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庭院
27年前一個深秋的傍晚，我一個人在嶽麓山上閒逛。嶽麓山地處湘江西岸，對岸就是湖南省的省會長沙。這是我第一次來到這兒，乘着當時稱之爲“革命大串連”的浪潮，不由自主地被撒落在這個遠離家鄉的陌生山樑上。
長沙和嶽麓山，到處都摩肩接踵、熙熙攘攘，連嶽麓山的山道上都是這樣。那個著名的愛晚亭照理是應該有些情致的，但此刻也已被漆得渾身通紅，淹沒在一片喧囂中。我舉頭回顧，秋色已深，楓葉燦然，很想獨個兒在什麼地方靜一靜、喘口氣，就默默離開人羣，找到了一條偏僻的小路。
野山畢竟不是廣場通衢，要尋找冷清並不困難，幾個彎一轉，幾叢樹一遮，前前後後只剩下了我一個人。這條路很狹，好些地方几乎已被樹叢攔斷，撥開枝椏才能通過。漸漸出現了許多墳堆，那年月沒人掃墳，荒草迷離。幾個最大的墳好像還與辛亥革命有關，墳前有一些石碑，蒼苔斑駁。一陣秋風，幾聲暮鴉，我知道時間不早，該回去了。但回到哪兒去呢？哪兒都不是我的地方，不如壯壯膽，還是在小路上毫無目的地走下去，看它把我帶到什麼地方。
暮色壓頂了，山漸漸顯得神秘起來。我邊走邊想，這座山也夠勞累的，那一頭，愛晚亭邊上，負載着現實的激情；這一頭，層層墓穴間，埋藏着世紀初的**。我想清靜一點，從那邊躲到這邊沒想到這邊仍然讓我在沉寂中去聽那昨日的咆哮。聽說它是南嶽之足，地脈所繫，看來中國的地脈註定要衍發出沒完沒了的動盪。在濃重暮靄中越來越清靜的嶽麓山，你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所在？你的綠坡赭巖下，竟會蘊藏着那麼多的強悍和狂躁？
正這麼想着，眼前出現了一堵長長的舊牆，圍住了很多灰褐色的老式房舍。這是什麼地方？沿牆走了幾步，就看到一個邊門，輕輕一推，竟能推開，我遲疑了一下就一步跨了進去。我走得有點害怕，假裝着咳嗽幾聲，直着嗓子叫“有人嗎”，都沒有任何迴應。但走着走着，我似乎被一種神奇的力量控制了，腳步慢了下來，不再害怕。這兒沒有任何裝點，爲什麼會給我一種莫名的**？這兒我沒有來過，爲什麼處處透露出似曾相識的親切？這些房子和庭院可以有各種用途，但它的原本用途是什麼呢？再大的家族的用房也用不着如此密密層層，每一個層次又排列得那麼雅緻和安詳，這兒應該聚集過很多人，但絕對不可能是官衙或兵營。
這個庭院，不知怎麼撞到了我心靈深處連自己也不大知道的某個層面。這個層面好像並不是在我的有生之年培植起來的，而要早得多。如果真有前世，那我一定來過這裡，住過很久。我隱隱約約找到自己了。自己是什麼？是一個神秘的庭院。哪一天你不小心一腳踏入後再也不願意出來了，覺得比你出生的房屋和現在的住舍還要親切，那就是你自己。
我在這個庭院裡獨個兒磨磨蹭蹭捨不得離開，最後終於摸到一塊石碑，憑着最後一點微弱的天光我一眼就認出了那四個大字：嶽麓書院。
世界上最老的高等學府
沒有任何資料，沒有任何講解，給了我如此神秘的親切感的嶽麓書院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所在，我當時並不很清楚。憑直感，這是一個年代久遠的文化教育機構，與眼下轟轟烈烈的“*****”正好大異其趣，但它居然身處洪流近旁而安然無恙，全部原因只在於，有一位領袖人物青年時代曾在它的一間屋子裡住過一些時日。嶽麓書院很識時務，並不抓着這個由頭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發祥地，朝自己蒼老的臉頰上塗紫抹紅，而是一聲不響地安坐在山坳裡，依然青磚石地、粉牆玄瓦，一派素淨。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誰願意來看看也無妨，開一個邊門等待着，於是就有了我與它的不期而遇，默然對晤。
