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蒙人的治理絕不能認爲中|央任命了聽命的政|府首腦便能萬事大吉了。要知道，蒙古族有第一個以少數民族統治中國的輝煌歷史，有自己的精神圖騰成吉思汗，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這些構成民族國家的要素，它可是一個都不缺。後來它也是真的建立了一個國家。
即使在滿清時代，蒙古族也是唯一一個在名義上與滿族共同佔據上層的民族。從滿蒙八旗並駕與清王室歷代皇帝均與蒙古和親可知，蒙人的政治地位比之漢人在清政|府眼中要重要的多。
鑑於歷史上的超然地位，蒙族特別是曾經深受好處的上層權貴對奉軍的到來是先天牴觸的，一般牧民雖然表現得很超脫，卻也在心裡有疙瘩。只要蒙古復國主義土壤存在一天，就有可能在某一個時代、某一種情況下達成目標。雖然後世數不清的小民族歷盡千辛萬苦在名義上終於獨立建國，但本質上卻只能是“獨”而不能“立”。
蒙古地大人稀，牧民四處遷徙隨遇而安，管理起來非常困難。缺少識蒙語的擁護中|央集權的幹部隊伍，蒙古的未來仍像是一小撮野心家的定時炸|彈。
怎麼辦？說起來也很簡單！
歷史上無數外來民族在和漢族一起生活後，在長期的穩定的交往後形成了新的民族----中華民族。像中國後來最大的少數民族壯族，已經完全漢化了，爲什麼呢？僅有語言、沒有文學導致缺少傳承，同時習性改變而已。
與漢民一樣、一道種田，吃相同的飯、說類似的話、一起接受教育、一起爲國家效勞，也爲改變自己的生活條件而努力工作，這個時候，你出身於什麼民族真的很重要麼？在這個時候，民族就是一個簡單的符號而已，只是記錄着曾經的歷史。所以孫逸仙的民族政策體現在蒙古族同胞身上的便是那句很出名的話：“漢蒙本屬同種，人權原自天賦，自宜結合團體，共謀幸福”。
張漢卿改革中的大農場、大牧場需要穩定的人員，如何改變千百年來草原上人們的烙在血液裡的遊牧習性是重點。
其實也簡單。如果能夠就近找到豐美的水草，鬼才願意四處流浪呢。後世代牧民放棄蒙古包搬進舒適的高樓大廈不正是很好的例子嗎？
而蒙古地廣，建設數十、百、千、萬個大牧場，足以容納下絕大部分牧民。而隨後在計劃中興建的廠礦企業，更是可以讓很多人改牧爲工。王樹翰正按照張漢卿的構想，一步步實現這個計劃。
關鍵是人員的管理，相當複雜。因爲蒙古人沒有姓，或者嚴格意義上講，雖然有姓，卻比較複雜。
算起來每個蒙古人都有自己的姓氏，有的是以部落名爲姓，有的以職業爲姓，有以山川河流爲姓等等。北元時期後，在漫長的歷史變遷中，蒙古人逐步弱化，此間，除漠北哈喇哈蒙古外，其他絕大多數的蒙古部落逐漸融入華夏文化。
在長期交往中，特別是到了清末，蒙古衙門衰敗，蒙民轉由漢衙門管理。在漢衙門的“要求”下，蒙古人將自己的姓氏中的某一個音節轉譯成一個漢字或已其他方法爲自己“造”漢姓：比如蒙古族姓氏乞顏，可以有很多漢姓奇、齊、祁、欽、計、陳、秦等；納古斯的漢姓爲那；客烈亦惕的漢姓和、何等；孛爾只斤的漢姓有鮑、包、寶、博、羅、波、太、他等。
長期以來，蒙地對於蒙語名字和漢語名字的共用程度達到很高的比例，歷史上很出名的嘎達梅林，就是取其先祖莫勒特圖的“莫”字漢譯音“孟”爲姓，其漢名叫作孟青山。無論在蒙地談到嘎達梅林或者孟青山，知道的人都不少。
這個僅限於政|府層面。普通牧民的生活並未因這種漢姓的出現而有多少變化----他們仍然生活在牧區，說着外人不懂的蒙古語，在部落生活的習慣下，只聽命於各自的臺吉，基本上與外界無緣。
不是種族歧視，實質上是在現代社會條件下，如果蒙古姓太長太複雜太難以記憶，將很難融入未來社會。想一想在漢譯下一些莫名其妙的文字，會給文字錄入者帶來多大的困擾，也嚴重影響效率。畢竟連傳承了數千年的繁體字都進行了簡化嘛。想一想書寫或錄入“弘吉喇惕”、“帖良古惕”、“呼和淖如得”，會不會有點頭大？想一想未來身份證、信用卡、電話簿之類的現代化事物，登記起來容易嗎？查詢起來方便嗎？交流起來可行嗎？
使用漢字是一種必然，普及漢語成爲必要。
