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的擔心果非多餘。清廷早在將總理衙門和丁日昌關於海防的條陳交各位督撫詳議的同時，就以左宗棠“留心洋務”，諮請他參加討論。於是，圍繞着“海防”還是“塞防”的問題，清廷中出現了兩大陣營，各個政治勢力重新組合。
海防派以李鴻章爲中堅，除了沈葆楨、林義哲、丁日昌、李瀚章、王凱泰等支持者外，還有山西巡撫鮑源深、河南巡撫錢鼎銘，內廷中醇親王奕擐及刑部尚書崇實、刑部左侍郎黃珏、御史餘上華等也加入到這一陣營之中，一時聲勢頗壯。
而以左宗棠爲中堅的“塞防派”，則有湖南巡撫王文韶、漕運總督文彬、山東巡撫丁寶楨、江蘇巡撫吳元炳等的有力支持。這一派具代表性的理論是“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其實，從根本上說還是主張集中有限的人力財力，優先解決西北塞防問題，以收“西北無虞，東南自固”之功。
左宗棠針對李鴻章關於停撤西北塞防的主張進行了猛烈的攻擊：
“……若此時即擬停兵節餉，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不獨隴右堪慮，即北路科布多、烏里雅蘇臺等處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節餉於海防未必有益，於塞防則大有所妨。”
李鴻章針鋒相對，指出：“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無傷（阿古柏佔據新疆已經七八年了，現在除哈密、巴里坤一角仍在清軍手中，新疆大部分地區先後被阿古柏勢力侵佔，但關隴地區並未受到騷擾，而且以阿古柏的那點軍力，能佔據全疆已是了大不起了，根本無力進犯關隴，是以李鴻章這麼說其實沒什麼錯，但在後世的憤青們看來。這妥妥的是賣國賊的言行），海疆不防，則腹心之患愈棘。孰重孰輕，必有能辨者。”主張停塞防之餉，“均做海防之餉。否則，只此財力，既備東南萬里海疆。又備西北萬里之運餉，有不窮困顛蹶者？”
話雖如此，李鴻章事實上也無意放棄新疆，他給出的解決辦法是：一，停兵。建議朝廷停撤西北地區已經出塞及準備出塞的部隊，令其“嚴守現有各邊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圖進取”，停撤多餘出來的餉銀，則移作海防之用。二，經營。李鴻章的經營新疆的方略則是：“招撫伊犁、烏魯木齊、喀什等回酋，準其自爲部落，如雲貴之苗瑤土司。越南、朝鮮之略奉正朔”，李鴻章認爲，如此則既可以挫敗英、俄兼併之心，中國也不必勞師遠征，實爲“經久之道”。
李鴻章建議將新疆經營成“如雲貴之苗瑤土司，越南、朝鮮之略奉正朔”的觀點，放置在1875年的中國，並沒有什麼問題。因爲在這個時代。傳統的“天下觀”還遠未被近代的“世界觀”所取代，李鴻章語境裡的“越南”、“朝鮮”，都不是近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而是中國傳統“天下觀”裡面的藩屬，其將“越南”、“朝鮮”與中國本土的“雲貴之苗瑤土司”相提並論，即可見一斑。換言之，李鴻章從來都沒有說過要放棄新疆。他所提出的建議，建立在1875年清廷的“天下觀”基礎之上。這種“天下觀”在後世看來貌似荒誕，但在當時，卻是清廷所竭力恪守的正統意識形態。
晚清傳統中國向近代中國艱難轉型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晚清國人傳統政治理念向近代政治理念轉型的過程。李鴻章在海防與塞防之爭中所持意見，正是這一轉型過程中的產物。後世之國人體會不到當日觀念轉型期的混沌與茫然，而簡單地痛斥李鴻章爲“賣國賊”，痛快固然痛快，卻也可悲亦復可嘆。
比較起來，左宗棠的意見則不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左宗棠因爲主張“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而在後世飽受讚譽，但事實上，李鴻章等所謂的“海防論者”也並不認爲塞防不重要，其分歧不過是現有財力條件下，塞防與海防，誰該優先辦理而已。與李鴻章認爲海防危機更甚，應集中財力優先辦理不同，在左宗棠看來，海防費用可以省去購船與僱船之費，因爲福州船政局已經可以自己製造船艦，不必再動用西征的餉銀；再者，即便不西征，畫地而守，也不可能省出餉銀供海防使用。而左宗棠爲了強調新疆的重要性，不惜拿京師爲題目，恫嚇起朝廷來：
