。復古派的錯誤在於忽視了歷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西化派（含模仿英美派即自由主義派、模仿德意派即法西斯主義派、模仿蘇俄派即社會主義派）的錯誤在於忽視了中國問題的特殊性。作者們還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已經成爲各種主義思潮表演的舞臺與拼殺的戰場，而其背後卻是都有國際文化侵略勢力的魔手。
在“我們怎麼辦”這部分中，作者們提出了進行“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的五條原則和三個方法。五條原則中第一條是中國問題具有特殊性和時代性，因此文化建設應注意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第二條是既反對復古也反對非古，主張對中國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第三條是以中國需要爲標準來吸收借鑑西方文化，但反對盲從的全盤西化；第四條是中國人應有急迫感和創造力，以便迎頭趕上西方文化併爲世界文化做出貢獻；第五條是進行“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的目的並不是要放棄大同理想，而是先建設和整合中國以便更好地促進世界大同理想的實現。五條原則可以概括爲：“中國是既要有自我的認識，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閉關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決心。”進一步說，就是“不守舊，不盲從”。不守舊就是反對全盤復古，不盲從就是反對全盤西化。根據這些原則，進行“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應採取“批評的態度，科學的方法”，即“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來進行。
作者們在宣言的結尾表示，只有根據這些原則和方法，才能“使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能恢復過去的光榮，重新站着重要的位置，成爲促進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勁最強的生力軍。”
十教授的《宣言》發表後，引發了學術界持續一年多關於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的文化爭論。許多人提出了不同意見，對《宣言》的一些見解進行批評和質疑。
3月21日，胡適作《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一文，對十位教授發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提出批評，全文如下：
新年裡，薩孟武、何炳鬆先生等十位教授發表的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在這兩個月裡，很引起了國內人士的注意。我細讀這篇宣言，頗感覺失望，現在把我的一點愚見寫出來，請薩、何諸先生指教，並請國內留意這問題的朋友們指教。
十教授在他們的宣言裡，曾表示他們不滿意於“洋務”“維新”時期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見解。這是很可驚異的！因爲他們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正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最新式的化裝出現。說話是全變了，精神還是那位《勸學篇》的作者的精神。“根據中國本位”，不正是“中學爲體”嗎？“採取批評態度，吸收其所當吸收”，不正是“西學爲用”嗎？
我們在今日必須明白“維新”時代的領袖人物也不完全是盲目的抄襲，他們也正是要一種“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他們很不遲疑的“檢討過去”，指出八股，小腳，鴉片等等爲“可詛咒的不良制度”；同時他們也指出孔教，三綱，五常等等爲“可讚美的良好制度，偉大思想”。他們苦心苦口的提倡“維新”，也正如薩、何諸先生們的理想，要“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
他們的失敗是薩、何諸先生們在今日所應該引爲鑑戒的。他們的失敗只是因爲他們的主張裡含的保守的成分多過破壞的成分，只是因爲他們太捨不得那個他們心所欲而口不能言的“中國本位”。他們捨不得那個“中國本位”，所以他們的維新政綱到後來失敗了。到了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帝制推翻了，當年維新家所夢想的改革自然在那大變動的潮流裡成功了。辛亥的革命是戊戌維新家所不敢要求的，因爲推翻帝制，建立民主，豈不要毀了那個“中國本位”了嗎？然而在辛亥大革命之後，“中國本位”依然存在，於是不久大家又都安之若固有之了！
辛亥以來，二十多年了，中國經過五四時代的大震動，又經過民國十五六年國共合作的民國革命的大震動。每一次大震動，老成持重的人們，都疾首蹙額，悲嘆那個“中國本位”有隕滅的危險。尤其是民十五六的革命，其中含有世界最激烈的社會革命思潮，所以社會政治制度受的震撼也最厲害。那激烈震盪在一剎那間過去了，雖然到處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創痕，始終沒有打破那個“中國本位”。然而老成持重的人們卻至今日還不曾擱下他們悲天憫人的遠慮。何鍵、陳濟堂、戴傳賢諸公的復古心腸當然是要維持那個“中國本位”，薩孟武、何炳鬆諸公的文化建設宣言也只是要維護那個“中國本位”。何鍵、陳濟堂諸公也不是盲目的全盤復古，他們購買飛機槍炮，當然也會挑選一九三五的最新模特兒；不過他們要用二千五百年前的聖經賢傳來教人做人罷了。這種精神，也是薩、何十教授所提倡的“存其所當存，吸收其所當吸收”。
