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要靠黨的政策，而且要依法辦事
○彭真
要從依靠政策辦事，逐步過渡到不僅靠政策，還要建立、健全法制，依法辦事。一要有法可依，二要依法辦事。
人大常委會的工作仍處在一個大轉變的過程中。
（一）我們曾經歷過從革命戰爭推翻三座大山到建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渡。
在戰爭時期，黨也好，軍隊也好，羣衆也好，注意的是黨的政策。一件事情來了，老百姓總是問，這是不是黨的政策？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開會期間，對各地的同志講過，中央給你們的就是政策。當時，農村根據地長期被敵分割，交通不便，黨中央給各地的，概括起來可以說就是政策。這不對嗎？依靠政策，最後經過解放戰爭，三年半消滅了國民黨八百萬軍隊，把三座大山推翻了。那時，只能靠政策。當然，我們根據地的政權也有一些法，但有限，也很簡單。就全國講，法是國民黨的或外來侵略者的。如果要講法，就不能革命，就是維護三大敵人的統治秩序。那時候對反動統治階級就是要“無法無天”，在人民內部主要講政策。這是一個歷史階段。我們在座的同志大多是那個時期成長起來的，也或多或少養成了那個時期的一些工作習慣。
建國以後，我們有了全國性的政權，情況不同了，不講法制怎麼行？要從依靠政策辦事，逐步過渡到不僅靠政策，還要建立、健全法制，依法辦事。一要有法可依，二要依法辦事。建國後我們就開始做這項工作。一九四九年制定了共同綱領，有人說是“約法”，實際上是臨時性憲法，是那時全國人民辦事的總章程。一九五四年制定了我國的第一部憲法。此外，還陸續制定了一批法律、法令。在建國初期，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馬上要有完備的法制是不可能的。但是，應該承認，長時期內我們對法制建設有時抓得緊，有時放鬆了，甚至丟掉了。
過去我們曾經對法制建設的重要意義認識不夠，強調不夠，經過十年內亂，大家頭腦比較清醒了，認識到像“**”中那樣無法無天是要吃苦頭的，決不能再讓它重演。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指出：“爲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在那次會議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同志還指出：“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三中全會以後，我們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我們還要堅持不懈地把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這個工作進行下去。
（二）戰爭時期，誰說了算？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要革命，沒有共產黨這個總參謀部是不行的。這在任何時期都是一樣的。在戰爭時期，雖然黨在根據地裡領導建立了政權，可是沒有全國性的政權。因
此，那時應該、也只能是黨說了算。在整個革命隊伍（包括軍隊）裡，黨的政策也就是“法”。當然，那時黨在決定有關廣大人民羣衆的利益的政策時，強調要聽取羣衆的意見，要和羣衆商量。
建國以後情況就有所不同了。我們這樣一個大國，現在有十億人口。雖然黨是代表人民、全心全意爲人民的，但黨員在十億人民中只佔少數，絕大多數是非黨員。我們不僅有黨，還有國家。黨和國家要做的事，講內容，當然是一個東西，總起來說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講形式，那就不僅有黨，還有國家的形式。黨的政策要經過國家的形式而成爲國家的政策，並且要把在實踐中證明是正確的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講法，要有憲法，還要有許多法，那都要按照國家的立法程序制定出來，一經制定，就要依法辦事。有些同志對經過國家的形式不習慣，嫌麻煩。民主就不能怕麻煩。一言堂不行，幾個人說了算不行。凡是關係國家和人民的大事，光是黨內作出決定也不行，還要同人民商量，要通過國家的形式。
兩種形式，什麼關係？我看，黨的領導與依法辦事是一致的、統一的。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也領導人民遵守、執行憲法和法律。黨章明確規定，黨的組織和黨員要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這句話是經過痛苦的十年內亂，才寫出來的。
