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的歷史大體上好比安流的平川，上面的舟楫默運潛移，遠看彷彿靜止；戰國時代的歷史卻好比奔流的湍瀨，順流的舟楫，揚帆飛駛，頃刻之間，已過了峰嶺千重。論世變的劇繁，戰國的十年可以抵得過春秋的一個世紀。若把戰爭比於賭博，那麼，春秋的列強，除吳國外，全是涵養功深的賭徒，無論怎樣大輸，決不致賣田典宅；戰國時代的列強卻多半是濫賭的莽漢，每把全部家業作孤注一擲，旦夕之間，以富翁入局，以窮漢出場，雖然其間也有一個賭棍，以賭起家，終於把賭伴的財產騙贏淨盡。
這變局怎樣造成的？因爲春秋戰國之交記載特別殘缺，我們還不能充分知道。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先後參加這國運的狂賭的列強，即所謂七雄者，其中除燕國在春秋末期和戰國初期的歷史完全是空白外，其餘趙、魏、韓、田齊、楚和秦，我們都知道是曾起過一番政治經濟的大變革，曾把封建的組織加以人工的有計劃的摧毀的；前四國本身並且就是政治革命的產物。
趙、魏、韓即所謂三晉。它們的前身是晉國的三個封區。趙氏的祖先本是累代替周王御車的。穆王時，著名的神御造父以功封於趙，因以邑爲氏。造父的七世孫趙叔帶，因爲幽王無道，脫離周室，往仕晉國。後來晉獻公用趙夙做“御戎”（戰時御君車的），畢萬爲副，以滅耿、滅霍、滅魏。臨到論功行賞，把耿給了趙夙，把魏給了畢萬。此時趙氏在晉國始有了根據地，而畢萬始建魏氏。韓氏也以封邑韓原得名，其受封略後於魏氏，惟確實年代不可考。前582年，晉景公聽信讒言，疑趙氏謀叛，把這一家幾乎殺盡了，把它的田邑沒收了，因韓氏的勸諫，景公才復封趙氏一個僅存孤兒。這件故事，後經點竄，成爲一件很動人的傳說。我國在十八世紀間最先傳譯於歐洲的一部戲劇《趙氏孤兒》，就是以這段傳說爲底子的。趙氏復嗣後，不到四十年，成爲把握晉國政權的六卿中最強的一族。所謂六卿包括上說的三家和範氏、中行氏、智氏。
範、中行二氏後來和趙氏火併，後來，二氏於前492年（孔子卒前十一年）被逐出晉國。他們的土地終於歸入其餘的四家。前465年，智伯又脅迫着韓、魏和他合兵攻趙，把趙襄子圍在晉陽。聯軍決汾水灌城，只差三版（高二尺爲一版）便把全城淹沒。臨到城快要破的時候，韓、魏卻突然和趙勾結起來，把智伯殺掉，把他的土地也瓜分了。不久公室的土地也被分割到只剩下可忽略的數量，晉君竟卑屈到要去朝見三家的大夫，他後來的命運這裡也可以不表了。前403年，周威烈王竟把三家的大夫升格爲侯。通常以這一年爲戰國時代的開場。於是三個新國出現於歷史的舞臺上：魏佔有舊晉的中部和西南部，都於安邑（今山西夏縣）；趙佔有舊晉的北部，都於中牟（今河北邢臺與邯鄲之間）；韓佔有舊晉的南部，都於陽翟（今河南禹縣）。開國初的四十年內，三晉先後把國都遷到最適宜於向外發展的地帶。徙邯鄲（今河北邯鄲縣）；韓滅鄭，即以鄭都爲新都（今河南新鄭）；魏則東徙大梁（今河南開封）。
三晉建侯後十七年（前386年），齊的蛻變也告完成。這年齊大夫田氏託魏文侯請得了周王的冊命，升格爲侯。田氏即陳氏（陳田古音相同，春秋的記載用陳，戰國的記載用田），它的始祖乃是陳國的一個公子，名完，和齊桓公同時的。公子完避亂奔齊，甚得桓公的寵悅，仕爲“工正”，以祖國的名號爲氏。傳說公子完在本國娶親之前，他的岳家爲婚事問卜，得到一下面的讖辭：
鳳凰于飛，和鳴鏘鏘。
在嬀之後，將育於姜。