據說世間某些氣功大師的人生履歷表上，有一些時間是空缺的，人們猜想那一定是他們在某種特殊的遭遇中突然悟道得氣的機緣所在。我相信這種機緣。現在常有記者來詢問我在治學的長途中有沒有幾位關鍵的點撥者，我左思右想，常常無言以對。我無法使他們相信，一個匆忙踏入的庭院，也不太清楚究竟是作什麼用的，也沒有遇見一個人，也沒有說過一句話，竟然是我人生中的一個“關鍵”。完全記不清在裡邊逗留了多久，只知道離開時我一臉安詳，就像那青磚石地、粉牆玄瓦。記得下山後我很快回了上海，以後的經歷依然坎坷曲折，卻總是盡力與書籍相伴。書籍中偶爾看到有關岳麓書院的史料，總會睜大眼睛多讀幾遍。近年來，自己又多次去長沙講學，一再地重訪書院，終於我可以說，我開始瞭解了我的庭院，我似乎抓住了27年前的那個傍晚，那種感覺。
嶽麓書院存在於世已經足足1000年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世界上最老的高等學府。中國的事，說“老”人家相信，說“高等學府”之類常常要打上一個問號，但這個問號面對嶽麓書院完全可以撤銷。1000多年來，嶽麓書院的教師中集中了大量海內最高水平的教育家，其中包括可稱世界一流的文化哲學大師朱熹、張栻、王陽明，而它培養出來的學生更可列出一份讓人歎爲觀止的名單。千年太長，光以清代而論，我們便可隨手舉出哲學大師王夫之、理財大師陶澍、啓蒙思想家魏源、軍事家左宗棠、學者政治家曾國藩、外交家郭嵩燾、維新運動領袖唐才常、沈藎，以及教育家楊昌濟等等。嶽麓書院的正門口驕傲地掛着一副對聯：“惟楚有材，於斯爲盛”，把它描繪成天下英才最輝煌的薈萃之地，口氣甚大，但低頭一想，也不能不服氣。你看整整一個清代，那些需要費腦子的事情，不就被這個山間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
這個庭院的力量，在於以千年韌勁弘揚了教育對於一個民族的極端重要性。
教學體制
書院的出現實在是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構想者反覆思考、精心設計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種清風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體符合中國國情，上可摩天，下可接地，與歷史上大量不切實際的文化空想和終於流於世俗的短期行爲都不一樣，實在可說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讓人讚歎不已的創舉。中國名山間出現過的書院很多，延續狀態最好，因此也最有名望的是嶽麓書院和廬山的白鹿洞書院。
嶽麓書院的教學體制在今天看來還是相當合理的。書院實行“山長負責制”，山長這個稱呼聽起來野趣十足，正巧與書院所在的環境相對應，但據我看來，這個稱呼還包含着對朝廷級別的不在意，顯現着幽默和自在，儘管事實上山長是在道德學問、管理能力、社會背景、朝野聲望等方面都非常傑出的人物。他們只想好生管住一座書院，以及滿山的春花秋葉、夏風冬月，管住一個獨立的世界。名以山長，自謙中透着自傲。山長薪俸不低，生活優裕。我最近一次去嶽麓書院還專門在歷代山長居住的百泉軒流連良久，那麼清麗優雅的住所，實在令人神往。在山長的執掌下，書院採取比較自由的教學方法，一般由山長本人或其他教師十天半月講一次課，其他時間以自學爲主，自學中有什麼問題隨時可向教師諮詢，或學生間互相討論。