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大辯論終了之後，越南問題又起來了。張佩綸、鄧承修諸人忽然忘記了日本，大事運動與法國開戰。中法戰事一起，日本的機會就到了。這時高麗的黨政軍正成對壘之陣，一面有開化黨，其領袖即洪英植、金玉均、樸泳孝諸人，其後盾即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這一派是親日的，想借日本之勢力以圖獨立的。對面有事上黨，領袖即金允植、閔泳翊、尹泰駿諸人，後盾是袁世凱。這一派是聯華的，想託庇於我們的保護之下，以免日本及其他各國的壓迫。漢城的軍隊有中國的駐防軍和袁世凱代練的高麗軍在一面，對面有日本使館的衛隊及日本軍官所練的高麗軍。在中、法戰爭未起以前，開化黨不能擡頭；即起以後，竹添就大活動起來，說中國自顧不暇，那能顧高麗？於是洪英植諸人乃決計大舉。
光緒十年十月十七夜，洪英植設宴請外交團及高麗要人。各國代表都到，惟獨竹添稱病不至。後忽報火警，在座的人就慌亂了。閔泳翊出門，被預埋伏軍士所殺。洪英植跑進王宮，宣稱中國兵變，強迫國王移居，並召竹添帶日兵進宮保衛。竹添這時不但無病，且親率隊伍入宮。國王到了開化黨手裡以後，下詔召事上黨領袖，他們一進宮就被殺了。於是宣佈獨立，派開化黨的人組閣。
十月十九，袁世凱帶他所練的高麗兵及中國駐防漢城的軍隊進宮，中日兩方就在高麗王官裡開戰了。竹添見不能抵抗，於是撤退，王宮及國王又都到袁世凱手裡。洪英植、樸泳孝被亂兵所殺，金玉均隨着竹添逃到仁川，後投日本。政權全歸事上黨及袁世凱，開化黨完全打散了。袁世凱這時候尚不滿三十，忽當大事，因電報不通無法請示，只好便宜行事。他敢大膽的負起責任，制止對方的陰謀，難怪李鴻章從此看重他，派他作駐高麗的總代表。
竹添是個浪人外交家。他如果沒有違反日本政府的意旨，至少他超過了他政府所定的範圍。事變以後，日本政府以和平交涉對高麗，亦以和平交涉對中國。光緒十一年春，伊藤與李鴻章訂《天津協定》，雙方皆撤退駐高麗的軍隊，但高麗以後如有內亂，中日皆得調兵進高麗。
光緒十一年（1885年），正是英、俄兩國因爲阿富汗的問題幾至開戰。他們的衝突波及遠東，英國爲預防俄國海軍從海參崴南下，忽然佔領高麗南邊之巨文島，俄國遂謀佔領高麗東北的永興灣。高麗人見日本不可靠，又與俄國暗通，求俄國保護者。在這種形勢之下，英國感覺危險，日本更怕英俄在高麗得勢，於是日本、英國都慫恿中國在高麗行積極政策。英國覺得高麗在中國手裡與英國全無損害；倘到俄國手裡，則不利於英國甚大。日本亦覺得高麗在中國手裡，他將來還有法子奪取；一旦到了俄國手裡，簡直是日本的致命之傷。所以這種形勢極有利於我們，李鴻章與袁世凱遂大行其積極政策。
從光緒十年到二十年，中國對高麗的政策完全是李鴻章和袁世凱的政策。他們第一緊緊把握高麗的財政。高麗想借外債他們竭力阻止，高麗財政絕無辦法的時候，他們令招商局出面借款給高麗。高麗的海關是由中國海關派員代爲管理，簡直可說是中國海關的支部。高麗的電報局是中國電報局的技術人員用中國的材料代爲設立，代爲管理的。高麗派公使到外國去，須先得中國的同意，到了外國以後，高麗的公使必須遵守三種條件：
