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老牟馬上返過身就跟中國的廠家談：你們都給我東西，把你們積壓的東西都給我，我給你們錢。廠家說錢在哪兒呢？老牟說：這樣吧，我去銀行貸款，我貸的錢給你。接着他又去跟四川航空公司談，說你給我擔保，我去貸款；因爲你要買飛機，照理說你該出錢，你們現在不用出錢，改成擔保吧，這樣挺好。但是四川航空公司說：我可以擔保，可是我們剛成立，有些銀行也不認。老牟就又去找銀行，勸說銀行擔保，四川航空公司反擔保。那家銀行一看說行，最後就交由四川交行擔保。這個事兒是我去辦的，就是北京亞運會開幕那一天，我專程到成都去找川航總經理杜定歡協調擔保的事。結果，四川交行擔保，老牟借到錢，將借到的錢給這些廠家作爲定金，比如100萬的貨我付你50萬，然後你把東西拿來。在此之前，他在南德院裡弄了個房子做樣品展示，叫廠家都來送貨，送樣品，弄了一大屋子，組織俄羅斯人來看。俄羅斯人看了覺得行的，就具體下單，老牟拿着單子再跟廠家訂貨。從商業鏈條來看，他把每個環節連得還可以。
最終川航只是出了擔保和反擔保，沒有出現金；老牟從銀行貸到了款，付給了廠家。只是付給廠家時遇到一個問題，當時所有的廠家都沒有出口權，老牟也沒有出口權，所以老牟找了商務部（現在的外經貿部）下邊一個公司，專門做對俄貿易的，由這家公司來集中收購和對外出口，他跟這家公司結賬，他也沒有去一對一跟廠家結賬，這家公司收取了一筆代理費。俄羅斯收到了幾十車皮的輕工產品，就把飛機直接飛到成都；川航那邊再拿飛機營運的錢還給老牟；老牟再把貸款還給銀行。其實這是很合乎邏輯的一個故事。最後這單生意的確是這樣做成了。但做成了以後，老牟卻沒有賺到太多錢，原因是後面飛機運營得並不好，結算的利潤並不多。這單業務時間拉得很長，大量貨物運輸損耗很大，官司糾紛不斷；另外這些飛機飛到四川以後，光有飛機還不行，還有航材、飛行員、運營等問題，這一堆事都弄得不好，有着扯不完的皮。所以這件事情是做成功了，但是南德並沒有賺太多錢。回頭看，這是特別巧妙的一單易貨貿易，這單貿易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因爲當時的體制正好允許給出這個批文，當時四川省政府和航空公司也有這個需要。總之，它在商業上的邏輯和社會體制上的邏輯還算是相容的。
繼這一單成功之後，老牟又繼續做，比如做衛星，商業邏輯上也是很巧妙的，但卻一個都沒成功。他是怎麼做的呢？當時長城公司是中國唯一能夠發射商用衛星的專業公司，但該公司卻沒有錢推廣業務。衛星的價值在哪兒呢？不是衛星本身，而是衛星上面的轉發器，那個轉發器可以用於商業目的，比如說電視臺或者衛星通訊公司。在我的印象中，一個衛星上面可以帶幾十個用於出租的轉發器。老牟瞭解這一點，所以就去跟長城公司談，我要發一個衛星，這事兒我出錢。人家說這麼多錢，你哪裡出得了？老牟說：“我出錢，我肯定出錢，交給我吧！”然後他又說：“我要給你發，我要出錢，但你不能什麼都不跟我籤啊！你怎麼能證明你要讓我發呢？最好籤一個協議。”後來雙方果真簽了一個協議，約定南德出錢，長城公司發射，發射成功後，衛星上的轉發器歸南德支配（出租經營）。
南德還承諾在多長時間內付清發射的錢，付不出這個錢合同自然作廢。這都是很合理的。簽完以後，老牟就拿這個協議去找那些需要轉發器的單位，跟賣樓花似的：我有50個轉發器，這個轉發器肯定有人要，你要不要？然後跟你籤一個，跟他籤一個，推銷出去一個轉發器就收10%的定金，這10%的定金就能夠支付長城公司的頭款。比如長城公司付款週期是三個月，老牟這邊籤的收款時間是一個月，他收了錢就付給長城，付給長城以後，長城公司就履約發射衛星。之後就是不斷左手收錢、右手付錢，只要把兩個付款節奏錯開就行了，也就是說，只要長城那邊付款日期晚這邊一個月就可以了。不光如此，這邊收錢那邊付，中間的差價就是利潤，挺好。這個項目的商業邏輯不單是巧妙，簡直就是絕妙。發衛星可不像賣燒餅那麼簡單，誰敢想啊?！只有老牟敢想，他有一個理論，就是好生意必須是無競爭的，衛星和轉發器的生意在中國絕對是無競爭領域。