五世其昌，並於正卿。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這神驗的預言無疑是事後追造的。所謂五世，便是弒齊簡公的罪魁，孔子所要討伐的陳恆。陳恆既立新君，便專齊政，把國內稍強大的貴族盡數鋤去，又把自己的封地增加到多過齊君的采地。陳恆的兒子繼做齊相，更把齊都邑的大夫盡換了自己的宗人，再傳兩世到田和，恰好遇着一個沉迷於酒色的齊康公。田和索性把他遷海邊，留一個城邑給他過快活的日子，而自己踐登侯位。
政變的潮流不久又波及周室。三晉和田齊的建國還須借重周王的冊封。但三晉受封后三十三年，韓趙便過河拆橋，合兵攻周，扶植兩個有力的王親，把周室分裂爲二：東周都於洛陽的舊王城，西周都於鞏。此後周王的力量還比不上從前一個侯國裡的小封君。
第二、李悝和吳起的變法
政權的轉移每牽連到政制的改革。三晉和田氏，在地盤的擴張中，各把國內林立的小封君陸續兼併了，最後連公室也消滅了。在建國之前，即在競爭生存的時期，它們爲免實力的分散，不能把新得的土地多所割封。齊晉舊有的小封君於是逐漸被非世職而無采邑的地方官吏所替代。當四氏建國時君主集權的局面同時成立，它們沒有回到舊路的需要，而且權力這東西原是易握難放的，雖然此後這四國和同時的其他各國，偶然也把土地封給功臣或子弟，但受封的人數絕少，每個封區若不是寥寥的數城或十數邑便是荒野的邊地，絕不足和中央抗衡。戰國時代的國家，先後都向君主集權的方向走，而最先走上這條路的是三晉和田齊。
這新建的四國當中，魏的新氣象爲最顯著，它們的創業君主當中也以魏文侯最爲英明。他開戰國招賢養士之風氣，在他的朝廷匯聚了國內外的人才。其中最可注意的除孔子的門人子夏外，還有李悝和吳起。
（1）李悝，魏人，是子夏的弟子，做了文侯的卿相，他是我國第一個律家，手定魏國的新法典。後世所傳他的《法經》六篇大約就是這法典的底稿。《法經》是我國第一部詳細的律文，可惜已經亡佚了，我們只知道其中一篇叫做《網經》，是關於盜賊的劾捕的；另一篇叫做《雜律》，有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條目。李悝又替文侯改定稅法。從他自己所述這新稅法的提議中，可以看出當時農民生活的情形，現在把原文抄在下面：
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百田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每石值三千錢），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收穫爲平時的四倍），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將農民所餘四百石取去三百石），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放給農民）；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
這新稅法的實行，是戰國的初年魏國富強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不知道它到底實行了多久。
（2）吳起，衛人，或說魏人。曾從曾子和子夏受學。他是戰國著名的兵法家，有兵書傳後（已佚，今本乃僞託）。他曾給文侯將兵大敗秦國，後來任西河守，抵禦秦、韓、魏甚得力。他將兵和最下級士卒吃着一樣，睡不鋪席，行不用車馬，親自負糧，和士卒分勞苦，因此大得軍心。
