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倘若當時的領袖人物更新，更要進一步地接受西洋文化，社會能容許他們嗎？社會一定要給他們更大的阻礙。他們所行的那種不徹底的改革已遭一般人的反對，若再進一步，反對一定更大。譬如鐵路：光緒六年（1880年）李鴻章、劉銘傳奏請建築，到了光緒二十年還只建築天津附近的一小段。爲什麼呢？因爲一般人相信修鐵路就破壞風水。又譬如科學：同治五年（1866年）恭親王在同文館添設科學班，請外國科學家作教授，招收翰林院的人員作學生。他的理由是很充足的。他說買外國輪船槍炮不過一時權宜之計，治本的辦法在於自己製造。但是要自己製造，非有科學的人才不可，所以他請外國人來教中國青年學生科學。他又說：
夫天下之恥，莫恥於不若人。……日本蕞爾小國尚知發憤爲雄，獨中國狃於因循積習，不思振作，恥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爲恥，而獨以學其人爲恥，將安於不如而終不學，遂可雪其恥乎？
他雖說的名正言順，但還有人反對。當時北京有位名高望重的大學士倭仁就大聲疾呼地反對說：
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之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爲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採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
恭親王憤慨極了，他回答說：
該大學士既以此舉爲窒礙，自必別有良圖。如果實有妙策，可以制外人而不爲外人所制，臣等自當追隨大學士之後，竭其檮昧，悉心商辦。如別無良策，僅以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幹櫓等詞，謂可折衝樽俎，足以制敵之命，臣等實未敢信。
倭仁不過是守舊的糊塗蟲，但是當時的士大夫居然聽了他的話，不去投考同文館的科學班。
同治、光緒年間的社會，如何反對新人新政，我們從郭嵩燾的命運可以更加看得清楚。郭氏的教育及出身和當時一般士大夫一樣，並無特別。但是咸豐末年英法聯軍之役，他跟着僧格林沁在大沽口辦交涉，有了那次經驗，他根本覺悟，知道中國非徹底改革不可。他的覺悟還比恭親王諸人的更深刻。據他的研究，我們在漢、唐極盛時代固常與外族平等往來；閉關自守而又獨立尊大的哲學，是南宋勢力衰弱時代的理學先生們提倡出來的，絕不足以爲訓。同治初年，江西南昌的士大夫羣起毀教堂，殺傳教士。巡撫沈葆楨（林則徐的女婿）稱讚士大夫的正氣，郭嵩燾則斥責沈氏頑固。
郭氏作廣東巡撫的時候，汕頭的人像以先廣州人，不許外國人進城，他不顧一切，強迫汕頭人遵守條約，許外國人進城。光緒元年雲貴總督岑毓英因爲反對英國人進雲南，秘密在雲南緬甸邊境上把英國使館的翻譯官殺了，郭嵩燾當即上奏彈劾岑毓英。第二年，政府派他出使英、法。中國有公使駐外從他起。他在西歐的時候，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經濟、社會，他覺得不但西洋的輪船槍炮值得我們學習，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學習。他發表了他的日記，送給朋友們看。他常寫信給李鴻章，報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學生不限於機械一門，學政治經濟的都有。他勸李鴻章擴大留學範圍。他的這些超時代的議論，引起了全國士大夫的謾罵。他們說郭嵩燾是個漢奸，“有二心於英國”。湖南的大學者如王闓運之流撰了一副對子罵他：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闓運的日記還說：“湖南人至恥與爲伍。”郭嵩燾出使兩年就回國了。回國的時候，沒有問題，他是全國最開明的一個人，他對西洋的認識遠在李鴻章之上。但是時人反對他，他以後全無機會做事，只好隱居湖南從事著作。他所著的《養知書屋文集》至今尚有披閱的價值。