雖然這個項目本身的商業邏輯是對的，但後來爲什麼失敗了呢？據說主要原因是國內政策不允許，於是老牟跑到俄羅斯去發，也就是說這個商業邏輯和國內的管理體制發生了衝突。衛星這種東西是國有壟斷的，怎麼能讓民營企業玩呢？老牟要突破這個，以爲無非不用長城公司發了，只要客戶還在，到俄羅斯發也是一樣的（全世界能發的有好幾家公司呢）。好不容易解決了發射問題，第二個衝突就來了，那就是涉及國家安全方面的原因：國內用戶能不能租用俄羅斯的轉發器？老牟原想繞着彎兒解決這事兒，緊接着又出來一個問題：他那個轉發器臺灣也要租，而臺灣租了以後可能會用於監視大陸，這顯然是大陸絕對不允許的。就這樣，這樁生意不斷跟政治制度層面上有衝突，最終迫使老牟收手不做了。這個故事也很有意思，在普通老百姓看來，這些事兒可能太玄了——一會兒弄飛機，一會兒弄衛星，其實商業上非常合理和巧妙。這件事情如果放在西方的環境裡，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
再有一個故事，就是運作航母。牟其中想把俄羅斯退役的航母賣到中國來，這在當時有一些可能性，商業上也好像說得通。一般人會認爲這是故事，就像電視連續劇一樣錯綜複雜，普通老百姓得看那麼幾集才能整明白。但牟其中是導演，一開始編劇時他就知道結果，他讓你跟着哭、跟着笑，到最後一集了，纔給你個大團圓的結局，觀衆到這時才能喘口氣，其實中間該哭該笑的都跟着編導經歷完了。老牟是編劇，他的設想是合理的，但跟當時體制的衝突太大了。可能20年以後，在中國的市場經濟完全是規範、自由和開放的情況下，他的想法真的就可能變成現實和巨大的商業成功了。
牟其中還做過幾件事，我認爲也是很有想象力的。第一件是要根治陝北的沙漠化。當時我們到陝北去的時候看到，陝北的地形是溝、樑、卯、塬，樑就是坡脊的尖尖，卯是一撮一撮的堆堆，塬是平的地臺。這種地形地貌，水土流失非常嚴重。所以老牟就組織了一些水土保持專家、農業專家、氣候專家去看；此外，他還邀請了一些特別有意思的專家——定向爆破專家。他有一個構想：我要把這些溝溝坎坎弄平整，把高出來的炸到低的地方填平補齊，三炸兩炸不就炸成個平原了嘛！在他的想象中，一旦把這裡炸成平原，這地方再也不會有水土流失，就變成江南了；氣候好了，莊稼也好了，這樣西北的問題就解決了。
他這個想法到底行不行呢？當時很多專家也在研究，認爲技術上肯定是能炸的，而且一定造得出平原來。但要完成這件事，就得跟當時的社會經濟管理體制發生太多的衝突。所以，這事後來被認爲是胡思亂想，就沒再進行下去。另一件與此相似的事，就是他想把喜馬拉雅山炸出一個口子來，讓印度洋的暖風吹過來，使山這邊也變成江南。這個想法實際上並不是他的發明，而是科學家提出來的，這些科學家堅持認爲這件事在科學上是可行的，商業上也是可行的。但經牟其中一講，大家就認爲他在那兒胡思亂想。老牟的第三個富有想象力的想法，就是朔天運河；他想從平朔到天津挖一條運河，運河開通後把山西的煤直接通過水路運到天津港。
總之，這些東西我一直覺得在商業上是非常有想象力的，而且邏輯上都是成立的，只是跟我們的體制環境不匹配，所以，今天看來大多失敗了或者被認爲是狂想。最早的一代民營企業當中，牟其中是最有創造力、想象力的，但由於他的創造力、想象力跟體制環境脫節、對立的太多，所以大部分都成功不了。這種命運使他成爲“過去的一代”。也許，再等上10年、20年，他就會有機會成功了。任志強當年曾被錯關了一年，要是再往前數到三反五反那時候，可能就給槍斃了，哪會有今天的風光和業績！所以商業上的成功還要和制度環境相適應。作爲一個民營企業，我們的任何商業計劃都有一個跟體制環境的配合問題，如果不能配合，你的結局就是牟其中第二。
