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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親王的怒斥聲響徹大殿，倭仁一下子懵在了那裡，剛纔滔滔不絕的聖人之言也一下子沒了。
“王爺息怒，倭大人和宋大人也是一片忠心，只是理會差了。”軍機大臣寶鋆出班道，“今日所要議者，王爺適才已然言明，乃是出使之名義，及使臣之遴選。出使法蘭西國，本有成例在先，似不必再爭。”
聽到寶鋆說有“成例在先”，大臣們當中很多人都是一愣。
“寶大人所言成例，可是指蒲安臣出使那次？”文祥問道。
“正是。”寶鋆道，“蒲使身爲洋人，卻心繫大清，所行不辱使命，揚我大清國威，惜乎天年不永，勞累過度，竟至歿於任上。我皇上曾加恩賞給一品銜，並賜治喪銀一萬兩。此去年剛過之事，諸位難道忘了不成？”
寶鋆所說的，便是1869年度的離奇事件：中國第一個外交使團正出訪歐美。
這是中國外交史上的奇景：中國近代向西方世界派遣的第一個外交使團，竟然是由西方人率領的。
事情可以追溯到1858年清廷與英法俄美四國簽訂《天津條約》。條約規定1868年爲修約年。習慣於“華夷外交”而嚴重排斥“條約外交”的清廷，視“修約”爲洪水猛獸，苦求應對之策。派遣一個使團出使歐美，以求知己知彼，就這樣被總理衙門提上了日程。
1867年11月27日，總理衙門事務大臣奕忻正式奏請清廷任命美國人蒲安臣爲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另請英國人柏卓安和法國人德善爲左右“協理”，充當副手，中國官員志剛、孫家谷隨行，另有秘書隨員20餘人。
蒲安臣的出使赫德極力促成的。他的動機相當明確：中國應該從離羣索居中脫離出來，在國際上主動拋頭露面；中國必須在西方各國的首都有自己的使節，可以隨時把中國政府的意見轉達給西方政府，而不是扭扭捏捏由北京的西方國家的使節代爲轉達。儘管也有類似的結論，但清廷考慮此事的出發點卻與赫德迥然不同。天朝的“華夷觀念”根深蒂固，1858年的《天津條約》規定中國與西方各國應該互派使節，然而，多年來，派遣常駐使節一直都是西方國家單方面在行動，清廷始終沒有動靜。理由一是清廷自覺這方面的人才比較缺乏；更重要的則是，清廷對“中外禮節不同”這一問題長期沿襲了“鴕鳥政策”，採取逃避的態度——不向西方各國派遣使節，就不會出現“禮儀衝突”。另一方面，西方各國駐華使節要求按照慣例覲見中國皇帝，也一直遭到清廷的軟抵制——“華夷外交觀”下的覲見儀式，需要駐華使節們跪拜皇帝；但在“條約外交觀”下，各國平等，要讓西方駐華使節跪拜中國皇帝，無異於癡人說夢。清廷既明白這一點，又不願意放棄凸顯天朝上國榮耀的“華夷外交觀”，就只能採取逃避措施，一拖再拖，以皇帝年幼爲由，始終對皇帝接見西方駐華使節一事不做安排。而在“修約年”即將到來之際，清廷不得不向西方派出自己的外交使團。使團勢在必行，面子同樣也不能丟：如果使團在出使西方時“入鄉隨俗”採用了西方的禮儀，那麼勢必影響到國內皇帝接見西方駐華使節的禮儀問題的談判——清廷爲了避免皇帝平等接待西方駐華使節，已經在談判桌上爲之“奮鬥”了10年，豈可功虧一簣！那麼，讓外國人率領中國使團出使，就成了解決這一矛盾的“最佳方案”，正如總理衙門的奏摺裡所說：“用中國人爲使，誠不免爲難；用外國人爲使，則概不爲難。”
儘管如此，清廷還是放心不下，又爲使團擬定了八條訓令。其中就“禮儀問題”專門指示：可以“概免”行禮的情況，儘可能免掉，待將來談判好了再說；必須按照西方各國禮儀，無法推託者，一定要嚴正申明，這是西方之禮，與中國國情不符，“中國無論何時，國體總不應改”；一切有違中國國體禮儀之事，可以不舉行的一概不舉行。
這些訓令沒有能夠約束住蒲安臣。總理衙門建議使團不要將國書直接遞給西方國家政府首腦，以免他們反過來要求直接遞國書給清朝皇帝，但蒲安臣一到美國，就接受了約翰遜總統的接見，親遞國書；總理衙門訓令迴避西方禮儀，使團在遞交國書的過程中，則完全依照西方的鞠躬、握手之禮而行。此後，在前往英、法、瑞、丹、荷、普、俄等國時，使團一律採用了西方禮節。
