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的中國金融中心
我在山西境內旅行的時候，一直抱着一種慚愧的心情。
長期以來，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國特別貧困的省份之一，而且從來沒有對這種看法產生過懷疑。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閱一堆史料的時候發現了一些使我大吃一驚的事實，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他工作放下，專心致志地研究起來。很長一段時間，我查檢了一本又一本的書籍，閱讀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終於將信將疑地接受了這樣一個結論：在上一世紀乃至以前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區，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紀初，山西，仍是中國堂而皇之的金融貿易中心。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裡那些比較像樣的金融機構，最高總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遙縣和太谷縣幾條尋常的街道間，這些大城市只不過是腰纏萬貫的山西商人小試身手的碼頭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許多天文數字可以引證，本文不作經濟史的專門闡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國商業領域，人數最多、資本最厚、散佈最廣的是山西人；每次全國性募捐，捐出銀兩數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國排出最富的家庭和個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業回鄉的各路商家中，攜帶錢財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們往常的觀念，富裕必然是少數人殘酷剝削多數人的結果，但事實是，山西商業貿易的發達、豪富人家奢華的消費，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業幅度和整體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萬里間的金融流通過程中獲利的，並不構成對當地人民的勒索。因此與全國相比，當時山西城鎮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說明了這個問題，1822年，文化思想家龔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議》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政治建議，他認爲自乾隆末年以來，民風腐敗，國運堪憂，城市中“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因此建議把這些無業人員和河北、河南、山東、陝西、甘肅、江西、福建等省人多地少地區的人大規模西遷，使之無產變爲有產，無業變爲有業。他覺得內地只有兩個地方可以不考慮（“毋庸議”），一是江浙一帶，那裡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長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號稱海內最富，土著者不願徙，毋庸議。
——（《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06頁）
龔自珍這裡所指的不僅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長的山西百姓，他們都會因“海內最富”而不願遷徙，龔自珍覺得天經地義。
又如翻閱宋氏三姊妹的多種傳記，總會讀到宋靄齡到丈夫孔祥熙家鄉去的描寫，於是知道孔祥熙這位國民**的財政部長也正是從山西太谷縣走出來的。美國人羅比·尤恩森寫的那本傳記中說：“靄齡坐在一頂16個農民擡着的轎子裡，孔祥熙則騎着馬，但是，使這位新娘大爲吃驚的是，在這次艱苦的旅行結束時，她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的最奢侈的生活。……因爲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谷，所以這裡常常被稱爲‘中國的華爾街’。”我初讀這本傳記時也一定會在這些段落間稍稍停留，卻也沒有進一步去琢磨讓宋靄齡這樣的人物吃驚、被美國傳記作家稱爲“中國的華爾街”，意味着什麼。
看來，山西之富在我們上一輩人的心目中一定是世所共知的常識，我對山西的誤解完全是出於對歷史的無知。惟一可以原諒的是，在我們這一輩，產生這種誤解的遠遠不止我一人。
百年票號——“日昇昌”
我終於來到了山西，爲了平定一下慌亂的心情，與接待我的主人、山西電視臺臺長陸嘉生先生和該臺的文藝部主任李保彤先生商量好，先把一些著名的常規景點遊覽完，最後再鄭重其事地逼近我心裡埋藏的那個大問號。
我的問號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們陪着我在太原一家家書店的角角落落尋找有關資料。黃鑑暉先生所著的《山西票號史》是我自己在一個書架的底層找到的，而那部洋洋120餘萬言、包羅着大量賬單報表的大開本《山西票號史料》則是一直爲我開車的司機李俊文先生從一家書店的庫房裡挖出來的。連他，也因每天聽我在車上講這講那，知道了我的需要。待到資料蒐集得差不多，我就在電視編導章文濤先生、歌唱家單秀榮女士等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驅車向平遙和祁縣出發了。在山西最紅火的年代，財富的中心並不在省會太原，而是在平遙、祁縣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遙爲最。章文濤先生在車上笑着對我說，雖然全車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但這次旅行的嚮導應該是我，原因只在於我讀過一些史料。連“嚮導”也是第一次來，那麼這種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種尋找。