“錢是無限的”
牟其中的南德公司是特別混雜的企業，那個時候還沒有《公司法》，南德的組織結構非常奇怪。南德有一些江湖的習氣，來來往往的人都跟行走江湖似的，老牟被判過一次死刑，坐過兩次牢，算是大難不死。這一傳奇經歷吸引了很多江湖上的人來找他，很多人素不相識，純粹慕名而來，來了以後，就跟過去江湖上一樣，一拱手一抱拳，就可以在這兒吃喝。南德的食堂一直開着，飯菜做得非常可口，吃飯也不需要交錢，於是來來往往的人就都在這兒吃。真把我吃的，東北話賊胖，吃得實在是非常好。另一方面，南德又像個家族，因爲牟其中的老婆、小姨子、兒子、侄子等所有的家裡人都在公司裡；此外，好多他的鄉親，就是萬縣老鄉也在公司，關鍵崗位全都是萬縣人。整個公司業務全是他老婆管，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是老婆跟大家定。老牟的狀態又像袍哥，凡是四川來的，他都一律招呼，而且走到哪兒都是前呼後擁的。最後，南德又像政府，它的機構設置又是辦公廳、一處二處，又是東北辦、西北辦、東南辦，完全像國家建制。我是總辦的，當時還兼過西北辦主任，王功權那時候是東南辦主任，汪兆京是二處處長。這麼一個公司組織，它既沿襲了家族、江湖做法，又模仿了政府機關，所以相應的遊戲規則也是很混亂的。
南德做事情的時候，完全沒有什麼章法。南德集團下邊做了一大堆公司，這些公司是怎麼管的呢？我在總辦當辦公室主任時，一個重要的職責是管公章。這公章怎麼個管法？當然要老牟同意才能蓋章了。但是公章實在太多了，找起來麻煩，於是就用一個網兜，在網眼上繫上繩，把章子都系在那些繩上；這樣，一提網兜，所有公章就都出來了，有好幾十個呢。每個公章把上都貼塊小膠布，上邊寫着一號、二號、三號，另外還有一個配套的練習本，上面寫着每個號碼相對應的公司名稱，真有點像密碼本的功能。需要蓋章的時候，我會得到通知說用幾號章，於是就把網兜拎出來，找出相應的公章蓋上。這是一種管理辦法。老牟還有一種管法，就是成立很多小組（項目組），類似現在的風險投資，大概10萬塊錢倆人就可以成立一個組。一時間，來了很多說故事的人，賣藥的、政治上失意的、江湖郎中、獻寶的、倒技術的全部都來了。
老牟的想法是，每一個項目組劃撥三個人10萬塊錢（那個時候10萬塊錢是挺大一個數目呢），你們就去折騰吧，萬一有一個做成了，我的投入就全找補回來了。這很有點兒像當今的風險投資。老牟就是喜歡這麼撞大運。比如我們西北辦，任務就是在黃陵地區組織扶貧開發區，管理地域是13個縣，包括整個延安地區。成立了管委會之後，又成立公司。我在樣一個架構下，也不知道錢最後怎麼掙，當地人也都犯蒙。有一次延安的書記專程到北京來，說是有一個甲醇項目需要2000萬，想請老牟投資。老牟聽了以後，絲毫打不起精神，那位書記還以爲這個項目不夠好。老牟說這個項目挺好，但是你需要的錢太少，才需要2000萬，我幹不了，你能不能想大一點兒？老牟說：“你這樣，你就放開了想，第一，錢是無限的，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第二，人是無限的，想找誰就找誰。你就按照這樣的思路去想，整出項目來再找我。”他這幾句話，把延安的書記弄蒙了：這可怎麼想？缺錢時從來想的都是少要一點兒，免得給人添麻煩，他現在卻讓我放開了想，說錢是無限的——這讓我還真不會想了。後來除了想明白要把駐京辦事處設在南德這件事之外，延安就沒有人能想清楚怎麼跟老牟談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