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三章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叫做“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並非在尋常意義上使用這個詞彙的，比如從超市琳琅滿目的貨架上“挑選”。也就是說，技術元素、科技產品並非靜靜地擺在那裡，等待你去“拿來就用”。
本章的“郵包炸彈客泰德·卡欽斯基”的例子，以及下一章美國少數族裔阿米什人看待和使用科技的態度，就是爲了說明“選擇”的複雜性。
從1978年5月26日寄出第一個郵包炸彈開始，1962年畢業於哈佛大學，並在密歇根大學獲得數學博士學位的卡欽斯基，在接下來的17年裡，共寄出了16個郵包炸彈，導致3人死亡、23人受傷的慘劇。
就是這樣一位極端仇視科技文明的現代盧德分子，卡欽斯基堅定地認爲“自由與科技進程互不相容”。
過去100年來人類發明的炸藥、飛機、馬克西姆機關槍、潛艇以及無線電裝置，幾乎所有的發明者都期待這些發明將“終結戰爭和苦難”，就像青黴素、牛痘種植術、麻醉藥品和汽車引擎一樣。
然而，“全球變暖、環境毒害、肥胖症、核恐怖主義、廣告、物種消失和藥物濫用，只是衆多由科技造成的嚴重問題中的幾個例子”。
凱文·凱利看到了科技陷入的困境。作者之所以講述卡欽斯基的案例，絕非對這個製造炸彈襲擊的偏執狂報以同情，而是引出了一個更深刻的問題：“認識到技術元素自發產生自主性”是一件必須面對的事情。
科技的兩面性，絕不可能通過“終止科技進程”（像卡欽斯基的極端行爲那樣），也不可能通過拒絕技術元素，退回到原始狀態去。
科技是“第二自然”，顯然人類尚未學會與之相處。凱文·凱利認爲，卡欽斯基至少有一點是富有洞察力的：“隨着時間的流逝，開始不具有控制性的選擇會越來越成爲社會的必需品。”這是技術元素“與生俱來”的天性。
閱讀本章內容，需要盡力體悟“技術元素”自主的活性，而不是僅僅把它當做毫無生命的工具。
1917年，奧維爾·萊特預測：“飛機將以多種方式促進和平——具體來講，我認爲它會形成一種趨勢，使戰爭不可能發生。”他在重複此前美國記者約翰·沃克的觀點，後者1904年斷言：“作爲和平機器，（飛機）對世界的價值將難以計算。”這不是科技第一次發出莊嚴的承諾。同一年，儒勒·凡爾納宣稱：“潛水艇也許會完全終結戰爭，因爲艦隊將失去作用，隨着其他戰爭工具持續改進，戰爭將不再可能。”
瑞典炸藥發明家和諾貝爾獎的創建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堅信他的爆炸品可以制止戰爭：“我的炸藥將比世界上1000種發明更早地實現和平。”1893年機關槍發明人海勒姆·馬克西姆被問及“這種槍難道不會使戰爭更加可怕嗎”，他以諾貝爾式的語氣回答：“不，它會消滅戰爭。”1912年無線電之父古列爾莫·馬可尼告訴世界：“無線電時代的來臨將驅走戰爭，因爲它會讓戰爭變得愚蠢可笑。”詹姆斯·哈伯德將軍於1925年擔任美國無線電公司董事會主席，他認爲：“無線電將有助於實現這一理念：願世界得太平，人間持善意。”
19世紀90年代電話商業化後不久，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首席工程師約翰·J·卡蒂預言：“未來某天我們將建造世界級電話系統，通用語言或通用的??言理解方式成爲所有人必需的，這將讓全世界人民成爲兄弟。整個地球都能聽到一個響徹蒼穹的偉大聲音：‘願世界得太平，人間持善意’。”
