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洪流走進1927年，距正史上日本侵華的時間又近了。
3月，日本發生了金融危機。銀行歇業、生產停滯、企業倒閉現象日益嚴重，日本首相若摫、外相幣原喜重郎的對華政策被質疑。以政友會等爲代表的日本各種勢力指責其“軟弱外交”，叫囂對華實施強硬政策，陸相宇垣一成甚至主張軍事幹預，不過暫時停留在試探傾向：
“此一階段的退讓不但使帝國喪失了在中國關內市場的經濟支配權，還使得我們在滿蒙多年的努力毀於一旦。中國軍隊雖然表面上數量龐大，但戰鬥力究竟怎樣，不試過怎麼知道？”經國大事，在他眼中竟如同兒戲。當年，對蘇聯的兩場大戰就是這麼來的。
一個月後，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組閣併兼任外相。他是日本長州系軍閥的嫡系接班人，擔任過參謀次長、陸軍大臣，又是軍國主義所擁戴的人物。他的組閣，讓日本對華政策急轉而下。
之所以有這種轉化，是因爲在年初中國政|府收回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改爲上海外埠臨時法院（後來在張漢卿的創意下改名爲特區法院）；英國也按照和約向中國交了漢口、九江等四個租界。雖然讓中國人民雀躍，卻也讓大失尊嚴和油水的英國政|府非常不爽。
日本人認爲中國此舉等於同時得罪了英、美、法各國，便有了乘機向中方發難的想法。
4月田中義一組成政友會內閣，由他兼任外務大臣，田中把對華外交的方針轉爲積極。在6月時，他在東京外相官邸中召集外務省、軍人、駐華公使、總領事舉行一個討論對華政策的會議，稱之爲東方會議。
當時的參與者包括外務政務次官森恪、駐華大使、南滿鐵道社長等人，其中更有在戰後出任首相的駐遼寧原總領事吉田茂及內閣書記官長鳩山一郎。
外務政務次官森恪爲該會議實際的主導者，他是所謂“滿蒙政策強硬論者”，密謀把中國的東三省從中國分離。這個會議於7月7日發表“對支（華）政策綱領”，主張把東北作爲一特殊地域變爲日本殖民者的樂園：
“關於滿蒙，特別是東三省地區，由於在我國國防及國民生存上，有着特別重大利益關係，作爲我國不僅要給予特殊之照顧，而且，要維持該地區之和平，發展經濟，以使其成爲內外人安居之所。”表示要努力“實行日華經濟聯盟，維護滿蒙特殊地位、傾注全力於對華外交和不懈注意滿蒙特殊地域之治亂”。
經過一個月的醞釀，到8月16日，他再召集駐華東北的外交及軍事人員，舉行大連會議，商討東方會議未決定的問題。大連會議結束後數天，田中向昭和天皇上呈奏摺，呈奏日本將改變對華“協調外交”變爲積極的滿蒙政策。
這個滿篇充斥侵略計劃的“滿蒙積極政策”，主要闡述了侵略中國的方針政策，後世稱之爲《田中奏摺》。
奏摺提出日本的“新大陸政策”的總戰略是：“欲征服支那（指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獲取中國的資源後“就可以進而征服印度、南洋諸島、中小亞細亞以至歐洲”、“大和民族在亞洲大陸顯露身手，掌握滿蒙的權利則爲首要關鍵”。
歷史上《田中奏摺》在1934年被譯成英文，美國在二戰時常以此作爲應該敵視日本的原因。1930年，日本的外務省向中國國民政|府抗議，稱田中奏摺是僞造。二戰後，同盟國沒有找到田中奏摺原件，也成爲證實田中奏摺是僞造的一個理由。
有歷史研究者認爲田中奏摺是蘇聯情報部門僞造的，目的在於引日本“南進派”進攻東南亞，遏制日本軍事勢力“北進派”進攻蘇聯，從而緩解蘇聯東西面臨兩面作戰的壓力。
張漢卿對此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在他看來，日方投降之前曾大量銷燬證據，從此種行爲推測不排除其銷燬此證據的可能性，且日本後來的戰略行爲與《田中奏摺》所敘極爲相似。
眼見得中日之間的力量對比向對他們不利的方面轉化，狂妄自大的日本軍人和政客不甘於自動退出控制中國的舞臺。他們也不敢在此時堂而皇之地向中國宣戰，但是挑釁是不可避免的。