這樣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實際上書院有明確的學規，課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幾次嚴格的考覈，此外，學生還必須把自己每日讀書的情況記在“功課程簿”上，山長定期親自抽查。課程內容以經學、史學、文學、文字學（即小學）爲主，也要學習應付科舉考試的八股文和試帖詩，到了清代晚期，則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學方面的課程。可以想象，這種極有彈性的教學方式是很能釀造出一種令人心醉的學習氣氛的，而這種氣氛有時可能比課程本身還能薰陶人、感染人。直到外患內憂十分深重的1840年，馮桂芬還在《重儒官議》中寫道：
今天下惟書院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而省城爲最。餘所見湖南之嶽麓、城南兩書院，山長體尊望重，大吏以禮賓之，諸生百許人列屋而居，書聲徹戶外，皋比之坐，問難無虛日，可謂盛矣！
這種響徹戶外的書聲，居然在嶽麓山的清溪茂林間迴盪了上千年！
在這種氣氛中，嶽麓書院的教學質量一直很高，遠非官學所能比擬。早在宋代，長沙一帶就出現了三個公認的教學等級：官辦的州學學生成績優秀者，可以升入湘西書院；在湘西書院裡的高才生，可升入嶽麓書院。在這個意義上，嶽麓書院頗有點像我們現在的研究生院，高標獨立，引人仰望。
學田
辦這樣一個書院，錢從哪兒來呢？仔細想來，書院的開支不會太小，在編制上，除山長外，還有副山長、助教、講書、監院、首事、齋長、堂長、管幹等教學行政管理人員，還要有相當數量的廚子、門夫、堂夫、齋夫、更夫、藏書樓看守、碑亭看守等勤雜工役，這些人都要發給薪金；每個學生的吃、住、助學金、筆墨費均由書院供給，每月數次考覈中的優勝者還要發放獎金。以上還都是日常開支，如果想造點房子、買點書、整修一下苑圃什麼的，花費當然就更大了。書院的上述各項開支，主要是靠學田的收入。所謂學田，是指學院的田莊。**官員想表示對書院的重視，就撥些土地下來，有錢人家想資助書院，往往也這麼做，而很少直接贈送銀兩。書院有了這些田，就有了比較穩定的經濟收入，即便是改朝換代，貨幣貶值，也不太怕了。學田租給人家種，有田租可收，一時用不了的，可投入典商生息，讓死錢變成活錢。從現存書院的賬目看，書院的各項開支總的說來都比較節儉，管理十分嚴格，絕無奢靡傾向，而學田的收入又往往少於支出，那就需要向官府申請補助了。我想，那些劃給書院的土地是很值得自豪的，一樣是黑色的泥土，一樣是春種秋收，但千百年來卻是爲中國文化、爲華夏英才提供着滋養，這與它們近旁的其他土地有多麼的不同啊。現在我的案頭有一本20年前出版的書中談到書院的學田，說書院藉着學田“以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收入作爲常年經費”，憤懣之情溢於言表。按照這種思維邏輯，地租和典息都是“剝削收入”，書院以此作爲常年經費也就逃不脫邪惡了。爲了這種莫名其妙的小農意識，寧肯不要教學和文化！中國的土地那麼大，可以任其荒蕪，可以淪爲戰場，只是劃出那麼微不足道的一小塊而搞成了一項橫貫千年的文明大業，竟還有人不高興，這並不是笑話，而是歷史上一再出現的事實。中國的教學和文化始終阻力重重，嶽麓書院和其他書院常常陷於困境，也都與此有關。而我，則很想下一次去長沙時察訪一下那些學田的所在，好好地看一看那些極其平常又極其不平常的土地。
朱熹和張栻
嶽麓書院能夠延綿千年，除了上述管理操作上的成功外，更重要的是有一種人格力量的貫注。對一個教學和研究機構來說，這種力量便是一種靈魂。一旦散了魂，即便名山再美，學田再多，也成不了大氣候。