吳起在魏國以軍事顯。但他的政治本領卻留在楚國發揮。文侯死後，嗣君武侯，因受離間，對他生了疑心，他怕得罪，走去楚國。不久楚悼王任他做令尹。這時距吳人入郢有120多年，楚滅了陳、蔡、祀、莒之後，疆宇大展，其國都久已遷回郢邑。吳起把三晉“明法審令”的一套介紹了過來，又教悼王把坐食無用的冗官悉數裁汰，把公族疏遠的廢掉，省下錢來養兵練兵，又把一部分貴族強迫遷徙，以實國中空虛之地；又替悼王立了一條新法，令每個封君的土地傳過三世之後得交還國家。這就是說，用緩進的手段把封建制度推翻。因爲這些改革，吳起成了楚國的貴族的怨府。悼王一死（前381年），他們便暴動起來，圍攻吳起，吳起只得匿伏在王屍旁邊。在刀箭紛集之下吳起和王屍一齊糜爛。太子正位後，藉着毀壞王屍的“大不敬”的題目，大加株連，坐罪滅族的有七十多家。楚國的貴族幾乎被一網打盡。楚國的新局面也就成立。
吳起死後二十年而秦國開始變法。
第三、秦國的圖強之路
秦的發祥地在渭水上游的秦川的東岸（今甘肅天水縣境），周孝王時，嬴姓的非子因替王室養馬蕃息的功勞，受封在這裡，建立了一個近畿的“附庸”。宣王時，秦莊公以討伐犬戎有功受命爲西垂大夫。及平王東遷，秦襄公帶兵去扈衛，平王感念他的殷勤，才把他升在諸侯之列。這時畿內的豐岐一帶已淪入犬戎，平王索性更做一個不用破費的人情，把這一帶地方許給了秦，假如它能將犬戎驅逐。此後秦人漸漸的東向開拓，到了穆公的時代，更加猛進。穆公是春秋的霸主之一。他曾俘獲了晉惠公，拿來換取晉國的河西地方；又滅樑、滅芮，都是黃河西岸與晉鄰近的小國。他又潛師遠出，希圖滅鄭，若不是鄭商人弦高及早發現了這個噩耗，第一時間向祖國報訊，恐怕秦的鐵手此時也許便伸入中原了。秦的東侵是晉的大忌。秦師這次由鄭旋歸，晉人也顧不得文公新喪，墨絰興兵，把他們攔路截擊，殺個慘敗。後來穆公雖報了此仇，他東向的出路到底給晉人用全力扼住了。他只得回過頭去“霸西戎”，結果，“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穆公死時（前621年），秦人已佔有渭水流域的大部分，已奠定一個頭等國的基礎。但此後二百多年間，秦的內部停滯不進，而晉始終保持着霸國的地位，繼續把秦人東出的路堵住。
當戰國開場的前後，秦在“七雄”中算是最不雄的一國，自前428年以降，四十多年間，它的政治出了常軌，大權落在亂臣。在這時期中，它有一個君主被迫自殺，一個太子被拒不得繼位，另一個君主和母后一同被弒，沉屍深淵。魏人乘秦內亂，屢相侵伐，並且奪回穆公所得到的河西地方。
穆公的霸圖的追續是自獻公始。他即位的次年（前384年）便把國都從雍（今陝西鳳翔縣）東遷到櫟陽（今陝西臨潼縣東北）。他恢復君權，整飭軍旅，兩敗魏師。但秦國更基本的改革，更長足的進展，還要等待繼他位的少年新君孝公和一個來自衛國的貴族少年公孫鞅。
公孫鞅原先遊仕在魏。傳說魏相公叔痤病到要死時，魏君（即日後的惠王）請他舉薦繼任的人，他便以衛鞅對。魏君默然不語。公叔痤更囑咐道：若不用這人，必得設法把他殺掉，勿令出境。魏君答應去後，公叔痤立即喚叫衛鞅前來，把剛纔的談話告訴了他，勸他快走。他不慌不忙答道：魏君不能聽你的話用我，又怎能聽你的話殺我呢？後來聞得孝公即位，下令求賢，他才挾着李悝的《法經》，走去秦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