不是張漢卿有大漢族主義，實際上如果中華子民絕大多數的人說的是另外一種民族語言、寫得另外一種民族的字體，他都不排斥把後世的普通話概念轉成那種民族的而不一定是漢民族的。語言文字的存在是方便交流，人家歐洲人還搞出了世界語呢！
漢字在中國絕對是居統治性地位，從秦始皇統一文字起，漢字就已經成爲一種系統化、規範化和具有強烈生命力的文字，不但漢族使用，一些大的少數民族如回、滿、壯都使用，人數少的就更不用說了（當然，被後世“創造”出的民族文字就不談了）。
此外，漢字是一種歷史的傳承，傳承着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絕大多數漢字可以望字生義，理解簡單，而不像其它很多外文由單詞構成，純粹爲表達而表達。歷史上東南亞、朝鮮半島及日本深受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主動接受漢字，從而在其國家的發展上起到相當的進步作用，充分說明它的優勢所在。
單一稀有的語言，雖然可能會給考古界、歷史學界、文化界及語言學家們一種美的享受，卻給國際交流和經濟發展帶來困難，從而帶來的是落後、愚昧，並跟不上世界發展的潮流----語言的種類越多，需要的翻譯越多，需要人從事語言學習的時間也越長，那絕對是一種資源浪費。
這是張漢卿從後世學英語中得到的深切體會。改變它的辦法之一，就是在保留本民族特色的基礎上儘量“車同軌、書同文”，它的第一步就是讓各民族的語言文字跟得上世界發展的潮流。
因此蒙古省委書記王樹翰在與那蘇圖（已在省議會上正式當選爲省長）的第一次省委常委會議上便討論立法規定牧民取姓，即《取姓法》，雖然這一政策預料中會非常棘手。
實際上也真的棘手。
爲了解除國民在取姓方面的困惑，王樹翰召集了諸多蒙學、漢學大儒，共同編寫了一本《取姓指南》。這些大儒追根溯源，從地方史志中查找到許多氏族名並以此取姓。不過最後諸人的研究表明，大部分蒙姓當初均拜鄉親所“賜”，有些含義不佳，譬如“小偷”或“七醉漢之家”之類，這樣的姓氏，衆專家估計也不會有人使用。
古老傳統畢竟難以朝夕間改變，爲了最大可能減少蒙民的牴觸，《取姓法》允許蒙民選擇歷史人物或祖先的名號作爲自家姓氏，卻有超過半數的蒙古人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古往今來最具知名度的蒙古族歷史人物----成吉思汗的氏族名號“孛兒只斤”。由於他大名鼎鼎，自然成爲蒙古國民取姓的首選“樣板”。
據初步估計有九成九的蒙民取姓爲“孛兒只斤”的漢化姓“金”，這讓張漢卿啼笑皆非，就像後世朝鮮之國姓“金”、韓國之國姓“樸”就是這樣來的吧。雖然《取姓法》仍在艱難中跋涉，卻不經易間給後人研究蒙古語言文字積下了不少難得的資料。恐怕這不是少帥的初衷吧？
幸好有了蒙古“鎮壓反革命”運動的輝煌成績，一些原先的上層人士轉變最快，也都很快地給自己起了漢語名字。他們都是有知識的人，無論從道理上、還是政治形勢上，都明白跟國家政權對着幹的下場。
普通牧民則很開心，幾百年了，祖祖輩輩都沒能有個正式屬於自己的名字，現在在自己這一代，實現了。儘管不識字，儘管覺得漢字很奇妙，但在各地派出所戶籍登記簿上還是很認真地盯着自己的名字，有的還用手比劃，彷彿這個名字就刻在自己的心上。許多年後，年長一代的蒙人文盲仍能清晰地認得甚至能寫自己的漢語名字，彷彿刻在自己的心裡一般。
爲減輕牧民們的負擔，聯省自治政|府也是首先在東三省之外的蒙古省實現了五年制義務教育，因爲這裡的人口不多，花費還能夠接受。這樣，從這一年起，蒙族小學生都開始兼習漢字。
不是沒有反彈的聲音，有人認爲時間久了，蒙族會被漢族同化。然而這個聲音，在貧困的牧民們看來，卻是不屑一顧。政|府不是棄蒙文，只是加大了對漢文的推廣程度。在一撥撥後生晚輩越來越習慣地使用漢語漢字之時，他們並沒有摒棄傳統的蒙古文化並能使之發揚光大，這個事實就完全堵住了他們的嘴。
教育、漢化，落後的蒙地漸漸跟上內地的節奏，開始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