教學，說到底，是人類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種文明層面上的代代遞交。這一點，歷代嶽麓書院的主持者們都是很清楚的。他們所制訂的學規、學則、堂訓、規條等等，幾乎都從道德修養出發對學生的行爲規範提出要求，最終着眼於如何做一個品行端莊的文化人。事實上，他們所講授的經、史、文學也大多以文化人格的建設爲歸結，尤其是後來成爲嶽麓書院學術支柱的宋明理學，在很大程度上幾乎可以看作是中國古代的一門哲學——文化人格學，因此，山明水秀、書聲琅琅的書院，也就成了文化人格的冶煉所。與此相應，在書院之外的哲學家和文化大師們也都非常看重書院的這一功能，在信息傳播手段落後的古代，他們想不出有比在書院裡向生徒們傳道授業更理想的學術弘揚方式了，因此幾乎毫無例外地企盼着有朝一日能參與這一冶煉工程。書院，把教學、學術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設和傳遞這三者，融合成了一體。
在這一點上，我特別想提一提朱熹和張栻這兩位大師，他們無疑是嶽麓書院跨時代的精神楷模。朱熹還對廬山的白鹿洞書院作出過類似的貢獻，影響就更大了。我在嶽麓書院漫步的時候，恍惚間能看到許多書院教育家飄逸的身影，而看得最清楚的則是朱熹，儘管他離開書院已有800年。
朱熹是一位一輩子都想做教師的大學者。他的學術成就之高，可以用偉大詩人辛棄疾稱讚他的一句話來概括：“歷數唐堯千載下，如公僅有兩三人。”以一般眼光看來，這樣一位大學問家，既沒有必要也沒有時間再去做教師了，若就社會地位論，他的官職也不低，更不必靠教師來顯身揚名，但朱熹有着另一層面的思考。他說：“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論語集註》）又說：“惟學爲能變化氣質耳。”（《答王子合》）他把教育看成是恢復人性、改變素質的根本途徑，認爲離開了這一途徑，幾乎談不上社會和國家的安定和發展。“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語類》）在這位文化大師眼中，天底下沒有任何一種事業比這更重要，因此他的目光一直注視着崇山間的座座書院，捕捉從那裡傳播出來的種種信息。
兩位大師的對話
朱熹知道比自己小3歲的哲學家張栻正主講嶽麓書院。他以前曾與張栻見過面，暢談過，但有一些學術環節還需要進一步探討。有沒有可能把這種探討變成書院教學的一種內容呢？1167年8月，他下了個狠心，從福建崇安出發，由兩名學生隨行，不遠千里地朝嶽麓山走來。
朱熹抵達嶽麓書院後就與張栻一起進行了中國文化史上極爲著名的“朱、張會講”。所謂會講是嶽麓書院的一種學術活動，不同學術觀點的學派在或大或小的範圍裡進行探討和論辯，學生也可旁聽，既推動了學術又推動了教學。朱熹和張栻的會講是極具魅力的，當時一個是37歲，一個是34歲，卻都已躋身中國學術文化的最前列，用縝密高超的思維探討着哲學意義上人和人性的秘密，有時連續論爭三天三夜都無法取得一致意見。除了當衆會講外他們還私下交談，所取得的成果是：兩人都越來越佩服對方，兩人都覺得對方啓發了自己，而兩人以後的學術道路確實也都更加挺展了。《宋史》記載，張栻的學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而朱熹自己則在一封信中說，張栻的見解“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覆開益爲多”。朱熹還用詩句描述了他們兩人的學術友情：
憶昔秋風裡，尋朋湘水旁。
勝遊朝挽袂，妙語夜連牀。
別去多遺恨，歸來識大方。
惟應微密處，猶欲細商量。
……
——《有懷南軒呈伯崇擇之二首》