尼古拉·特斯拉聲稱他的發明是“無須電線的經濟實惠的電力傳輸方式……將爲地球帶來和平與和諧”。當時是1905年，由於我們還沒有掌握經濟實惠的無線電力傳輸技術，世界和平仍然有希望。
科技史學家戴維·奈在一份有望一勞永逸地終止戰爭、帶來廣泛和平的發明清單上添加了水雷、熱氣球、毒氣、地雷、導彈和激光槍。奈說：“每一種新的通信手段——從電報和電話到無線電、電影、電視和互聯網，都被宣佈爲言論自由和思想解放的捍衛者。”
喬治·金特1971年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互動有線電視的文章稱：“支持者讚美這項計劃是……邁向政治哲學家夢想的參與式民主的一大步。”今天，關於互聯網帶來民主化以及和平效應的承諾令所有有關電視的類似宣言黯然失色。而讓未來學家約耳·加羅（JoelGarreau）驚奇的是，“考慮到我們瞭解電視的遭遇，我對計算機技術現在被視爲聖物這一現象感到驚訝。”
不是說所有這些發明都沒有價值——哪怕是民主價值。應該說，事實是新技術產生的問題比它解決的問題還要多。“實施解決方案的結果是產生新問題。”布賴恩·阿瑟說。
世界上大多數新問題都是過去的技術造成的，我們幾乎看不到這些源自技術的問題。每年有120萬人死於交通事故，占主導地位的科技交通體系殺死的人比癌症還多。全球變暖、環境毒害、肥胖症、核恐怖主義、廣告、物種消失和藥物濫用只是衆多由技術造成的嚴重問題中的幾個例子，這些問題使技術元素陷入困境。技術評論家西奧多·羅薩克說：“我們容易把城市工業化社會的某些事物劃入‘進步’範疇，但是其中有多少確實消除了上一輪技術創新遺留下來的惡果呢？”
接受科技，就必須正視它的代價。數千種傳統謀生技能受到進步的排擠，圍繞這些職業的生活方式消失了。今天數億人在他們厭惡的工作崗位苦苦支撐，製造他們毫無好感的產品。有時這些工作還會造成身體傷痛、殘疾或者慢性病。科技創造了很多新的無可置疑的危險職業（例如採煤業）。同時，大衆教育和媒體向人們灌輸這樣的觀念：迴避技術含量低的體力工作，去數字科技行業求職。手腦分離給人們精神上帶來壓力。事實上，收入最高的工作需要久坐不動，這種特徵威脅身體和大腦健康。
科技不斷膨脹，直到填滿你我之間的每個縫隙。我們不僅關注鄰居的生活，而且暗中窺探任何讓我們感興趣的人。我們的交友錄上有5000個“朋友”，但心裡其實只給50個人留了空間。我們的影響力超出了我們的關心能力。我們改變自己的私人生活，與科技同步，於是犯罪團伙、狡猾的廣告商、政府和社會體系疏忽大意造成的混亂乘虛而入，操控我們的思想。
用在機器上的時間一定是從其他地方擠出來的。新近發明的消費類電子設備如洪水般涌來，擠佔了我們使用其他器具或從事其他人類活動的時間。10萬年前，現代智人在覓食期間通常遠離技術。1萬年前農夫每天也許會抽出幾個小時幹活。僅僅1000年前，中世紀的技術無處不在，但只是遊走於人際關係的邊緣，沒有進入中心。今天科技處於我們學習的、看到的、聽見的、製造的一切事物的中心。它已經滲透至食物、愛情、**、撫養後代、教育、死亡等方方面面。我們的生命正按照機器的時間運動。
