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巨流河事件”之後，痛定思痛，張漢卿認真地總結了教訓。
他和韓麟春、蔣百里、姜登選等人深刻地探討了如何有效地掌握及約束部隊的思想動態，認爲目前部隊擴張太快了，老奉系和人民軍系沒能夠有機地融合，令出多頭，各系降兵整改工作尚未能大張旗鼓動展開；一些官兵素質良莠不齊，山大王思想嚴重。
不把人民黨、人民軍內這些不和諧音符清除，遲早有一天還會出大事。最終達成一個結論：軍隊的思想政治工作亟待加強。
的確如此。當今世界，各國軍事家普遍認爲，戰爭是有形戰力和無形戰力的綜合較量。
所謂有形戰力，由武器裝備和戰場設施構成——依靠科技強軍來實現；無形戰力，由參戰人員的思想、意志構成——依靠政治作戰來實現。因此，政治作戰歷來在戰爭中，都有其特殊的位置，其地位與作用也十分重要。
長期以來，人民軍依照張漢卿“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三分物力、七分精神”的原則，一向重視政治作戰，不僅將其作爲平時的經常性工作，而且將其列爲各項作戰計劃的重要內容。
例如在著名的“中衛改編”計劃中就制定有專門的政治部，並設計了其在政令系統中的重要作用；在創建武漢軍校時也將政治工作作爲重要一環，逐漸形成一套比較成熟的政工制度；在統一國家後也建立了獨立的總政治部，並安排人民黨內元老薑登選任總政治部主任，其職級與總參謀長平級等。
就是在各級黨組織裡設置政法委書記職務，明確地方黨委對地方軍隊、武警的雙重控制權等方法，都是對政工制度的一種摸索和實踐。
這次兵變的一個教訓就是軍中主官的權限過大，政治部將如何限制理論上是自己上司的司令？根據政工制度，人民軍調動制度，事關軍隊的調動，除非軍事主官簽發和政治部主任附署方纔有效，而參謀部則根據兩人的簽字發出調令，事後仍需將調令交政治部存檔。
而接收軍令的單位也需有軍事主官簽署、政治部主任的副署纔可以下達部隊，否則這將是極大的政治錯誤，下屬軍隊不但有權拒絕，還可當場以叛國罪直接把他們拉下馬；就是在事後，也免不了上軍事法庭的命運。
在這種嚴格的制度下，除非所有主官都一齊叛變，否則即使任何一環有問題，軍隊都不會亂。
如果政治部主官拒絕副署怎麼辦？召開黨委會討論！
在緊急狀況下，以師級爲例，師長、副師長、師政治部主任、師參謀長、師後勤部長是五位法定的黨委委員，以多數表決的方式，決定最終結論。但這個結論是要承擔政治後果的，將會在事後追究做這個緊急結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在軍隊裡展開政治工作本是一項很好的制度，到張漢卿穿越前爲止，無論是海峽兩岸的國共兩黨，均極爲重視政戰制度的作用。像臺灣軍隊的政戰系統因其機構龐大、組織嚴密、任務明確、制度嚴格，素以“第四軍種”著稱即可見一般。
但是由於老奉軍部隊的許多舊式軍官視軍隊爲私物，唯恐大權旁落，無不極盡其能阻止少帥插手改變其軍隊，對張漢卿屢次提出的政治整編陽奉陰違。
張漢卿對人民軍一系那是自成軍之日起即牢牢控制在手心，但對張作霖用老了的老將們卻無可奈何。張作霖面對少帥牢騷，雖然有心處置，但因爲連年征戰，國內國際對奉系形勢大好，不敢在這當口激起兵變，影響大局，因此勉強維持這種不尷不尬的局面。
但是當這些軍官威脅到張作霖的執政基礎或者少帥的生命時，這是踐踏了老帥張作霖的底線，絕對是容忍不得。因此當政變結束的第二天，張漢卿重談舊事時，張作霖二話不說，即刻發佈命令：以人民軍爲藍本，所有奉系軍隊全面整編；所有不服從、消極對待的軍官將被強制退役或調職！
有張作霖在，很多守舊的老奉系的將領們多年來一直間接（直接抵制的沒有了，湯玉麟就是下場）抵制政治部的工作，導致很多單位光有政治部的架子卻始終摸不到權力的門。有鑑於此，張作霖決定讓出權柄更重的軍委|主席職務於張漢卿。
這樣，和張漢卿“交情”不大的老奉系軍官可能對他所推出的這個決定不得不予以重視，也讓自己好做。而且以他的能力、和在新派軍官中無可爭議的地位，控制軍隊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在這次事變中，張漢卿高超的政治手腕又一次得到施展：用比人情更重要的叛變來順勢在軍中開展清洗，讓人不敢反抗他的政工制度；借吳俊升之手使人民黨以比較不“皿煮”的方式控制了國會，還讓人說不得他。