（三）黨中央決定用三年的時間整黨，現在還不到一年，還有兩年多，要從思想上、政治上、作風上、組織上把整黨工作完成。還要繼續進行機構改革、體制改革，實現幹部四化，這是一個很大的改革，也是一個過渡。各地同志講到現在領導班子變動頻繁，就是這種過渡的反映。調整領導班子，不光是清理“三種人”，還有許多老同志退下來，使各級領導班子年輕化。這從全局、長遠看，意義是很大的。黨不整好，怎麼領導好國家？這裡，涉及許多改革，需要解決很多很複雜的問題（包括繼續撥亂反正），從中央到地方，從國家權力機關到行政、審判、檢察機關，各級、各方面的任務都很繁重。
（四）我們這些同志，很多是長期做黨的工作、做政府工作的，現在改爲做人大工作，有一個改變工作習慣、工作作風的問題。
過去做黨的工作、政府工作，現在改做人大工作，工作制度、工作方法不完全相同了。人大是集體決定問題、集體行使權力。實行民主是麻煩的，但是不能怕麻煩。修改憲法，準備了一年多，廣泛地徵求了各地方、各部門、各方面的意見，才提出一個稿子。中央前後原則審議、討論了八次，憲法修改委員會開了五次全體會議，一共二十多天，逐條討論修改，最後才提到全國人大審議修改通過。黨中央決定了的事情，屬於國家的事，還要通過全國人大、國務院，還要經過法定的國家機關討論決定。黨領導的國家、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所作的決定，黨當然應該領
導遵守、執行。黨的活動不在法律範圍內，行嗎？不行！決不行！這是十年內亂已經證明了的。黨章、憲法對此有明確的規定。
工作習慣、工作方法的改變，不容易。一般說，考慮、處理問題的習慣是反映一個人的立場、觀點、方法的。當然，有些不一定是根本立場問題，但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辦事的觀點、方法。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以黨章、憲法、法律爲標準，來衡量我們的工作習慣和工作方法，不適應、不合適的就改。
（五）現在發生的很多問題，都是同上面所說的過渡這個客觀現實有關的。大多數部門、地方是過渡得好的，有的過渡得差一些。黨的決定，哪些要通過人大或者政府去辦，中央是注意了的，下面的負責同志多數也是注意了的，但有一小部分同志卻不大注意。總的看，過渡是好的，在過渡中出現這樣那樣問題的畢竟是少數，也在所難免。怎麼辦？注意就是了。該提醒的提醒，該監督的監督。這樣處理比較順當，效果會好一些。
上面講的過渡，不是一兩年的事，許多都聯繫到一個歷史發展階段、歷史任務，要做耐心艱苦的工作。我們做黨的、人大的、政府的、羣衆團體的工作的同志們，要在黨的領導下，同心協力，搞好過渡的有關工作，把問題解決得好一些，順利一些。
我們的同志除學習黨章中有關的部分外，要學習、熟悉憲法和法律。憲法和法律是武器，是辦事的準繩、依據、章程，不學習，不熟悉，怎麼執行、運用？怎麼監督？當然，我們的法律還不夠完備，應該抓緊立法工作。不過，總是已經有了一些，憲法有了，一批重要的法律有了，不全是無法可依。有的法一時還定不出來，不是工作不積極，而是因爲經驗不成熟，或意見還沒有系統地集中起來。隨着我們經驗的蓄積和調查研究的深入，條件成熟了，法律也會日益完備起來的。
再一個是關於調查研究問題。我們不少同志過去做黨的工作、政府工作，每天要繁忙地處理很多具體問題。現在到人大工作，有個好處，就是沒有那麼多日常工作了，應該、也有條件考慮基本的、重大的、長遠的問題，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了。這些同志大都有長期工作的經驗，可以一面調查現實的情況；一面回顧總結過去的經驗，結合當前工作，重新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把理論與實際更好地結合起來，這對黨和國家的工作是很必要的。過去的經驗，不論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只要正確地如以總結，都是寶貴的財富。沒有十年內亂，現在的黨章和憲法、刑法、刑訴法等有些條文就寫不出來。這說明，“**”中的一些壞事已經引出了好的結果。
現在，黨和國家的情況一天比一天好，但也存在一些問題要解決。既然是過渡，當然會有很多問題，有困難。我們大家要同心協力，把過渡的工作做得好一點。
（選自《彭真文選（1941—1990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