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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馥是安徽東流人。幼年勤於攻讀，青年時父親去世，國事日艱，家業凋寒，乃在鄉間教書，不久流浪江湖，寫字賣畫。咸豐末年，避戰亂輾轉到省城安慶。同治元年春李鴻章組建淮軍。周馥應募，深得李鴻章賞識，即“招往辦文案”。從此，他跟隨李鴻章辦洋務達三十餘年，諸多贊畫，深受李鴻章倚重。
在李鴻章因甲午兵敗簽訂《馬關條約》而背上賣國賊的罵名，部衆屬下如羅豐祿、盛宣懷等紛紛改換門庭之際，周馥卻不離不棄，始終跟隨李鴻章左右，直到李鴻章的生命最後一息！
李鴻章的去世讓周馥悲痛萬分。回想三十餘年相隨，諸多洋務實業依爲臂助，深信不疑。這種始終不渝的知同之情，使他銘感肺腑，一旦永訣，豈能忘懷！他曾賦詩以示紀念：
“吐握餘風久不傳，窮途何意得公憐，偏裨驥尾三千士，風雨龍門四十年。報國恨無前箸效，臨終猶憶淚珠懸，山陽痛後侯芭老，翹首中興望後賢！”
出於對周馥的敬重，林義哲也在心裡下了決心，絕不讓周馥有寫這首詩的一天！
“鯤宇說笑了！前番閩廠接濟運船，解招商局之大困，尚不敢有忘，日後就是有了鐵甲船，‘威遠’之功，也是不可或忘！”李鴻章道。
“少荃兄，關於滬廠日後之發展，我有一番建言，想說與少荃兄知道，不知少荃兄可否願意一聽。”林義哲知道二人此次見面談話不宜過久，於是適時的把話題轉到了江南製造總局上。
目前中國的造船工業，除了福建船政局，便是江南製造總局，現在江南製造總局因爲忙活左宗棠的槍炮彈藥而顧不上造船了。林義哲認爲這是非常不妥的，是以一直在想辦法幫江南製造局走出困境。
“鯤宇但說無妨。”李鴻章聽出來林義哲話裡的謹慎之意，正色道，“只要切實可行，爲兄定當照辦。”
“現下滬廠造船已有根基，不宜廢停。而西征軍火又不能不辦。爲兩全之計，莫不如使滬廠船務分離，事有專司爲好。”林義哲看到李鴻章和周馥都在認真傾聽他的話，便將自己的辦法說了出來。
林義哲的“船務分離”辦法。就是將造船廠從江南製造總局當中分離出來，成立專門的造船廠。
“林大人，你說的這個條陳，我和制臺大人之前也想過，只是滬廠現下專造槍炮。造船之經費無多，縱使船務分離，如同閩廠這般建造大船，只怕也是力啊！”周馥說道。
“造不了大船，可先造民用小火輪船，或售與沙船船行，或由招商局領用。既可解商民之困，又可使船廠有船可造，實是兩全之計啊。”林義哲說道。
聽到林義哲說出“沙船”的事來，李鴻章的眼神爲之一亮。
“鯤宇是如何想到這沙船上面來的？”
“此次出使西洋歸國。船到上海補給時，親眼所見各沙船船行困頓之情，是以日思夜想解決之法，終有所得。”林義哲想起了目前中國傳統的內河沙船運輸業的凋敝情形。不由得在心裡嘆息了一聲。
李鴻章想起當年的往事，也是感慨不已。
沙船運輸業在咸豐道光年間一度空前繁榮。自北往南輸運大豆。自南往北輸送漕糧，月餘往返一趟，一艘沙船一年可以往返七、八次，獲利頗豐。上海港最盛之時，有沙船5000艘，水手10萬餘人。
但自1842年《南京條約》及1860年《北京條約》之後，中國諸多港口對外開放，西方輪船的涌入，迅速將中國傳統的沙船客貨運輸業逼到了潰滅的地步。因爲無論是速度、載重、安全還是價格，傳統的沙船都不是西洋貨輪的對手。不過四五年光景，上海港的沙船已銳減至四五百隻，黃浦灘上，擱淺着成千的木船，任憑風吹日曬，自然朽腐。哪怕是象沙船船王王永盛的船隊，也毫不例外地一路頹唐下去。其他的船主們也都和王永盛一樣絕望。因爲硬件、軟件都無法與洋商抗衡，只好期待官府出面交涉。船主們聚在一起議論，結果是一致推舉王永盛帶頭去向官府呈文，懇求官府與洋人交涉，將大豆、漕糧的生意劃歸中國沙船專營，外商不得插手。
呈文裡的一段話打動了李鴻章。呈文裡說，如果沙船業破產，不僅僅是十餘萬船工失業的問題，還可能激起民變，進而朝廷的漕糧運輸線也可能被破壞。李鴻章將呈文轉給總理衙門，極力推動此事，但卻在英國公使威妥瑪處碰了釘子，威妥瑪當場表示拒絕，聲稱由此引發的一切後果，須全部由清朝政府負責。