除了與張栻會講外，朱熹還單獨在嶽麓書院講學，當時朱熹的名聲已經很大，前來聽講的人絡繹不絕，不僅講堂中人滿爲患，甚至聽講者騎來的馬都把池水飲幹了，所謂“一時輿馬之衆，飲池水立涸”，幾乎與我27年前見到的嶽麓山一樣熱鬧了，只不過熱鬧在另一個方位，熱鬧在一種完全相反的意義上。朱熹除了在嶽麓書院講學外，又無法推卻一江之隔的城南書院的邀請，只得經常橫渡湘江。張栻愉快地陪着他來來去去，這個渡口，當地百姓就名之爲“朱張渡”，以紀念這兩位大學者的教學熱忱。此後甚至還經常有人捐錢捐糧，作爲朱張渡的修船費用。兩位教育家的一段佳話，竟如此深入地銘刻在這片山川之間。
朱、張會講後7年，張栻離開嶽麓書院到外地任職，但沒有幾年就去世了，只活了47歲。張栻死後14年即1194年，朱熹在再三推辭而未果後終於受了湖南安撫使的職位再度來長沙。要麼不來，既然來到長沙做官就一定要把舊遊之地嶽麓書院振興起來。這時離他與張栻“挽袂”、“連牀”已整整隔了27年，兩位青年才俊不見了，只剩下一個60餘歲的老人。但是今天的他，德高望重又有職有權，有足夠的實力把教育事業按照自己的心意整治一番，爲全國樹一個榜樣。他把到長沙之前就一直在心中盤算的擴建嶽麓書院的計劃付諸實施，聘請了自己滿意的人來具體負責書院事務，擴充招生名額，爲書院置學田50頃，並參照自己早年爲廬山白鹿洞書院制訂的學規頒發了《朱子書院教條》。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連三地下來，嶽麓書院重又顯現出一派繁榮。朱熹白天忙於官務，夜間則渡江過來講課討論，回答學生提問，從不厭倦。他與學生間的問答由學生回憶筆記，後來也成爲學術領域的重要著作。被朱熹的學問和聲望所吸引，當時嶽麓書院已雲集學者千餘人，朱熹開講的時候，每次都到“生徒雲集，坐不能容”的地步。
教育家之死
每當我翻閱到這樣的一些史料時總是面有喜色，覺得中華民族在本性上還有崇尚高層次文化教育的一面，中國歷史在戰亂和權術的旋渦中還有高潔典雅的篇章。只不過，保護這些篇章要拼耗巨大的人格力量。就拿書院來說吧，改朝換代的戰火會把它焚燬，山長的去世、主講的空缺會使它懈弛，經濟上的入不敷出會使它困頓，社會風氣的誘導會使它變質，有時甚至遠在天邊的朝廷也會給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朝廷對於高層次的學術文化教育始終抱着一種矛盾心理，有時會真心誠意地褒獎、賞賜、題匾，有時又會懷疑這一事業中是否會有智力過高的知識分子“學術偏頗，志行邪僞”、“倡其邪說，廣收無賴”，最終構成政治上的威脅，因此，歷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現過由朝廷明令“毀天下書院”、“書院立即拆去”的事情（參見《野獲編》、《皇明大政紀》等資料）。
這類風波，當然都會落在那些學者、教育家頭上，讓他們短暫的生命去活生生地承受。說到底，風波總會過去，教育不會滅亡，但對具體的個人來說，置身其間是需要有超人的意志才能支撐住的。譬如朱熹，我們前面已經簡單描述了他以60餘歲高齡重振嶽麓書院時的無限風光，但實際上，他在此前此後一直蒙受着常人難以忍受的誣陷和攻擊。他的講席前聽者如雲，而他的內心則積貯着無法傾吐的苦水。大約在他重返長沙前的10年左右時間內，他一直被朝廷的高官們攻擊爲不學無術，欺世盜名，攜門人而妄自推尊，實爲亂人之首，宜擯斥勿用，幸好有擔任太常博士的另一位大哲學家葉適出來說話。葉適與朱熹並不是一個學派，互相間觀點甚至還很對立，但他知道朱熹的學術品格，在皇帝面前大聲斥責那些誣陷朱熹的高官們“遊辭無實，讒言橫生，善良受害，無所不有”，才使朱熹還有可能到長沙來做官興學。朱熹在長沙任內忍辱負重地大興嶽麓書院的舉動沒有逃過誣陷者們的注意，就在朱熹到長沙的第二年，他向學生們講授的理學已被朝廷某些人宣判爲“僞學”；再過一年，朱熹被免職，他的學生也遭逮捕，有一個叫餘嘉的人甚至上奏皇帝要求處死朱熹：