我知道，首先該找的是平遙西大街上中國第一家專營異地匯兌和存、放款業務的“票號”——大名鼎鼎的“日昇昌”的舊址。這是今天中國大地上各式銀行的“鄉下祖父”，也是中國金融發展史上一個里程碑的所在。聽我說罷，大家就對西大街上每一個門庭仔細打量起來。這一打量不要緊，才兩三家，我們就已被一種從未領略過的氣勢所壓倒。這實在是一條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連不斷，森然的高牆緊密呼應，經過一二百年的風風雨雨，處處已顯出蒼老，但蒼老而風骨猶在，竟然沒有太多的破敗感和潦倒感。許多與之年歲彷彿的文化宅第早已傾坍，而這些商用建築卻依然虎虎有生氣，這使我聯想到文士和商人的差別，從一般意義上說，後者的生命活力是否真的要大一些呢？
街道並不寬，每個體面門庭的花崗岩門坎上都有兩道很深的車轍印痕，可以想見當年這條街道上是如何車水馬龍的熱鬧。這些車馬來自全國各地，馱載着金錢馱載着風險馱載着驕傲，馱載着九州的風俗和方言，馱載出一個南來北往經濟血脈的大流暢。
西大街上每一個像樣的門庭我們都走進去了，乍一看都像是氣吞海內的日昇昌，仔細一打聽又都不是，直到最後看到平遙縣文物局立的一塊說明牌，才認定日昇昌的真正舊址。一個機關佔用着，但房屋結構基本保持原樣，甚至連當年的匾額楹聯還靜靜地懸掛着。我站在這個院子裡凝神遙想，就是這兒，在幾個聰明的山西人的指揮下，古老的中國終於有了一種專業化、網絡化的貨幣匯兌機制，南北大地也得以卸下了實銀運送的沉重負擔而實現了更爲輕快的商業流通，商業流通所必需的存款、貸款，又由這個院落大口吞吐。
我知道每一家被我們懷疑成日昇昌的門庭當時都在做着近似於日昇昌的大文章，不是大票號就是大商行。如此密集的金融商業構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務系統來配套，其中包括適合來自全國不同地區的商家的旅館業、餐飲業和娛樂業，當年平遙城會繁華到何等程度，我們已約略可以想見。平心而論，今天的平遙縣城也不算蕭條，但有不少是在**沉靜的古典建築外部添飾一些五顏六色的現代招牌，與古典建築的原先主人相比，顯得有點浮薄。我很想找山西省的哪個領導部門建議，下一個不大的決心，盡力恢復平遙西大街的原貌。現在全國許多城市都在建造“唐代一條街”、“宋代一條街”之類，那大多是根據歷史記載和想象在依稀遺蹟間的重起爐竈，看多了總不大是味道。平遙西大街的恢復就不必如此，因爲基本的建築都還保存完好，只要洗去那些現代塗抹，便會洗出一條充滿歷史厚度的老街，洗出山西人上一世紀的自豪。
一場糾紛
在這裡，我想談一談幾家票號歷史上所發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人事糾紛。
最大的糾紛發生在上文提到過的日昇昌的總經理雷履泰和第一副總經理毛鴻翽之間。毫無疑問，兩位都是那個時候堪稱全國一流的商業管理專家，一起創辦了日昇昌票號，因此也是中國金融史上一個新階段的開創者，都應該名垂史冊。雷履泰氣度恢宏，能力超羣，又有很大的交際魅力，幾乎是天造地設的商界領袖；毛鴻翽雖然比雷履泰年輕17歲，卻也是才華橫溢，英氣逼人。兩位強人撞到了一起，開始是親如手足，相得益彰，但在事業獲得成功之後卻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箇中國式的大難題：究竟誰是第一功臣？
一次，雷履泰生了病在票號中休養，日常事務不管，遇到大事還要由他拍板。這使毛鴻翽覺得有點不大痛快，便對財東老闆說：“總經理在票號裡養病不**靜，還是讓他回家休息吧。”財東老闆就去找了雷履泰，雷履泰說，我也早有這個意思，當天就回家了。過幾天財東老闆去雷家探視，發現雷履泰正忙着向全國各地的分號發信，便問他幹什麼，雷履泰說：“老闆，日昇昌票號是你的，但全國各地的分號卻是我安設在那裡的，我正在一一撤回來好交待給你。”老闆一聽大事不好，立即跪在雷履泰面前，求他千萬別撤分號，雷履泰最後只得說：“起來吧，我也估計到讓我回家不是你的主意。”老闆求他重新回票號視事，雷履泰卻再也不去上班。老闆沒辦法，只好每天派夥計送酒席一桌，銀子50兩。毛鴻翽看到這個情景，知道不能再在日昇昌待下去了，便辭職去了蔚泰厚布莊。
這事件乍一聽都會爲雷履泰叫好，但轉念一想又覺得不是味道。是的，雷履泰獲得了全勝，毛鴻翽一敗塗地，然而這裡無所謂是非，只是權術。用權術擊敗的對手是一段輝煌歷史的共創者，於是這段歷史也立即破殘。中國許多方面的歷史總是無法寫得痛快淋漓、有聲有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這種有代表性的歷史人物之間必然會產生的惡性衝突。商界的競爭較量不可避免，但一旦脫離業務的軌道，在人生的層面上把對手逼上絕路，總與健康的商業運作規範相去遙遙。
毛鴻翔當然也要咬着牙齒進行報復，他到了蔚泰厚之後就把日昇昌票號中兩個特別精明能幹的夥計挖走並委以重任，三個人配合默契，把蔚泰厚的商務快速地推上了臺階。雷履泰氣恨難紓，竟然寫信給自己的各個分號，揭露被毛鴻翽勾走的兩名“小卒”出身低賤，只是湯官和皁隸之子罷了。事情做到這個份上，這位總經理已經很失身份，但他還不罷休，不管在什麼地方，只要一有機會就拆蔚泰厚的臺，例如由於雷履泰的謀劃，蔚泰厚的蘇州分店就無法做分文的生意。這就不是正常的商業競爭了。
最讓我難過的是，雷、毛這兩位智商極高的傑出人物在勾心鬥角中採用的手法越來越庸俗，最後竟然都讓自己的孫子起一個與對方一樣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泰的孫子叫雷鴻翽，而毛鴻翽的孫子則叫毛履泰！這種污辱方法當然是純粹中國化的，我不知道他們在憎恨敵手的同時是否還愛惜兒孫，我不知道他們用這種名字呼叫孫子的時候會用一種什麼樣的口氣和聲調。
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難道這是你們給後代的遺贈？你們創業之初的吞天豪氣和動人信義都到哪裡去了？怎麼會讓如此無聊的詛咒來長久地佔據你們日漸蒼老的心？
離開太原前，當地作家華而實先生請我吃飯，一問之下他竟然也在關注前代山西商人。但他沒有多說什麼，只是遞給我他寫給今天山西企業家們看的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海內最富》。我一眼就看到了這樣一段。
海內最富！海內最富！
山西在全國經濟結構中曾經佔據過這樣一個顯赫的地位！
很遙遠了嗎？晉商的鼎盛春秋長達數百年，它的衰落也不過是近幾十年的事。
——底下還有很多話，慢慢再讀不遲，我擡起頭來，看着華而實先生的臉，他竟然也是似笑非笑。
席間聽說，今天，連大寨的農民也已開始經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