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永遠沒有真相。
——馮侖
歷史是我最早接觸的人文知識，也是我最有興趣的。我對人好奇，對社會現象好奇，對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有很強的好奇心，尤其是對未來的未知領域更好奇。在現實中找不到答案的時候，我會到歷史中去找，這是探討真理的過程，也是認識自己的過程。遺憾的是，探索幾十年至今，我仍然有很多沒有找到的答案：歷史中這段故事跟那段故事，都是真相，但永遠在打架。所以我的總結是：歷史永遠沒有“真相”。然而，即便沒有真相的歷史，對我們認識問題，仍然有非常大的啓發。
偉大的陰面
與歷史第一次正面發生衝撞是在二十二三歲的時候，當時我在中央黨校讀書，滿腦子都是非常正面的教育留下來的痕跡，比如說偉大的人應該怎麼做？他們的行爲方式應該是怎樣的？好人應該是怎樣，壞人是怎樣？都有一個固定的模式。但有兩件事讓我對歷史開始發生懷疑，發現人們看到的偉大未必真有那麼偉大，多少都有那麼點不真實，而真實的東西一定在偉大的背面。從此我就開始研究偉大的另一面。
我最早開始疑古是在1982年，我在中央黨校讀書，學校有兩個閱覽室：一是黨刊室，就是內部資料（內參）閱覽室。當時是按級別看內參，很多資料在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黨刊閱覽室裡所有資料反映的都是社**暗面和問題，於是我突然感覺，原來除了我們從《人民日報》裡看到的那些正面的東西外，還有這麼多真實的情況在這兒！我開始懷疑，漸漸我形成了習慣，在內刊室裡找史料，並且不停地看各種各樣的內參，這些資料使我知道世界原來是由兩面互補的，一面是宣傳，另一面是內參。
我意識到，在歷史的過程中還有真實的是非是我所不知道的。就這樣，我顛覆了以前自己對是非的認識。
從那時起，我開始關注偉大的另一面，探討過程中我的確發現了很多讓人失望的偉大、讓人輕蔑的偉大、讓人不崇敬的偉大、讓人不願追隨的偉大以及讓人不再敬仰的偉大。
後來，我跟柳傳志出去爬山，我開玩笑說，一個偉大的人就像站在山上，陽光照着他，他看着我們，我們所有人都以爲他是從陽面上去的，但實際上他是從陰坡爬上來的，也就是說一個偉大的人並不因爲他從陰坡上去就見不到陽光。歷史告訴我一件事，任何事情似乎都不妨礙偉大，偉大隻是一個結果，我們往往只看見那朵花，至於這朵花從哪兒來，怎麼開放的，我們並不知道。
觀察偉大的另一面確實有很大的樂趣。
歷史現場
怎麼才能看到這些偉大的背影、偉大的另一面呢？我會大量看小報，看野史稗史，因爲在野史稗史中有時候能漏出一些細節和真實。如果當事人還活着，去聽他說故事或者去到歷史現場觀察，往往能夠看清楚歷史的真相，感受到這些歷史氣息、信息、密碼。我在做生意的時候，不斷抽空去一些歷史現場，到現場去解讀歷史，思考和觀察曾經在這裡發生過的事情，真正感受歷史的真實，哪怕是讓人失望的真實。
比如張學良跟趙四的愛情故事，聽上去似乎是催人淚下，37年終成眷屬，妻賢且富美德，給國人留下的全是這樣的印象。後來我去了瀋陽帥府（趙四住的小洋樓），也看了于鳳至和張學良的大帥府，感受到趙四小姐當時第一次投奔張學良時的生活環境，回來陸陸續續看了一些資料，解讀下來跟最初的印象就不一樣了。張學良在臨終前和唐德剛做過一個口述自傳，這個自傳比較真實，關於趙四他說了兩段有意思的話，一段是：“她要來我也沒辦法，我就收留了她。”
于鳳至對這一段是這樣解釋的：“當時中原大戰之後，張學良幫蔣介石打敗了閻錫山和馮玉祥，統一了中國，被封爲海陸副總司令，在全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並且和蔣介石結拜兄弟，位高權重，很多女人天天追他，其中有一個就叫趙四，哭着喊着追着他到了瀋陽。當時趙四才14歲，進門她就給我下跪，哭着說，我一輩子什麼名分都不要，就願意做張學良的秘書，伺候他的生活。我也就收留了她，給了她一個房子（帥府）。”