作爲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科技往往會支配我們的思想。因爲科技無處不在，它完全控制一切活動，指責一切非技術的解決方案不可靠或者無效力。由於它能夠推動進步，在我們心中，製造品的地位要高於我們的孩子。野生藥草和人工製造的藥品，我們會認爲哪種療效更好？甚至我們讚賞美好事物的文化用語也變爲機械式的詞彙：“像玻璃一樣光滑”、“明亮有光澤”、“質地純正的”、“防水的”、“像鐘錶一樣準時”——無一不在暗示人造製品的優越性。我們被禁錮在詩人威廉·布萊克所稱的“頭腦鍛造的鐐銬”的技術框架中。
通常，只要機器能夠完成某項任務，就足以說服我們讓它去實施這項任務，即使開始時它表現很糟糕。第一批機器製造的物品，例如長袍、中國碗、書寫紙、籃子和盛在容器裡的湯，品質都不是非常好，只是很便宜。我們經常爲了特定的範圍有限的目標發明某種機器，然後，像是感染了尼爾·波茲曼所謂的弗蘭肯斯坦綜合徵，這種機器按照自己的動機發展壯大。“一旦機器造好，”波茲曼寫道，“我們總是出乎意料地發現，它有自己的理念；它不僅非常擅長改變我們的習慣，而且……改變我們的思維定式。”這樣，人類成爲機器的助手，或者用卡爾·馬克思的話說，成爲它的附屬品。
人們普遍有這樣一種觀念：技術元素的發展只能以不可替代的資源、傳統棲息地和無數的野生動物爲代價，而回報給大自然的只有污染、柏油路和規模巨大的垃圾。更糟的是，同樣的技術從世界上最弱小的羣體——自然資源最豐富、經濟實力最落後的國家——那裡汲取養料供養最強大的羣體。因此人類的進步在養肥少數幸運兒的同時，卻讓不幸的窮人忍飢挨餓。很多承認技術元素推動社會發展的人因爲它對自然環境的危害而拒絕完全接受科技的規則。
這種侵蝕是真實的。科技進步的代價通常是生態環境的破壞。技術元素從地球內部採掘鐵礦，砍伐森林獲得木材，從石油中提取塑料和能源，最後付之一炬排入大氣。它的工廠侵佔溼地和草場。1/3的地球陸地表面已經被農業和人類住所改頭換面。我們可以編寫長長的清單，列出被削平的高山、被污染的湖泊、被抽乾的河流、砍伐殆盡的森林、污濁的空氣和大幅減少的多樣性。更惡劣的是，人類文明要爲很多獨特生命物種的永久滅絕負責。在地質年代，正常的或者說基本的物種消失速度是每4年1個物種。今天，最低估計是地質年代的4倍，人類造成物種滅絕的速度也許是數千倍。
10年前我領導了一項爲地球上的所有生命編列目錄的開創性工程，因此碰巧對這種大毀滅略有了解。我們有歷史證據證明過去2000年大約有2000個物種滅絕，也就是每年一個，是自然速度的4倍。然而，其中絕大部分出現在過去的200年內，因此當前已知的年均滅絕速度驚人。由於我們已經鑑定了5%的地球物種，並且很多等待命名的物種與記錄在案的滅絕物種居住於正在消失的相同環境中，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出將要滅絕物種的大致數量。估計的最大值爲每年5萬種。事實上，我們不知道地球上到底有多少物種，也不清楚已鑑定的物種所佔比例是多大，甚至對最新的比例也一無所知，唯一能夠確定的是，我們正在以快於過去的速度毀滅物種，這足以稱得上犯罪。
然而技術元素本身不存在任何必然導致物種消失的力量。對於任何導致環境破壞的現有技術手段，我們可以設計替代方案加以制止。實際上，對於我們有能力創造的任意一項技術X，都存在（或者說可能存在）對應的更加環保的技術Y。我們總能找到方法增加能源，提高資源利用率，改進相似的生物進程，減輕生態系統的壓力。“我無法想象人類竟然做不到將技術的環保性提高几個數量級，”保羅·霍肯說，他是環境安全技術的著名支持者，“可是在我看來，我們甚至還沒有跨入綠色技術的大門。”誠然，更加環保的改進技術也許會以未知的新方式危害環境，但這只是意味着還需要新的創新來彌補這個缺陷。所以我們在綠色技術上的創新潛力永遠不會衰竭。既然我們可以無限制地研究科技能夠達到的生物性程度，那麼這種可擴展的範圍向我們表明，科技本性是親生命的。從最基本的層面說，技術元素與生命有可能兼容，它需要的只是發揮出那樣的潛力。
