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價的昂貴，直接導致的是兩個結果，一個是盜版橫行，一個是觀衆的電影修養和看電影能力低下。
說起中國觀衆的欣賞水平，大多數人很難面對這個現實，更多的人是脖子一梗，說一句：觀衆永遠是對的！是你們自己拍不出讓觀衆喜歡的電影，卻說觀衆看不懂。
但是不管我們承認不承認，中國觀衆電影欣賞水平低於世界平均水平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這個很容易理解，一個熟讀金庸古龍梁羽生的人去看網絡小說，他的閱讀水平是不是就比從來不看小說的菜鳥強？一個在起點看了兩年書的人，他的閱讀水平是不是就比第一天上起點看YY小說的小白強？
平時就沒有拍給我們看的電影，偶爾有一部不是被政審剪的亂七八糟就是票價死貴。逼得大家只好去看盜版，盜版那種不感恭維的水準：卡帶、閃花、色素黯淡、像素模糊……能完整的看個故事情節就不錯了，怎麼還談得上欣賞電影？
象這樣的格局，這樣的現實狀況，中國觀衆的欣賞水平怎麼可能會高？
出於感情上不能接受的因素硬要說中國觀衆的欣賞水平沒問題，這是不理智不正確的。但是這種情況的造成，不是我們老百姓的責任，誰該爲此負責，大家心裡清楚。
中國是有五千年文化積澱的人文大國，中國人的整體思維方式和文化感知的模式根本就是非常先進的。可以說，不用給我們一個太好的體制，只要是一個不太爛，或者說還沒爛到根的體制，中國觀衆的欣賞水平，絕對是世界頂級的。
但是，是怎樣一個爛到了令人髮指的體制和指導思想，活活的把幾億人全弄成了電影白癡！
每每討論起這些，易青和他的同學們都會義憤填膺，捶胸頓足。不是中國人拍不出世界頂尖的電影，從奧斯卡到戛納，到世界林林種種的所有大小電影節的關鍵獎項，中國電影幾乎都拿過了，事實證明中國電影人的整體水平是世界前列的。
但是，中國電影家弄得東西不被中國觀衆所欣賞和理解，這又是一個尷尬的現實。
好萊塢著名的調查員喬治&#8226；格萊尼，在《泰坦尼克》進中國的那一年，給美國人弄了一箇中國電影市場的報告，在裡面輕蔑的指出，中國電影是“一流的電影家，二流的放映機制，三流的觀衆。”並且提議夢工廠每年向中國輸出的大片應該以最媚俗的商業片爲主，而且數量不應超過十部——因爲“中國人只配看這個”，“多了中國也消化不了”。
喬治還聲稱，美國電影進軍中國市場的時機遠遠還未成熟，因爲“同我們相比，這個國家還過於貧窮了……許多人甚至不知道電影和電視的區別，常常把電視明星的演技和電影明星的演技放在一起評論”。
這就是著名的喬治報告，這個報告從九十年代第六代電影人第一次看到並憤怒聲討開始，到今天易青和他的同學再讀到，一次次象刀子一樣割着中國年輕電影人的心。
但是，世界，特別是西方，就是這樣來看待我們中國的電影和中國的觀衆的。
所謂的純藝術路線，面子工程，全成了扇在我們臉上的大耳光——世上的事往往如此，爲了要面子而做面子，最後往往沒面子。
……
依依這兩天一直跟着易青，反正有孫茹一個電話過去，徐曉君那裡請假容易的很。
對於依依來說，這兩天的見聞彷彿向她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從前她只是單純的喜歡錶演，今天她才知道，她所面對的或者說她將來所要面對的是怎樣的一個圈子。
孫茹從會說話開始，就是在電影世家中出身，所以最近儼然成了抗日籌備組的第一顧問，中日兩國在電影上的淵源糾紛，各種掌故，她可謂如數家珍。
日本電影在八十年代以前一直是亞洲老大，地位不可動搖。大島渚、溝口健二、黑澤明三大巨頭構成了日本電影黃金時代。那時侯，日本電影拿點次品到中國都會引起轟動，高倉健甚至成爲一個時代的中國偶像；那個時代的日本電影影響深遠，比如現在的香港第一商業導演杜齊峰就是黑澤明的忠實信徒，他的電影風格到處有黑氏的影子，《特別行動組》這個電影就是模仿《羅生門》拍的，向黑澤明的致敬片。
但是日本這個民族是個非常奇怪的族類，或者叫天生的賤骨頭。一場二戰，美國人給了他們兩顆原子彈，把他們打得無條件投降，而這場戰爭非但沒有在日本人心中種下對美國人的仇恨，反而令整個和族瘋狂的崇拜起了美國。
就象從前他們瘋狂崇拜古中國一樣，日本在各個領域開始瘋狂的模仿美國。說白了，日本人信奉的是事大原則，誰最強我跟誰，他們崇尚強者，嚮往恃強凌弱，所謂武士道，無非是教人如何欺軟怕硬。
日本電影本來發展健康，日本的電影票價是政府補貼的，鼓勵老百姓去看，一般人都能買得起，特別是戰後經濟崛起之後，票價更不是問題了。
但是後來不知何時起，日本影壇開始了向好萊塢學習的風氣，一大批模仿好萊塢電影的年輕電影家，放棄了日本本國的文化，去照搬美國的電影模式——就象當年照搬中國唐朝的文化風俗一樣。
結果失去了民族文化根性的日本電影大開倒車，而中國電影，恰好在這時雄起！
此消彼長，中國電影迎來了跟自己主要對手實力最接近的時刻。
中國第五代導演，張一謀、陳凱哥、田壯壯這些人，客觀上他們對中國人最大的貢獻就是，他們第一次在國際上打破了日本電影在亞洲的壟斷。
在張一謀的《紅高粱》之前，各大電影節幾乎是沒有中國電影參展的。謝非老院長那麼大個藝術家，也不過是拿了兩個威尼斯和柏林之類的獎，這還是鳳毛麟角。
以至於《紅高粱》在威尼斯放的時候，由於沒有英文字幕，說的話外國人聽不懂，所有觀衆除了評審之外全以爲是日本電影。直到出現了打日本鬼子的情節時，大家才恍然大悟。
從《紅高粱》開始，中國第五代導演開始震驚世界。《霸王別姬》一舉拿下戛納最高獎金棕櫚，標誌着中國電影正式成爲亞洲兩強，和日本分庭抗禮的時代宣告到來。
另一面，香港功夫片崛起，電影工業極大發達，到八十年代末發展到極至，被世界稱爲東方夢工廠。從此，華語電影文化成爲全亞洲的優勢文化。
在中國電影華語文化一片欣欣向榮的形勢面前，日本膽怯了，尤其是他們的上層建築，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日本要主導亞洲，必先主導文化”的右翼思想。說白了，和平年代，日本人要握出文化的刀柄，把中國和其他亞洲各國放在砧板上。
爲了實現這一目標，日本人在九十年代，進行了一場針對中國的文化間諜戰，他們所想出來的辦法，其卑鄙程度簡直是匪夷所思，世上最好的編劇也難寫出下面的情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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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不好意思各位，早上給大家發兩章，現在去醫院治手，要是關節上打了針或者上了藥，今天晚上就沒有更新了。日本鬼子究竟用了什麼卑鄙的手段，大家不妨猜一猜，應該很有意思。謎底明天揭曉。涉及這個圈子的朋友，已經知道答案的達人，請忍耐一下，不要在書評區把當年的史料公佈出來，請給不知情的大多數讀者留點閱讀的樂趣。明天更新至少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