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又稱庚子新政、庚子後新政，民國稱遮羞變法，**稱晚清改革，日本稱光緒新政），是清朝末年的一場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運動，也是中國現代化的重大事件之一。公元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許下，清**進行改革，改革內容多與1898年的戊戌變法近似，但比戊戌變法更廣更深，還涉及廢除千年仕宦之道的科舉制度。 清廷力圖在軍事、官制、法律、商業、教育和社會方面進行一系列系統性改革，改革也波及了內地和東北、蒙古、西北和西藏各地，由於改革政策的“支離、拖沓”和一些官員的“敷衍”，沒有取得太大進展，但“新政”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也爲辛亥革命的興起提供了準備條件。公元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緒皇帝的名義頒佈上諭，命督撫以上大臣就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制財政等問題詳細議奏。1901年2月6日《申報》1版《本館接奉電音》：“……世有萬祀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窮變通久見於大易，損益可知着於論語……總之，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難議更張。着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祥悉奏議以聞……”1901年4月21日，慈禧太后又下令成立了以慶親王奕劻爲首的“督辦政務處”，作爲籌劃推行新政的專門機構，任李鴻章、榮祿、昆岡、王文韶、鹿傳霖爲督辦政務大臣，劉坤一、張之洞（後又增加袁世凱）爲參予政務大臣，總攬一切新政事宜。張劉二人聯名三次上奏《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定出改革方向，學習日本，推行君主立憲制，8月20日，即西太后與光緒皇帝離開西安“迴鑾”前四天，以慈禧太后的名義再發文告，表示清**立意“變法”的決心：“爾中外臣工，須知國勢至此，斷非苟且補苴所能挽回厄運，唯有變法自強，爲國家安危之命脈，亦即中國民生之轉機。予與皇帝爲宗廟計，爲臣民計，舍此更無他策。”公元1905年9月24日，慈禧太后詔定考察政治大臣五人：特派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出使西洋。在出團半途中遭受革命黨人吳樾放**行刺，被迫延期（由孫中山率領的革命黨反對清**“君主立憲”，認爲清**是以立憲之名行專制之實，一旦立憲之後，君主世襲即成爲憲法規範之中，則建立共和政體的計劃將更艱難）。11月25日，朝廷設立專門政治體制改革機構“考察政治館”，研究各國憲政，提供憲政改革的諮詢。12月7日，考察團第一組戴鴻慈和端方出發，第一站即美國，由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接見。1906年1月14日，載澤率領考察團第二組出發，徐世昌、紹英傷情未愈，由李盛鐸、尚其亨替代。當年夏秋之際，考察團先後回國後進呈了一份主張“強國必須憲政”的考察報告，編成《列國政要》133卷及《歐美政治要義》18章。該報告由隨員熊希齡執筆，參考了流亡東京的梁啓超和楊度所寫的憲政研究資料。載澤和端方擁護憲政的態度發揮了比較重要的作用。載澤於1908年夏出版《考察政治日記》。公元1906年9月1日，清**頒佈《仿行立憲上諭》，預備立憲，原則爲“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9月3日《申報》2版《電傳上諭》：“仿行憲政……應先將官制分別議定，次第更張，並將各項法律詳慎釐訂，而又廣興教育，清理財務，整飭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悉國政，以預備立憲基礎……” 。1908年8月27日頒佈《欽定憲法大綱》，大綱共23條，其中“君上大權”14條，“臣民權利義務”9條，通篇除涵括“議院不許干涉君主”般各勢力妥協之產物，亦具備了“臣民需在法律範圍內行使權利”等迄今沿用的先進理念。更隨着《大清報律》等法案先後出臺，立憲的用意更加彰明。宣統帝繼位後，其父攝政王載灃遵循皇兄光緒帝的遺囑，加快立憲的進程。公元1909年，各省諮議局選舉。1910年九月初一日，資政院舉行第一次開院禮。1911年5月，載灃任命慶親王奕劻爲內閣總理大臣，籌組新內閣。新內閣部院首長共有13名成員，其中滿人8名、漢人4名、蒙古人1名，8名滿人當中有6人爲宗室、1人爲覺羅，被當時革命黨及立憲派諷刺稱爲“皇族內閣”。編練“新軍”是清**新政的主要內容之一。清**對此投入了巨大財力，花費了很大力氣。
公元1901年8月29日，清**下諭全國停止武科科舉考試；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兩江籌建武備學堂；9月12日下諭全國各省“裁汰舊軍，編練常備軍”。編練新軍的工作在全國展開。爲了在全國推行編練新軍計劃，清**新軍後勤部隊於1903年12月4日設立練兵處，任慶親王奕劻總理練兵事務，袁世凱爲會辦練兵大臣，鐵良襄同辦理。練兵處的實權爲袁世凱所掌握。清**還令各省設立督練公所，爲各省領導編練“新軍”的機構。1904年9月，練兵處、兵部奏準在全國編練新軍36鎮，頒佈了《陸軍學堂辦法》。1906年11月7日，清**改兵部爲陸軍部，將練兵處併入其中，鐵良爲尚書，統一指揮全國新軍。1907年8月，陸軍部制定了全國編練新軍36鎮的龐大計劃，擬於2—5年內，除近畿4鎮、四川3鎮外，其他各省各編練1—2鎮。但直至清朝覆亡，只編成14鎮和18個混成協又4標及禁衛軍1鎮，約16萬人。1903年9月7日，清**設立商部，倡導官商創辦工商企業。接着，頒佈了一系列工商業規章和獎勵實業辦法，如：《欽定大清商法》、《商會章程》、《鐵路簡明章程》、《獎勵華商公司章程》、《礦務章程》、《公司註冊章程》、《試辦銀行章程》等。這些章程規定，允許自由發展實業，獎勵興辦工商企業，鼓勵組織商會團體。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於民族工商業的發展，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繁榮。