但是張漢卿不同意他的“讓賢”，反而開玩笑地說自己這個“官|二代”做得挺好，他可不想現在就站在第一線。父子倆開心的交談更拉進了兩人之間關於政治權力這個敏感的話題，儘管它曾令無數掌權者和接班人反目成仇、父子相殘。
經過審慎的醞釀，張漢卿於11月1日正式頒佈《人民軍政治工作綱領》。也從這一天，張漢卿正式以人民軍軍委常務副主席、接班人的身份開始全面掌握老帥的軍隊，標誌着新老兩位奉軍統領在軍權上全面交接的完成。
《人民軍政治工作綱領》規定，軍隊政工機關的首要任務，是“主持軍隊政治思想教育領導，建立精神武裝”。換成張漢卿的話，就叫“建立統一的思想和堅定的信仰”。
他曾指斥人民黨內：“…一般將領的腦子裡，就很少有三皿煮義的思想和思想和三皿煮義的信仰的影子存在，有的無非是一些全身家、保妻子的觀念，和爭功諉過，升官發財的根性，…結果就是上不信下，下不信上，既不信戰友，且不信自己，那還有什麼團結一致可言”。
他說的當然是老奉系的“自然入黨者”----因爲憲法規定人民黨是國家和軍隊的領導者，爲了政治上符合這種要求，老奉系軍官無論心內贊成與否，入黨是一定的，但是他們在思想上並不一入了黨。
爲此他提出：“今日人民黨建軍的統一思想，就是三皿煮義，建軍的堅定信仰就是要信仰實行三皿煮義的領袖，我們惟有以主義來凝固全軍的思想，那纔是統一的思想，對領袖抱定其不移的信仰，那纔是堅定的信仰。”
按照他的邏輯，信仰領袖就是信仰主義，而所謂“領袖”不是別人，正是張作霖和他自己，所以信仰張漢卿就是信仰三皿煮義。”
把信仰“三皿煮義”等同於對張作霖的忠誠也是沒有辦法，特殊時期，“造神運動”是必須的。否則，就無法有效集中人力物力辦大事。
基於這種歪理，政工人員所做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在全軍舉行宣誓儀式，要求人人誓死效忠“主席”即張作霖。此項工作，後成爲入伍軍人的必經制度。
此外，政工人員還定期地在軍中組織各種學習會、討論會，並舉辦“政治大考總會試”。總之是用各種辦法使官兵成爲人民黨理論的追隨者。
《綱要》規定政工機關的第二項任務是“領導軍隊中的黨組，考覈官兵思想，防止投敵逃亡”。根據這項規定，政工人員在軍隊中迅速建立起人民黨的小組、支部和委員會，並利用“優先提拔”、三皿煮義人生觀、思想教育、憶苦思甜等手段動員官兵入黨。
據有關資料推算，人民黨在1926--1930年的“改造”老奉軍期間共發展黨員約50萬人，其中60%是在同時期開展的整軍運動中發展的軍人黨員。這些受過良好培訓的官兵們在轉業地方以後絕大部分都成爲各行各業的中流砥柱，不斷地輸送着人民黨的思想。
各級黨組織是政工人員偵探軍隊思想動向的監聽樞紐。爲了體現這個部門的重要性和對軍隊的制約作用，若有人揭發長官吃空額，喝兵血，聚衆賭博，毆打士兵等在條文禁止之列的，將會得到政工人員的支持。
“支部建在連上”的決定被證明是符合中國特色的非常合適的政工制度之一，通過對黨支部、士兵委員會的控制，政治部的威信很快樹立了起來。
《綱領》規定軍隊政工機關的第三項任務是“監察所屬單位之人事經費，覈實人員馬匹”；第四項任務是“激發官兵戰鬥情緒”。爲此政工人員開展了“人事公開，經濟公開，賞罰公開，意見公開”的運動。
所謂人事公開和意見公開是爲了增加透明度，廣開言路吸引士兵關心部隊建設，防止長官任用自己的心腹的現象，培養軍中皿煮空氣。
所謂“經濟公開”和“賞罰公開”則是爲了配合各項措施，改善軍隊福利，安定軍心。
此外，政工人員還發動評比“戰鬥英雄”、“克難英雄”、“政戰英雄”的活動，以名譽和物質獎勵刺激部隊的作戰情緒。
爲了讓這支部隊在國民心中享有很好的地位並得到人民的擁戴，且解決“爲誰打仗”的問題，張漢卿積極探索並要求各級政治部樹立人民軍“爲人民服務，爲國家打仗”的宗旨。
他仿照“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並作了一些淺顯易懂的改動，變爲《愛民十大紀律》要求全體官兵執行，其內容是：“宿營挖廁所；洗澡避女人；待人要和氣；損壞要賠償；買物不賒帳；借住民房先商量；臨走掃地上門板；愛護莊稼樹木；不拿一針一線；尊重民族傳統。”
此後經過三年的努力，全部人民軍基本上達到了張漢卿所說的“不但在形式上入黨，在思想和行動上也要入黨”的要求。
在後世評價這個《綱領》的作用時也由衷地認爲：“對軍隊的福利、榮譽、紀律、以及戰鬥力的改善有顯着貢獻，至於因此形成‘人民子弟兵’、‘軍民魚水情’的光榮傳統，則是人盡皆知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