張學良跟唐德剛講道，“我跟趙四是誤會，我的歷史從36歲就結束了，如果我不被關在裡面，我這樣的人外面有的是女人，我跟她不會好。”在不斷的囚禁、軟禁生活中，張學良當着趙四面也講過，說我們倆是沒有辦法，如果不是蔣先生，我們倆早就不在一起了。這些歷史和我們正常情況下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樣的。
前一段去貝加爾湖，看了蘇武牧羊的地方。整個的戈壁是寸草不生，連鳥都不來拉屎，太慘了。清朝時有人在這裡劃定了疆界，後來一個官員扛着塊碑過來，走了一段以後沒找到位置，往周遭看看，發現都差不多，於是就歇了，隨便在此立碑，結果從此中國就少了很大的面積，現在少了的這塊面積地下有很多石油。於是現在有人就說，當時清朝太昏庸了，割讓邊界也不搞清楚地下有多少資源，也不現場勘測一下，隨隨便便就把這事辦了。不過話說回來，當時第一沒有石油勘探技術，誰都不知道地下有什麼；第二當時對土地的瞭解僅限於目光所及，看見的就有，沒看見的就沒有；第三當時沒有衛星，更沒有遙感，不知道再往前走還有多遠，所以他做了這個決策，也沒大責吧。
所以，對古人要寬容，對今天要嚴格。以今人的智慧來對古人苛刻實際上是放縱自己，原諒自己。我們應該在已有的條件下來建設我們的國家，而不應埋怨古人沒給我們留下什麼東西。
2006年我走了一趟“玄奘之路”，途經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在伊斯蘭地區開車走了一個多月。在穿越阿富汗的過程中，我一直在體會伊斯蘭人民真正的生活和精神狀態；我所看到的阿富汗人民是非常努力，非常熱情，非常寬容，非常好客的，今天阿富汗有恐怖主義，原是二戰以後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一種悲劇。
我去過6次延安，我思考，爲什麼在20世紀30年代一些讀書人走過了二萬五千裡跑到延安，能夠幹成他們的事業，最後領導了中國？在延安的人真是有理想，沒有理想他們堅持不下來。你的理想到了什麼程度，主要就看你堅持多久和忍受多少苦難，或者說忍受多少折磨而且矢志不移。當時延安生活艱苦卓絕，胡宗南派特務去收集情報，出發前交代說延安很苦，你們一定要吃苦，不然就會露餡，並且讓他們經歷專門的吃苦訓練。結果他們還是苦不過人，到了根據地吃飯面裡摻土吃不吃？一皺眉一猶豫，馬上暴露你的特務身份，立即被揪住。
是真正有理想的人，所以才能烹小鮮如治大國，才能夠把延安當成全國來辦，有中央、地方、邊區，學校、軍隊，自己還印錢，把一個彈丸之地當國家來管。在這個彈丸之地印錢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江西，那是第一次建國的時候，鄧小平張羅的建國典禮，在那兒印過一次錢；到延安是第二次，所以他們完全是烹小鮮如治大國，結果是什麼呢？1949年以後，他們便治大國如烹小鮮。在延安看到的這兩件事讓我明白，作爲一個民營企業，我們做事要把小事情當大事情辦，要能堅持，還要能行動。以前老聽說貞節牌坊，後來偶然去安徽，參觀了歙縣的貞節牌坊以及中國唯一的女祠。
實際上貞節牌坊和女祠恰好證明中國婦女的悲哀，這個悲哀不是說她受了多少苦，16歲就守寡，然後一直守到70歲；這個悲哀是指她們的貞潔恰恰是以爲補充的。——歙縣這一帶歷史上有兩萬節婦烈女，每一個節婦烈女對應的都是一個在外面狂吃濫嫖的丈夫。因爲丈夫都在外面做生意，把錢拿回來又怕家裡的女人偷人養漢，爲了把這個財產保住，就必須要讓老婆安心守在這兒，於是他們給予女人精神獎勵，給她們修個女祠，破例讓她們進祠堂享受男人們的一些待遇；這還不夠，還要給她們立牌坊。貞節牌坊分成好幾種，有皇上賜的，由皇上命名，中央財政撥錢；有自己家裡立的，請禮部命名，自己出錢做的，也有自己家命名自己家做的。男人們通過這些方式讓婦女安心帶孩子並守住財產。
到歷史現場你會感覺到，一方面徽商很發達，徽商不在家裡經商，都是在安徽以外的地方經商，但是另一方面牌坊都立在家裡。兩萬節婦烈女是以兩萬以上丈夫在外花天酒地、狂吃濫嫖和不貞節互相對照的。這是一個巨大的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