梟首朝市，號令開下，庶僞學可絕，僞徒可消，而悖逆有所警。不然，作孽日新，禍且不測，臣恐朝廷之憂方大矣。
又過一年，“僞學”進一步升格爲“逆黨”，並把朱熹的學生和追隨者都記入“僞學逆黨籍”，多方拘捕。朱熹雖然沒有被殺，但著作被禁，罪名深重，成天看着自己的學生和朋友一個個地因自己而受到迫害，心裡實在不是味道。
但是，他還是以一個教育家的獨特態度來面對這一切。例如1197年官府即將拘捕他的得意門生蔡元定的前夕，他聞訊後當即召集100餘名學生爲蔡元定餞行。席間有的學生難過得哭起來了，而蔡元定卻從容鎮定，爲自己敬愛的老師和他的學說去受罪，無怨無悔。
朱熹看到蔡元定的這種神態很是感動，席後對蔡元定說：我已老邁，今後也許難與你見面了，今天晚上與我住在一起吧。這天晚上，師生倆在一起竟然沒有談分別的事，而是通宵校訂了《參同契》一書，直到東方發白。
蔡元定被官府拘捕後杖枷三千里流放，歷盡千難萬苦，死於道州。一路上，他始終記着那次餞行，那個通宵。世間每個人都會死在不同的身份上，卻很少有人像蔡元定，以一個地地道道的學生的身份，踏上生命的最後跑道。
既然學生死得像個學生，那麼教師也就更應該死得像個教師。蔡元定死後的第二年，1198年，朱熹避居東陽石洞，還是沒有停止講學。有人勸他，說朝廷對他正虎視眈眈呢，趕快別再召集學生講課了，他笑而不答。直到1199年，他覺得真的已走到生命盡頭了，自述道：我越來越衰弱了，想到那幾個好學生都已死於貶所，而我卻還活着，真是痛心，看來支撐不了多久了。果然這年3月9日，他病死於建陽。
這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之死。他晚年所受的災難完全來自於他的學術和教育事業，對此，他的學生們最清楚。當他的遺體下葬時，散落在四方的學生都不怕朝廷禁令紛紛趕來。官府怕這些學生議論生事，還特令加強戒備。不能來的也在各地聚會紀念：“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爲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行狀》）辛棄疾在挽文中寫出了大家的共同感受：
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果然不久之後朱熹和他的學說又備受推崇，那是後話，朱熹自己不知道了。讓我振奮的不是朱熹死後終於被朝廷所承認，而是他和他的學生面對磨難竟然能把教師和學生這兩個看似普通的稱呼背後所蘊藏的職責和使命，表現得如此透徹，如此漂亮。在我看來，蔡元定之死和朱熹之死是能寫出一部相當動人的悲劇作品來的。他們都不是死在嶽麓書院，但他們以教師和學生的身份走向死亡的步伐是從嶽麓書院邁出的。
朱熹去世300年後，另一位曠世大學問家踏進了嶽麓書院的大門，他便是我的同鄉王陽明先生。王陽明先生剛被貶謫，貶謫地在貴州，路過嶽麓山，順便到書院講點學。他的心情當然不會愉快，一天又一天在書院裡鬱郁地漫步，朱熹和張栻的學術觀點他是不同意的，但置身於嶽麓書院，他不能不重新對這兩位前哲的名字凝神打量，然後吐出悠悠的詩句：“緬思兩夫子，此地得徘徊……”
是的，在這裡，時隔那麼久，具體的學術觀點是次要的了，讓人反覆緬思的是一些執著的人和一項不無神聖的事業。這項事業的全部辛勞、苦澀和委屈，都曾由嶽麓書院的庭院見證和承載，包括27年前我潛身而入時所看到的那份空曠和寥落。空曠和寥落中還殘留着一點淡淡的神聖，我輕輕一嗅，就改變了原定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