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田民雖然有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但是，先前已經將口話放了出去，再想通知幾個好友，自己新找的工作在上班伊始就黃了，這在面子上多少有點過不去，再着說，在這短短几年中，他先後已經換了多少個單位，連他自己都想不起來了，這叫別人還怎麼看他的爲人啊，更何況，畢竟還有到北京去的可能。
就這樣，馬田民臉上堆着笑，口中打着哈哈，偷偷摸摸將自己準備上北京的行裝藏了起來，並屁顛屁顛的按照高秀娜的吩咐，開始認真的工作。
其實，記者站平時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工作的，站長於樑除過有人通知開會，拿紅包外，就是帶着高秀娜四處亂轉，名義上是在找新聞線索，其實不外乎給他們尋找安樂窩，在安樂窩裡尋找新的刺激。而作爲剛進站的人員，半生勤勞慣了的馬田民自然有一種閒的屁都發慌的感覺。所以，早晨的開門，清理衛生，擦桌子掃地就成了他的主業。而每星期兩次的收發報紙是站上唯一的大事。每到那兩天，記者站就突然冒出好多的人來，除兩個到火車站提貨的外，其他三四個人就在站辦公室挖坑、鬥地主，等報紙到了再分揀，穿插好後，依次裝在發往市縣的信封后，等待第二天郵政公司專職人員的提取。
這就是他們的全部工作!※————————正版盡在http:///book/32992.html——————※起初，馬田民不知道這個記者站總共有多少人，多少個記者。於是，他悄悄的問高秀娜，高秀娜說：“我也不知道，可能連於站都不大清楚”。
後來他發現，如果於樑白天中途回辦公室，那麼，他身後肯定跟着一個或者兩個人，而這些人是來辦理記者證的。馬田民工作半個月後，也很想辦一個記者證，但苦於不知道怎麼辦，也不好意思問，所以就一直沒有提及，後來，逐漸見的多了，也就知道記者站的記者是怎麼一回事了，也知道了記者證是怎麼得來的了。
要想得到一個記者證，只要你有錢，不出半小時就足以搞定。在這裡，辦記者證都形成了一種模式，先是辦證人員將三張或四張百元大鈔遞給高秀娜，高秀娜口裡說着要給對方找五十、五十的，但就是口動、手不動腿不動屁股更不動。臨了還一個勁的問於站有沒有零錢，於站裝模做樣的忙着打印記者證，對高秀娜的問話不理不睬，來人也就不好意思傻站着等高秀娜給他找錢。所以大都往往會說：“沒有就算了，幾十塊錢，多大個事啊”。而每到這時，高秀娜會緊跟着說：“那好，就等你拉來客戶，做專版了，我們站上請你客”。而對方也往往會說：“到那時，我就請大家的客好了”。高秀娜同樣會跟上一句“那咱們就一言爲定了”。
爲了能得到去北京的機會，馬田民沒命的工作着，掃地打水擦桌子，打字寫稿造表格，辦公室所有看得見的工作他基本上都攬了。甚至將每週的提取、分發報紙都由他一人承包了，這樣，就給於樑和高秀娜創造了更多、更自由的時間和空間，除過辦證和收發錢財，他們將辦公室完全交給了馬田民。
眼看着，報社半年會議召開在即，馬田民已經給妻子說了要到北京一事，妻子玉芳也另外給他準備了進京的所有裝備和行頭，而他自己也在心裡一遍遍設想、規劃並模擬着進京見到報社領導後，自己的一舉一動，和在會議上，如果有機會的話，該怎樣恰當的提問，使用什麼樣的語言，是犀利一些的，還是軟中帶刺的，要麼是溫文爾雅型的等等，怎樣才能既表現自己的學識，又不得罪各位領導，同時還能讓對方記住他的大名或者諢號“馬四眼”、“馬瘋子”等等都可以。總而言之，要作到得體大方、不卑不亢。有那麼幾個晚上，他曾經興奮的睡不着覺，曾經拍打着妻子軟軟的肚皮，故意吵醒她然後和他一起研究他進京的言行舉止。
然而，就在會議召開前夕，也就是按行程安排準備起身進京時，於樑找到馬田民談話，於樑說：“小馬，你的進步的確很快，看來，這個站不能一日沒有你啊。……所以說，這裡記者站的工作仍然需要你的主持和管理，因此上，如果，下個月報社組織外出採風，你一個人去能不能拿下？”
“採風，需要什麼特別本領嗎？”馬田民反問道。
“所以說嗎，下次一定派你去了”於樑認真的說。
“那麼這次呢？”馬田民心中已經懊惱的要死，工作出色有時也不一定是好事。
“這次，你要在站上負責工作了。明天上午我們不來辦公室了，下午的飛機……就這樣”。站長於樑說完，意味深長的看了一眼委屈的馬田民走出了辦公室，辦公室外，一個身影一閃，是高秀娜。
就這樣，馬田民在“中央媒體”幹了將近一年，始終沒有到達“中央媒體”的所在地，一年中，他除掃地擦桌子外，整日都在處理會議文件，將會議文件編髮成新聞消息，或者是整理各地，各個拿了記者證的“記者”們送來的專版稿件。但是，說實話，在他所供職的報紙上，一次都沒有出現“馬田民”的大名。
馬田民知道，呆在這樣的辦公室裡，永遠是沒有出頭之日的了。他將他的所有鬱悶，在一次約了陳實喝酒後，全部吐露給了陳實，陳實告訴他：“不好，就不要勉強”。也就是他們喝酒後的第二天，也就在他準備再次提出辭職的時候，也就意外的見到了警報社的前社長，他的老領導王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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