未來學家保羅·薩夫指出，我們經常將確定的未來願景與近期前景等同起來。現實中，科技在我們的想象力和能力之間製造令人苦惱的不和諧。電影製片人喬治·盧卡斯對科技的永恆困境作了闡述，我無法想出比這更好的解釋。1997年，我拜訪盧卡斯，瞭解他在以往的《星球大戰》系列影片中發明的全新高科技拍攝方法。他顯示了綜合運用計算機、照相機、動畫製作和真人動作的必要性，通過這種方法創造連續的電影世界和有層次感的影像，幾乎就像在電影中作畫。在盧卡斯之後，其他動作片的先鋒導演吸收了他的理念，其中詹姆斯·卡梅隆在《阿凡達》中就用到了這種方法。在盧卡斯的年代，他顛覆性的新處理手段達到先進技術的最高點。然而，儘管他的創新技術具有未來色彩，很多評論家卻斷言，他後來的作品並沒有因此得到任何提高。我問他：“你認爲科技正在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還是更加糟糕？”盧卡斯回答：
如果觀察科學和一切已知事物的發展曲線，會發現它像火箭一樣拔地而起。我們在這架火箭上，沿着完美的垂直線衝入星空。可是人類的情商即便不是比智商更重要，至少也是同等重??。我們在情感上的無知和5000年前一樣，因此從情感上來說，我們的軌跡線完全是水平的。問題在於水平線和垂直線漸行漸遠，裂隙的擴大將會產生某種後果。
我認爲我們低估了這條縫隙的張力。長期來看，這一點也許可以得到證明：技術元素對傳統自我的腐蝕造成的惡果大於它對自然界的腐蝕。蘭登·溫納認爲生命力量具有某種保護性：“當人們全身心投入機器時，他們自己的生命力會大幅減弱。人類能量和個性的轉移掏空了他們的身心，儘管他們可能絕不會承認內心的空虛。”
轉移不一定是必然的，但的確發生了。當機器替代人類從事更多的工作時，人類自己往往會減少同類型的工作。我們不像過去那樣總是走路，而是讓汽車替代我們的雙腿。我們不再挖掘，而是使用挖土機。我們不再捕獵，不再採集食物，不再敲敲打打、縫縫補補。除非必要，我們不閱讀，不計算。我們正在讓谷歌代替我們記憶；只要清潔機器人價格足夠低廉，我們就急於將清潔工作易手。工程專業學生埃裡克·布倫德用了兩年時間像門諾教徒一樣生活，他說：“（機器）複製必不可少的人類能力，這也許只會導致兩個後果：削弱人類的能力或在智人和機器之間製造競爭。這兩種後果對於智人內部有自尊心的成員都是不體面的。”科技逐步瓦解人類的自尊，質疑我們在世界上的作用和我們的本性。
我們可能因此憤怒。技術元素是超越人類控制的全球性力量，似乎無邊無際。一些受到廣泛贊同的睿智見解認爲，人類沒有掌握反作用力來阻止科技侵佔地球每一寸可觸及的土地並建造全球性超級都會——星球般大小的城市，就像艾薩克·阿西莫夫科幻故事中的川陀星或盧卡斯的《星球大戰》中的科洛桑星。務實的生態學家認爲，還在全球性都會遠未建成時，技術元素的規模將超出地球自然系統的承受力，於是要麼停止發展，要麼崩潰。相信技術元素能夠無限提供代用品的富饒論者則認爲沒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文明的無止境發展，因此他們贊成建造全球都會。兩種前景都令人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