因爲蒲安臣是外國人的緣故，隨行歷練的中國官員志剛和孫家谷倒也並不覺得有什麼丟臉的地方。志剛在日記裡寫道“禮從宜，使從俗，亦禮也。”也許是耳濡目染之效，蒲安臣1870年2月病逝後，使團繼續前往比利時、意大利和西班牙，繼續使用西方外交禮儀鞠躬覲見各國君主、遞交國書。
在後世的某種特殊、扭曲的歷史觀下的對蒲安臣及使團的性質描述中，蒲安臣是“多年來憑其狡獪伎倆騙得了他們的信任，他們竟認爲這個美國侵略分子是‘處事和平，能知中外大體’，‘遇有中國不便之事，極肯排難解紛’，因而是十分恰當的人選。”
“赫德在得到這個消息後，立即到總理衙門，極力表示贊同。於是就在美英侵略分子合謀慫恿下，清政府竟委派蒲安臣爲“欽派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出使各國。……這樣組成了一個光怪陸離的使團。”
事實上蒲安臣使團出使取得的成果很大，和美國簽訂的《蒲安臣條約》是近代以來中國與西方國家所簽訂的第一個平等條約。美國在條約中保證不干涉清廷內政，還涉及保護華僑、自由移民、宗教信仰自由等條款。尤爲重要的是，美國政府在條約簽訂之後，隨即外交知悉歐美各國，表示美國將不承認任何干涉中國內政的意圖和態度，並要求美國駐歐洲的各國公使協助蒲安臣使團順利完成此次出訪。蒲安臣使團隨後訪問英國，迫使英國政府公開承認武力威脅中國地方政府行爲欠妥。1869年11月，使團抵達柏林，受到了普魯士方面“最正式、最壯觀的接待”。1870年1月，蒲安臣與普魯士首相俾斯麥舉行了正式會晤。會晤的結果，是俾斯麥表態：中國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使團得到了英美等國的廣泛支持，而德國需要與這些國家保持良好關係。俾斯麥說：“疆域遼闊、人口衆多的清帝國需要一個得到尊重、具有權威和力量的中央政府。”這既是對清廷統治合法性的認可，也是對中國主權國家地位的承認。1870年2月，使團抵達俄國首都聖彼得堡。半個月後，得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接見。2月18日，蒲安臣突然病倒，多方診治均不見好轉。“病勢日加，猶日閱新聞紙，以俄國之事爲憂。蓋蒲使長於海面商政，而至俄國，則與中國毗連陸地將萬數千裡，而又各處情形辦法非一，恐辦法稍差，失顏於中國；措語未當，貽笑於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勢有加無已。”2月23日，蒲安臣病逝於中國欽差大使任上。清廷對蒲安臣的貢獻給予了肯定，並且予以了褒獎。
寶鋆將這一纔過去不久的事例搬出來，果然一下子便堵住了倭仁和宋晉的嘴。
“此次遣使去法，爲的是兩國交好，然若以道賀爲名，似有不妥，前番蒲使出行，以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爲名，此次出使，不妨以答謝法主前番送歸國寶爲名前往，委以辦理交涉事務大臣之職，既不忤法主誠邀，又可保全國家體面。”寶鋆說出了自己的建議。
“此議甚好。”簾子後面傳來了一個威嚴的女聲，“就這麼辦吧。”
聽到寶鋆竟然說出這樣一個建議，而且得到了皇太后的同意，倭仁、宋晉等保守大臣的臉上都現出了忿忿之色，但卻不敢再發一言。
“諸位臣工，哪一位願爲皇上分憂，任這個辦理交涉事務大臣？”恭親王問道。
大殿之中再次冷場，這一回，一個說話的都沒有了。
翁同龢注意到，軍機大臣李鴻藻和沈桂芬二人，到現在爲止，一直都沒有說話。
足足沉默了大約有一刻鐘，簾子後的慈禧太后終於忍不住爆發了：
“上一次派一個洋人充當我大清的全權使臣，難道說這一次還要派洋人去不成？我大清便沒人了嗎？”
慈禧太后的聲音在大殿當中迴盪，翁同龢能感覺到簾子後面射出的那兩道咄咄逼人的目光掃向衆臣，不由自主的和大家一道低下了頭。彷彿誰要是一擡頭，就會被太后點了名要去當這個勞什子使臣一樣。
又過了許久，還是沒有人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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