歷史上關東軍司令部爲此擬訂了一個“滿蒙問題處理案”，明言：“利用支那政情的變化，在東北四省實行某種謀略，造成行使武力藉口的機會。”所謂某種謀略，列有四個目標：
內蒙|獨立案；
間島（延邊）獨立案；
北滿（哈爾濱）騷擾案；
排日大暴動案。
日本人的計劃是，隨便哪一個案件發酵，都可以成爲武力逼華、侵華的藉口。可是計劃訂得沒錯，可執行起來難度不小。
時過境遷，中國再也不是那個任人宰割的羔羊了，在外蒙古徹底被張漢卿征服後北部邊疆已穩，內蒙古也被一劃爲三：熱河、察哈爾、綏遠。傳統的蒙古上層勢力被大幅削減，已被剝奪了政治權力的舊矇頭人在翻身牧民對人民黨政|府忠誠下毫無機會。
用朝鮮人的騷亂來挑事已經失敗過一次了，而且是慘敗，這事就發生在暉春。
在張漢卿強硬的回擊下，不但帶頭的韓人死了不少，連帶着日本警察也有很大損失。之後，中國政|府出臺了諸多控制韓人的政策，大體就是收納了順民、鎮壓了暴民，顯示出了主權和領土不容侵犯的決心。
哈爾濱暴動也好像行不通，幾年前奉軍對於北滿方面的掌控已經不是日本人可以再度插手的了。沒有武裝參與的暴動，在預見會強硬反擊的後果下，無疑是送死。
而且現在的哈爾濱已經不是十年前，流竄的白俄人與其它外來人口都已經得到有效管理，又是東北的大後方，想往這裡插手是相當困難的。
即使在日本實際控制的南滿鐵路兩側，日本勢力也被侷限在鐵路東西1公里，在長春以北的勢力已經徹底被逐出。沒有接應的所謂暴動，只能是人民專政的對象，攪不起很大的波浪。
於是，又有一個大川周明博士，計劃暗殺幾個在東北賣鴨片的日本浪人，激起衝突的計劃；還有一個律師中野琥逸，打算炸燬遼陽鐵橋…許許多多的陰謀詭計，石原莞爾都不以爲然，歷史上還是照他自己策劃的辦法，把柳條溝附近的南滿鐵路炸掉兩截鐵軌，製造出“九﹒一八事件”才了結。
不過關東軍在東北的力量畢竟太薄弱了，如果東北人民軍奮起迎擊，這點軍隊無異於以卵擊石，弄不好前功盡棄----正史上也只是幾個主謀百十號人冒險僥倖成功了，那是因爲中國內戰內亂、邊防不穩；現在形勢不同了，顧慮的東西多了，所以想得要更復雜了。
從奉系強大的那一天起，在東北就沒給日本好臉色：從奉系參加直皖大戰，到1922年張次卿的全民對日宣言，還有不久前“五卅慘案”的處理，張作霖政|府對日的態度都是很強硬的。
統一的中國，對於東北日軍的束縛更是嚴格，防備上也很“周到”：不但設置了瀋陽軍區，將人民軍最精銳的五大主力軍之一的29軍常駐在瀋陽，在東北又埋下“北大荒”建設兵團的十數萬人馬，以作爲將來對日作戰的重要兵源；此外還有三個省的武裝警察及三個邊防武警師。
一戰後的日本也實施了軍事改革。在陸軍建設上，日本也想集中力量實現機械化、提高陸軍機動作戰能力。
不過，鑑於它的資源、國力基礎先天的不利條件，以及它根本不可能像張漢卿那樣能夠有預見性地讓中國的發展避開曲折，且沒有戰略性的大師來對國民經濟進行整體性的統籌，所以，它的發展速度遠差於中國。
而且，不像中國從一窮二白中重點發展陸軍，它還要在海軍上向英美列強看齊，所以不可避免地，於陸軍的投入就遠遜於中國。基本上，它在關東州的軍隊，包括其國內的陸軍，在將近十年的時間裡都沒有多少更新。
相比較日新月異發展的人民軍，這就不夠看的了。
從實力上講，東北人民軍無論從數量和質量上均已遠超過日本關東軍，這些都還在明面上。其實，那些正在醞釀中的項目和計劃纔是一切反對力量的噩夢。只要中國政|府下決心並有進行國家級戰爭的勇氣，它的軍隊分分秒秒可以吃掉全部日本軍隊。
張漢卿也在等待或者說盡量拖延日本軍首先發動這場戰爭：對他來說，多一天的和平時間，就多一份勝算。
當然，在適當（足夠強大）的時候，他也會首先挑起事端----既然註定要在東亞進行一場決定中國崛起的戰爭，那就打吧，打得天昏地暗，打得日本心悅誠服，打出中華民族的尊嚴來！
不過現在，他還要防備日本的這些伎倆----分裂和挑釁。有道是家賊難防，中國曆來不缺漢奸，聰明如張漢卿時代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