繼郭嵩燾作駐英、法公使的是曾紀澤。他在外國五年多，略識英語。他的才能眼光與郭嵩燾等。因爲他運用外交從俄國收回伊犁，他是國際有名的外交家。他回國的時候抱定志向要推進全民族的近代化。卻是他也遭時人的反對，找不着機會做事，不久就氣死了。
同、光時代的士大夫階級的守舊既然如此，民衆是否比較開通？其實民衆和士大夫階級是同鼻孔出氣的。我們近六十年來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並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業都是由少數先知先覺者提倡，費盡苦心，慢慢地奮鬥出來的。在甲午以前，這少數先知先覺者都是在朝的人。甲午以後，革新的領袖權慢慢地轉到在野的人的手裡，卻是這些在野的領袖都是知識分子，不是民衆。嚴格說來，民衆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礙之一。
第三、士大夫輕舉妄動
在同治、光緒年間，民衆的守舊雖在士大夫階級之上，但是民衆是被動的，領袖權統治權是在士大夫階級手裡。不幸，那個時代的土大夫階級，除極少數外，完全不瞭解當時的世界大勢。
同治共十三年，從1862年到1874年。在這時期內，德意志統一了，意大利統一了，美國的中央政府也把南方的獨立運動消滅，恢復而又加強美國的統一了。那個時期是民族主義在西洋大成功的時期。這些國家統一了以後，隨着就是國內的建設和經濟的大發展。在同治以前，列強在國外行帝國主義的，僅英、俄、法三國。同治以後，加了美、德、意三國。競爭者多了，競爭就愈厲害。並且在同治以前，英國是世界上惟一的工業化國家，全世界都銷英國的製造品。同治以後，德、美、法也逐漸工業化、資本化了。國際上除了政治勢力的競爭以外，又有了新起的熱烈的經濟競爭。我國在光緒年間處境的困難遠在道光、咸豐年間之上。
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大敵人。同治、光緒年間如此，現在還是如此。要救國的志士應該人人瞭解帝國主義的真實性質。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是有關係的。關係可以說有三層；第一，資本主義的國家貪圖在外國投資。國內的資本多了，利息就低。譬如：英、美兩國資本很多，資本家能得4％的利息就算很好了。但是如果英、美的資本家能把資本投在中國或印度或南美洲，年利很容易達到7％或更高些。所以英、美資本家競向未開發的國家投資。但是接受外國來的資本不一定有害，英、美的資本家也不一定有政治野心。美國在十九世紀的下半期的建設大部分是利用英國資本舉辦的。
結果英國的資本家固然得了好處，但是美國開闢了富源，其人民所得的好處更多。我們的平漢鐵路原是借比國資本建築的，後來我們按期還本付息，那條鐵路就變爲我們的了。彼國資本家得了好處。我們得了更大的好處。所以孫中山先生雖反對帝國主義，他贊成中國利用外債來建設。但是有些資本家要利用政治的壓力去得投資的機會，還有政治野心家要用資本來擴充政治勢力。凡是國際投資有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國主義的。凡是國際投資無政治作用的就是純潔的，投資者與受資者兩方均能收益。所以我們對於外國的資本應採的態度如同對水一樣，有的時候，有的地方，在某種條件之下，我們應該掘井取水，或開河引水；在別的時候、地方和條件之下，我們則必須築堤防水。
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第二層關係是商業的推銷。資本主義的國家都利用機械製造。工廠規模愈大出品愈多，得利就更厚。困難在市場。各國競爭市場原可以專憑商品之精與價格之廉，不必靠武力的侵略或政治的壓力。但在十九世紀末年，國際貿易的自由一天少一天。各國不但提高本國的關稅，並且提高屬地的關稅。這樣一來，商業的發展隨着政權的發展，爭市場等於爭屬地，被壓迫的國家一旦喪失關稅自主，就永無發展工業的可能。雖然，國際貿易大部分還是平等國家間之貿易，不是帝國與屬地之間的貿易。英國與美、德、法、日諸國的貿易額，遠大於英國與其屬地的貿易額。英國的屬地最多，尚且如此，別國更不必說了。