“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環衛北方，百數十年無烽燧之警……而況今之與昔，事勢攸殊。俄人拓境日廣，由西向東萬餘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部爲之遮閡。徙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爲綢繆者也。”
左宗棠的“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的神論一出，果然起到了他想要的效果。象大學士文祥這樣的重臣，都不免爲左宗棠的神論所影響。
如果說爲了保京師而重視新疆的話，那麼離京師更近的大海，是不是也應該重視呢？
左宗棠——一個曾經是海防建設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事實上卻成了海防建設的最大反對者、阻礙者！
“此次海防籌議，他左季高若是不上摺子反對，反倒是奇怪了。”李鴻章苦笑了一聲，說道。
“其實，收復新疆，在他左季高來講，並非極爲難之事。”薛福成道，“可他卻偏偏說得有如天塌下來一般，殊不可解。”
“新疆回逆，不過匪類而已，遠不似昔年張格爾叛亂之勢大難制，陸路雖遙遠，大軍出征，不數月即可平定。他左季高又要糧餉，又借洋債，要行‘緩進急戰’之方略，如此曠日持久，需得多少銀錢，方能填了這無底之洞？”李鴻章嘆道，“如此一來，海防需銀便無從着落，真是愁煞人也！”
正當此時，另一股政治逆流經過多日的醞釀和等待，終於耐不住性子涌流而來。
如果說“海防論”和“塞防論”只是夾帶“湘”與“淮”、左與李兩派歷史恩怨的、不同的國防觀點之爭，那麼，新蕩起來的這股子逆流，則完全是以“清議”自居的封建統治階級頑固派對“自強”運動的挑戰。
首先跳出來的是禮親王世鐸。
這位禮親王，是個爲人貪鄙、昏庸、頑固保守的政客。他在同治年間授內閣大臣、宗人府右宗正、宗令，日後把持軍機處多年，直到宣統三年才退出政治舞臺。關於他的昏聵，清末人陳贛一有過這樣的記載：
清禮親王世鐸，年邁昏庸，不識時務。其子侄輩，有自歐洲遊歷歸國者。世鐸見面，問之曰：“洋鬼子國亦下雪否？”諸子侄皆掩口胡盧，對曰：“中外同一天地，風霜雨雪一也。”世鐸默然。
一個連外國是否下雪都不知道的王爺，在中國政壇卻常常遊刃有餘，充滿政治智慧。你看世鐸向慈禧太后遞的這道摺子，不是足以顯示其“滑頭”的水平嗎？摺子中，世鐸先是試探慈禧太后的口風，虛言了幾句“洋槍炮、水炮臺、水雷還是要買的呀”，然後，話音一轉，提出問題：“那鐵甲船不是很大很重嗎，買了它停在哪兒呢？再說每艘要幾百萬銀子，也太貴了。要不還是別急，就讓李鴻章、沈葆楨先去考察考察，回來研究研究再說吧。”
禮親王的摺子是一個信號，它告訴那些多日恨恨不語的嘴巴：該說的我可帶頭說了，就看你們的了。
漲紅着一張衛道的面孔也跳了出來，高叫：“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中國需要的絕不是花銀子建什麼勞什子海軍，而是應該像老祖宗定的那樣，“但修我陸戰之備，不必爭利海中；但固我士卒之心，結以忠義，不必師洋人機巧”。
：“造兵輪撤艇船（指舊式水師艦船），名爲設防，實爲撤防。丁日昌如此謀國，不知是何居心？”甚至咒罵丁日昌爲賣身洋人的“丁鬼奴”。
如果反對派的奏摺內容僅止於此，李鴻章完全可以坦然相對。他自出道兒以來，就從沒有怕過讓人背後罵娘。可是很快，他發現他的對手並不簡單，他們的言論繞過了建不建海軍、怎麼建海軍的具體問題，而直接指向了要害——你李鴻章建海軍，是“以夷變夏”，背叛祖宗！是“名教罪人，士林敗類”！別看你擺出一副憂國憂民的忠臣像兒，說不定你還要“挾洋務以自重，恃洋器而自雄”，想擁兵自重，當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白臉兒曹操吧！
“上綱上線”，抓你的“政治傾向”，戴帽子、打棍子，給你“定性”，總之，必欲置你於死地而後快。
制機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學洋學，學洋學即不能不以洋學之精否爲人才之用舍……竊恐天下皆將謂國家禮義廉恥爲無用，以洋學爲難能，而人心因之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