1906年，度支部頒佈《清理財政明定辦法六項》，負責統一各中央地方衙門收支、統籌外債借還、考覈各省銀號以及規定對各省越時造報財政之懲處。由度支大臣載澤兼任督辦鹽政大臣，統理全國鹽政行政用人之權履行，1902年之《中英商約》中商討有關免釐加稅之條款。而在現代財政預算的組成上，1907年福州道御史趙炳麟奏請中央制定全國預算。最終，清廷於1910年首次編制第一次全國預算。1910年頒佈《國幣則例》二十四條，劃一銀幣及銅幣之重量和成色，但由於當時市面流通之舊幣總值達十五億以上，回收的財政費用已是**難以承擔，最終清廷需要於1911年4月15日向美英法德四國財團貸款一千萬英鎊，以推行有關幣制改革。1896年清**成立“鐵路總公司”，1900—1905年間鐵路總體發展爲三千二百哩。除全長201公里的京張鐵路爲本國修建外，餘路均爲外國持有部分股權下所修建。清**推行新政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廢科舉，辦學堂，派留學。1901年9月4日，清**命令各省城書院改成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改設中學堂，各縣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12月5日，頒佈學堂科舉獎勵章程，規定學堂畢業生考試後可得進士、舉人、貢生等出身。1902年2月13日公佈推廣學堂辦法；8月15日頒佈《欽定學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又頒佈《重訂學堂章程》，詳細規定了各級學堂章程及管理體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國推行。與普通學堂並行的還有專業教育，包括師範學堂及各類實業學堂，在學制上自成系統，一套完整的學校制度隨之建立。1905年9月2日，光緒皇帝詔準袁世凱、張之洞奏請停止科舉，興辦學堂的摺子，下令“立停科舉以廣學校”，使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被最終廢除，科舉取士與學校教育實現了徹底的脫鉤。12月6日，清廷下諭設立學部，爲專管全國學堂事務的機構。清**在推行新政過程中，把“獎遊學”與“改學堂，停科舉”並提，要求各省籌集經費選派學生出洋學習，講求專門學業。對畢業留學生，分別賞給進士、舉人等出身。對自備旅費出洋留學的，與派出學生同等對待。爲統一管理留學生工作，清**分別在1902年10月31日和1906年10月2日派出總監督赴東洋和歐洲。1903年10月，清**頒佈《獎勵遊學畢業生章程》，規定凡中國留日學生在日本普通中學5年畢業，得優等文憑者，給予拔貢出身；在日本文部省直轄之各高等院校及程度相當的各項實業學校3年畢業，得優等文憑者，給予舉人出身；在大學專科某科或數科，畢業後有選科或普通畢業文憑者，給予進士出身；在國立大學及程度相當的官立學堂中3年畢業，得學士文憑者，給予翰林出身；5年畢業，得博士文憑者，除給予翰林出身外，這給予翰林升階。最初，在洋務運動期間的留學生計劃大都留學英美法等國家，不過，由於庚子賠款後**財政緊拙，結果清末改革中的留學生計劃大都留學日本。至1907年，留日學生總數達一萬五千人。改革官制是清**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納”，對統治機構作了一些改變。1901年
7月24日，清**撤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設外務部，“班列六部之首”；9月19日，清**宣佈停止報捐實官。1902年2月24日，裁河東河道總督，其事務改歸河南巡撫兼辦；3月6日裁詹事府及通司。1903年9月7日，設商部。1904年12月12日裁雲南、湖北兩省巡撫，由雲貴總督、湖廣總督兼管。1905年7月18日，宣佈停止捐納武職。同年9月4日裁奉天府尹，由巡撫兼管；裁奉天府丞，改爲東三省學政。設巡警部。設學部，裁國子監。除裁併增設行政機構外，清**還下令“停捐納”、“裁陋規”、“定公費”。1902年5月13日，清廷下達一道上諭：“現在通商交涉，事宜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將一切現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妥爲擬議。務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中國法律現代化由此起步，幾經反覆，直至20世紀終結，尚未完成。不過，基本架構已在晚清新政時期奠定。1903年起，《獎勵公司章程》《商標註冊試辦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產律》《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法官考試細則》《集會結社律》等等先後出臺。影響最爲深遠的是三個總結性的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別在程序法和實體法領域爲中國法律的現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礎。雖因辛亥革命爆發，《民律》已不及審議頒佈施行，但20世紀上半葉的民國**無不繼承這三個大法。1906年9月，在改革官制過程中，編纂官制大臣將京官編定複覈，繕單進呈，在所附閣部院官制節略清單中寫道：“各國競爭，殖民爲要，蒙、藏、青海，固圉防邊，其行政事宜實與各部並重，故易理藩院爲理藩部。”後來上諭發佈，宣佈正式“理藩院著改爲理藩部”。1907年清**政務處大臣左紹佐、岑春煊等，奏請將熱河、察哈爾、烏里雅蘇臺、庫倫、科布多、阿爾泰等地“悉照內地改設行省”，以期加強邊防。清**擔心沙俄出面反對，在徵詢了各部大臣、各地將軍、督撫的意見後，僅宣佈廢止從前關於蒙漢不得通婚的禁令，鼓勵內地漢人到蒙古開荒；在蒙古增設衛生局、巡警隊、學校、商品陳列所，舉辦所謂的“新政”。這一舉措嚴重地威脅着蒙古人的生存，同時也妨礙了沙俄在外蒙的利益。同時內蒙古地區的一些“旗地”因漢人流入增多改爲州縣。清朝**想通過這些方面的改革，讓清朝成爲一個富強、文明、發達的君主立憲制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