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第三層關係是原料的尋求。世界上沒有一國完全不靠外來的原料，最富有原料的國家如英、美、俄尚且如此，別的國家所需的外來原料更多。日本及意大利是最窮的。棉、煤、鐵、油四種根本的原料，日、意都缺乏。德國較好，但仍不出棉和石油。那末，一國的工廠雖多，倘若沒有原料，就會完全沒有辦法。所以帝國主義者，因爲要找工業的原料，就大事侵略。雖然，資本主義不一定要行帝國主義而後始能得到原料。同時，出賣原料者不一定就是受壓迫者。譬如：美國的出口貨之中，石油和棉花是大宗，日本、德國、意大利從美國輸入石油和棉花。不能，也不必行帝國主義，因爲美國不僅不禁止石油和棉花的出口，且竭力推銷。
總之，資本主義可變爲帝國主義，也可以不變爲帝國主義。未開發的國家容易受資本主義的國家的壓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國的資本來開發自己的富源，及利用國際的通商來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資本主義如同水一樣，水可以資灌溉，可以便利交通，也可以成災，要看人怎樣對付。
同時我們不要把帝國主義看得過於簡單，以爲世界上沒有資本主義就沒有帝國主義了。七百年以前的蒙古人還在遊牧時代，無資本也無工業，但是他們對我的侵略，還在近代資本主義國家之上。三百年以前的滿洲人也是如此。在西洋方面，中古的阿拉伯人以武力推行回教，大行其宗教的帝國主義。十八世紀末年法國革命家以武力強迫外國接受他們的自由平等，大行其革命的帝國主義。據我們所知，歷史上各種政體，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種社會經濟制度，資本主義也好，封建主義也好，其他主義也好，都有行帝國主義的可能。
同光時代的士大夫完全不瞭解時代的危險及國際關係的運用，他們只知道破壞李鴻章諸人所提倡的自強運動。同時他們又好多事，倘若政府聽他們的話，中國幾無年無日不與外國打仗。
長江流域有太平天國之亂的時候，北方有捻軍，陝、甘、新疆有回亂。清廷令左宗棠帶湘軍去收復西北。俄國趁我回亂的機會就佔領了伊犁，這是俄國趁火打劫的慣技。在十九世紀，俄國佔領我們的土地最多。咸豐末年，俄國趁太平天國之亂及英、法聯軍，強佔我國黑龍江以北及烏蘇裡以東的地方，共三十萬方英里。現在俄國的阿穆爾省及濱海省包括海參崴在內，就是那次搶奪過去的。在同治末年，俄國佔領新疆西部。清廷提出抗議的時候，俄國又假仁假義地說，他全無領土野心，他只代表我們保守伊犁，等到我們平定回亂的時候，他一定把土地退還給我們。其實俄國預料中國絕不能平定回亂，中國勢力絕不能再伸到新疆。那末俄國不但可以併吞伊犁，還可以蠶食全新疆。中國一時沒有辦法，只好把伊犁作爲中俄間的懸案。
左宗棠軍事的順利不但出於俄國意料之外，還出於我們自己的意料之外，他次第把陝西、甘肅收復了。到了光緒元年，他準備進攻新疆，軍費就成了大問題。從道光三十年洪秀全起兵到光緒元年，二十五年之間，中國無時不在內亂內戰之中，實已兵疲力盡，何能再經營新疆呢？並且交通不便，新疆民族複雜，面積浩大，成敗似乎毫無把握。於是發生大辯論，左宗棠頗好大喜功，他一意主進攻。他說祖宗所遺留的土地，子孫沒有放棄的道理。他又說倘若新疆不保，陝、甘就不能保；陝、
甘不保，山西就不能保；山西不保，河北就不能保。他的理由似乎充足，言論十分激昂。李鴻章的看法正與左的相反。李說自從乾隆年間中國佔領新疆以後，中國沒有得着絲毫的好處，徒費駐防的兵費。這是實在的情形。他又說中國之大禍不在西北，而在東邊沿海的各省，因爲沿海的省份是中國的精華，而且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在東方的過於在西方的。自從日本維新以後，李鴻章更加焦急。他覺得日本是中國的真敵，因爲日本一心一意謀我，他無所圖，而且相隔既近，動兵比較容易。至於西洋各國，彼此互相牽制，向外發展不限於遠東，相隔又遠，用兵不能隨便。李鴻章因此主張不進攻新疆，而集中全國人力物力於沿海的國防及腹地各省的開發。邊省雖然要緊，但是腹地倘有損失，國家大勢就去了。反過來說，倘若腹地強盛起來，邊省及藩屬自然的就保存了。左宗棠的言論比較動聽，李的比較合理；左是高調，李是低調。士大夫階級一貫的尚感情，唱高調，當然擁護左宗棠。於是借外債，移用各省的建設費，以供左宗棠進攻新疆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