我們不能不指出，十教授口口聲聲捨不得那個“中國本位”，他們筆下儘管宣言“不守舊”，其實還是他們的保守心理在那裡作怪。他們的宣言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動空氣的一種時髦的表現。時髦的人當然不肯老老實實的主張復古，所以他們的保守心理都託庇於折衷調和的煙幕彈之下。對於固有文化，他們主張“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對於世界新文化，他們主張“取長舍短，擇善而從”：這都是最時髦的折衷論調。陳濟堂、何鍵諸公又何嘗不可以全盤採用十教授的宣言來做他們的煙幕彈？他們並不主張八股、小腳，他們也不反對工業建設，所以他們的新政建設也正是“取長舍短，擇善而從”；而他們的讀經祀孔也正可以掛起“去其渣滓，存其精英”的金字招牌！十教授的宣言，無一句不可以用來替何鍵、陳濟堂諸公作有力的辯護的。何也？何、陳諸公的中心理論也正是要應付“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建立一箇中國本位的文化。
薩、何十教授的根本錯誤在於不認識文化變動的性質。文化變動有這些最普遍的現象：第一，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種文化既成爲一個民族的文化，自然有他的絕大保守性，對內能抵抗新奇風氣的起來，對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這是一切文化所公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養保護的。
第二，凡兩種不同文化接觸時，比較觀摩的力量可以催陷某種文化的某方面的保守性與抵抗力的一部分。其被催陷的多少，其抵抗力的強弱都和那一個方面的自身適用價值成比例：最不適用的，抵抗力最弱，被淘汰也最快，被催陷的成分也最多。如鐘錶的替代銅壺滴漏，如槍炮的替代弓箭刀矛，是最明顯的例。如泰西曆法，之替代中國與回回曆法，是經過一個時期的抵抗爭鬥而終於實現的。如飲食衣服，在材料方面雖不無變化，而基本方式則因本國所有也可以適用，所以至今沒有重大的變化：吃飯的，決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決不能全改用刀叉。
第三，在這個優勝劣敗的文化變動的歷程之中，沒有一種完全可靠的標準可以用來指導整個文化的各方面的選擇去取。十教授所夢想的“科學方法”，在這種巨大的文化變動上，完全無所施其技。至多不過是某一部分的主觀成見而美其名爲“科學方法”而已。例如婦女放腳剪髮，大家在今日應該公認爲合理的事。但我們不能濫用權力，武斷的提出標準來說：婦女解放，只許到放腳剪髮爲止，更不得燙髮，不得短袖，不得穿絲襪，不得跳舞，不得塗脂抹粉。政府當然可以用稅則禁止外國奢侈品和化裝品的大量輸入，但政府無論如何聖明，終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因爲文化的淘汰選擇是沒有“科學方法”能做標準的。
第四，文化各方面的激烈變動，終有一個大限度，就是終不能根本掃滅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這就是古今來無數老成持重的人們所恐怕要隕滅的“中國本位”。這個本國本位就是在某中固有環境與歷史之下所造成的上習慣；簡單說來，就是那無數無數的人民。那纔是文化的“本位”。那個本位是沒有毀滅的危險的。物質生活無論如何驟變，思想學術無論如何改觀，政治制度無論如何翻造，日本人還是日本人，中國人還是中國人。試看今日中國女子，腳是放了，發是剪了，體格是充分發育了，曲線美顯露了，但她無論如何摩登化，總還是一箇中國女人，和世界任何國的女人都絕不相同。一個徹底摩登化的都市女人尚且如此，何況那無數無數僅僅感受文化變動的些微震盪的整個民族呢？所以“中國本位”，是不必勞十教授焦慮的。
戊戌的維新，辛亥的革命，五四時期的潮流，民十五六的革命，都不曾動搖那個攀不倒的中國本位。在今日有先見遠識的領袖們，不應該焦慮那個中國本位的動搖，而應該焦慮那固有文化的惰性之太大。今日的大患並不在十教授所痛心的“中國政治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它的特徵”。我們的觀察，恰恰和他們相反。中國今日最可令人焦慮的，是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處處都保持中國舊有種種罪孽的特徵，太多了，太深了，所以無論什麼良法美意，到了中國都成了逾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政治的形態，從娘子關到五羊城，從東海之濱到峨眉山腳，何處不是中國舊有的把戲？社會的組織，從破敗的農村，到簇新的政黨組織，何處不具有“中國的特徵”？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從讀經祀孔，國術國醫，到滿街的性史，滿牆的春藥，滿紙的洋八股，何處不是“中國的特徵”？
我的愚見是這樣的：中國的舊文化的惰性實在大的可怕，我們正可以不必替“中國本位”擔憂。我們肯往前看的人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後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和我們的老文化充分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箇中國本位的文化，那是毫無可疑的。如果我們的老文化裡真有無價之寶，禁得起外來勢力的洗滌衝擊的，那一部分不可磨滅的文化將來自然會因這一番科學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的發揮光大的。
總之，在這個我們還只僅僅接受了這個世界的一點皮毛的時候，侈談“創造”固是大言不慚，而妄談折衷也是適足爲頑固勢力添一種時髦的煙幕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