一、韓使初至各國，應先赴中國使館具報，請由中國欽差挈同赴外部，以後即不拘定。二、遇有朝會公宴酬酢交際，韓使應隨中國欽差之後。三、交涉大事關係緊要者，韓使應先密商中國欽差覈示。
這種政策雖提高了中國在高麗的地位，但與光緒五年李鴻章最初所定的高麗政策絕對相反。最初李要高麗多與西洋各國往來，想借西洋的通商和傳教的權利來抵制日本的領土野心，此時李、袁所行的政策是中國獨佔高麗。到了光緒十年，日本感覺中國在高麗的權利膨脹過甚，又想與中國對抗。中國既獨佔高麗的權利，到了危急的時候，當然只有中國獨當其衝。
甲午戰爭直接的起因又是高麗的內亂。光緒二十年（1894年），高
麗南部有所謂東學黨，聚衆數千作亂。中日兩國同時出兵，中國助平內亂，日本藉口保衛僑民及使館。但東學黨造亂的地方距漢城尚遠，該地並無日本僑民，且日本派兵甚多，遠超保僑所需之數。李鴻章知道日本另有野心，所以竭力先平東學黨之亂，使日本無所藉口。但是內亂平定之後，日本仍不撤兵。日本聲言高麗內亂之根在內政之不修明，要求中日兩國共同強迫高麗改革內政。李不答應，因爲這就是中日共管高麗。
這時日本輿論十分激烈，一意主戰。中國輿論也激烈，要求李鴻章火速出兵，先發制人。士大夫覺得高麗絕不可失，因爲失高麗就無法保東北。他們以爲日本國力甚小：“倭不度德量力，敢與上國抗衡，實以螳臂當車，以中國臨之，直如摧枯拉朽。”李鴻章則覺得一調大兵，則雙方勢成騎虎，終致欲罷不能，但他對於外交又不讓步。他這種軍事消極，外交積極的辦法，是很奇怪的。他有他的理由。俄國公使喀西尼答應了他，俄國必勸日本撤兵，如日本不聽，俄國必用壓服的方法。李覺得既有俄國的援助，不必對日本讓步。殊不知喀西尼雖願意給我援助，俄國政府不願意，原來和戰的大問題不是一個公使所能負責決定的。等到李鴻章發現喀西尼的話不能兌現，中日外交路線已經斷了，戰爭已經起始了。
中日兩國同於七月初一宣戰，八月十八（陽曆9月l7日）兩國海軍在高麗西北鴨綠江口相遇。那一次的海軍戰爭是我民族在這次全面抗戰以前最要緊的一個戰爭。如勝了，高麗可保，東北不致發生問題，而在遠東，中國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日的海軍之戰是個劃時代的戰爭，值得我們研究。那時我國的海軍力比日軍海軍大，我們的佔世界海軍第八位，日本佔第十一位。我們的兩個主力艦定遠和鎮遠各七千噸，日本頂大的戰艦不過四千噸。但日本的海軍也有優點，日本的船比我們快，船上的炮比我們多，而且放的快。我們的船太參差不齊，日本的配合比較合用。所以從物質上說來，兩國海軍實相差不遠。
那一次我們失敗的緣故很多：第一，戰略不如人。我方原定艦隊排“人”字陣勢，由定遠、鎮遠兩鐵甲船居先，稱戰鬥之主力。海軍提督丁汝昌以定遠爲坐艦，艦長是劉步蟾。丁本是騎兵的軍官，不懂海軍。他爲人忠厚，頗有氣節，李鴻章靠他不過作精神上的領導而已。劉步蟾是英國海軍學校畢業的學生，學科的成績確是上等的，而且頗識莎士比亞的戲劇，頗有所謂儒將的風度。丁自認不如劉，所以實際是劉作總指揮。等到兩軍相望的時候，劉忽下令把“人”字陣完全倒置，定遠、鎮遠兩鐵甲船居後，兩翼的弱小船隻反居先。劉實膽怯，倒置的緣故想圖自全。這樣一來陣線亂了，小船的人員都心慌了，而且日本得乘機先攻我們的弱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