事情不了了之，作爲“安撫”，清廷減免了沙船三成的“助餉銀”和三成的“捕盜銀”，但終究是杯水車薪，僅靠朝廷的漕糧運費一項，維持整個沙船業早已力不從心。1869年，蘇伊士運河通航，兩年後，歐亞海底電纜遠東段鋪設到了上海，更多的西洋商輪涌入中國，中國沙船運輸業的境況更是雪上加霜。
在這一期間，清政府也不是對沙船運輸業不管不問。總理衙門也曾飭令內閣軍機大臣、南北洋通商大臣共同籌議解決漕運危機一事。結果得到了三種建議。一是修復運河，恢復河運；二是修復所有廢棄的沙船，繼續維持海運；三是朝廷增加沙船運輸業的漕運運費，以挽救瀕臨破產的沙船運輸業。
然而三種建議都遭到了李鴻章的反駁。李鴻章認爲，運河八百餘年，竭盡全力，運輸能力不過每年十萬石，於漕運大局無補；明明有便利的海運條件，非要耗費巨資去修運河，豈不是瘋了；而修復沙船，至少需要支銀3000萬兩，還需修建容量萬石以上倉庫400餘座，朝廷哪裡有這麼多錢？增加沙船漕運費，救得了一時，卻非長久之計。
當時曾國藩也陷入了深度的矛盾當中。早在1867年，容閎就曾建議他採用“招商集股”的方式，購買洋輪，組建中國人自己的輪船公司，以挽救漕運。但當時曾國藩擔心的是，太平天國之亂剛剛平息，民心未固，“承運漕糧……在沙船爲常業，非萬不得已，亦未便遽作改圖”，一旦朝廷發展輪船，十餘萬沙船業主和船工水手失去生機，會釀成大規模民變和暴亂。
但無論如何，中國傳統的沙船運輸業終究是到了窮途末路。1872年3月，總理衙門再度致函曾國藩、李鴻章，詢問採用輪船承擔漕運一事，希望他們拿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一個月後，曾國藩溘然病逝，事情完全着落在李鴻章身上。李鴻章的解決辦法，是成立輪船招商局。招商局的運營方針，也由之前官方制定的“承運漕糧，兼攬客貨”，改作了“攬載爲第一義，運漕爲第二義”，將招商局的主營業務放在客貨運載上。
招商局成立之初，也和沙船業一樣，與外國輪船公司發生激烈的競爭。但由於船政的大力支持，英國太古、怡和輪船公司，美國旗昌輪船公司均多次針對招商局發起的商戰都被擊敗，在一干熟悉近代西方商業運作規律的“買辦股東”的通力合作下，旗昌公司破產，太古、怡和則被迫三次與招商局簽訂“齊價合同”。朝廷的政策支持，與經驗豐富的民間經理人之間的通力合作，使招商局迅速打開局面，躋身中外大輪船公司之列的主要原因。隨着招商局業務的不斷擴大，不但吸納了不少沙船業的水手勞力，也給沙船船主們帶來了一線希望。
沙船船主們曾寄希望於朝廷在惡劣的商業環境下給予他們必要的保護，但他們畢竟屬於“落後生產力的代表”，如果不改變的話，只能與他們那些沉重蠢慢的沙船一起，接受被時代淘汰的命運。而招商局運作的成功給了沙船船主們以很大的啓發。他們開始集資購買小火輪船，代替古老的沙船，以期走出困境，重獲生機。但是中國國內目前能夠生產蒸汽輪船的船廠並不多，而且現有的船廠除了福建船政局和江南製造總局外，都是外國船廠，這些船廠大多隻對生產大型輪船感興趣，對於可以用來在內河進行航運的小火輪船，並不願意承造。
而林義哲在這個時候提出來將江南製造總局“船務分離”、“造民用小火輪船”的建議，無疑是相當有針對性和具備可操作性的。
對於建造3000噸以上的輪船，造過“90天炮艦”的江南製造總局尚無把握，但造用於運貨的小火輪船，卻是綽綽有餘的！
“這個辦法好。”李鴻章撫掌道，“若能如此，不但滬廠得脫大困，民間船運亦可得興，日後我大清萬里江河，當是中國輪船之天下！”
多年以後，李鴻章仍將開辦輪船招商局及江南造船廠興造小火輪一事，看作自己事業上最璀璨的一次成功，其自稱：“招商局及小火輪船，實爲開辦洋務四十年來最得手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