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歐洲的動盪，萬里之遙的中國卻心往一處想，勁往一塊使，全力建設新中國，這在這個喧囂的世界上，除北方埋頭苦幹的蘇聯外，別無分店。
人民黨政|府的一系列對外強硬措施，引起了各大國的注意，各國都將中國視爲新生的對手，並着意加以防範之。
居安思危。如果有人試圖干擾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以中國現有軍事力量，能否抵禦這種企圖？換言之，德國有兩個多世紀來最令人生畏的“軍官團”----即現當代絕大多數軍隊總參謀部的樣板，英國有著名的皇家海軍，中國有什麼？中國的國防戰略是什麼？
中外林林總總的軍事家中，張漢卿比較佩服的便有拿破崙、馬漢、杜黑、彼得一世、俾斯麥和毛爺爺，如果反面人物也能羅列，那就還有希特勒。他們的特長不在於軍事，而在於用天才的政治敏銳性把握軍事的變革或理論，從而在軍事上達成同代人所不能企及的高度。
在軍事組織能力上，可堪紀念的便有堪稱德國軍神的魯登道夫和他的《總體戰》。
魯登道夫的總體戰理論是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教訓和20世紀初工業生產、科學技術和武器裝備發展水平提出的，對現代軍事思想的發展有重大促進作用。希特勒及其將軍們更是將此理論用於第二此世界大戰，給人類歷史以巨大影響。
首先，魯登道夫完全放棄了“不惜一切代價保住陣地”的作戰指導思想。
他認爲，猛烈的炮火可以消滅前沿陣地的全部守軍，人被消滅了陣地也守不住，因此應該把部隊撤到遠離前沿陣地的後方，即敵人的炮火射程之外，最大限度地保存有生力量。這和毛爺爺的“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是同一個道理。
其次，魯登道夫還提出了充分利用炮兵優勢，保持作戰的突然性和機動性的新進攻戰術。
在1918年3--5月的聖困廷----拉費爾、利斯河和維斯雷戰役中，按照他這一戰術思想，德軍沒有再重複過去那種先轟炸一星期後，進攻部隊向前推進，進攻也不是排成長長的橫隊，而是排成短隊和不規則的隊形。
他們的任務是不論右翼或左翼出現什麼情況，都因應儘可能向前推進，佔領敵人的指揮所，切斷敵人的聯繫。在發起進攻前才把部隊拉上去，增加作戰隱蔽性、突然性等等。
1925年立夏，在北戴河避暑的張漢卿在參考魯登道夫在10年後才問世的《總體戰》後，將其主要思想觀點歸納爲中國未來的國防戰略，並在隨後召開的軍事委員會會議上鄭重提出，其主要內容是他後來逐漸形成的“人民戰爭理論”：
現代戰爭是全民族的戰爭，不僅戰爭已擴展到參戰國的全部領土，捲入戰爭的人員也由軍隊擴大到全體民衆。在這種情況下，“戰爭和政治都應服從於民族生存，但戰爭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體現。因此政治應爲作戰服務。”
但並非因此而否定克勞塞維茨的“戰爭是政治的延續”的著名論斷，不僅如此，應該在國家戰略上考慮戰爭問題。
這裡的現代戰爭，應該是政治上已經決定的基礎上的全民動員的戰爭，而非由好戰之輩左右政治----絕不能像後來的日本那樣，由屁股決定腦袋。
總體戰的基礎是民族的精神團結。爲此應當採取特別措施，控制新聞輿論工具，鎮壓泄露軍情和不滿分子。利用一切手段進行精神動員，使軍事教育具有種族特色，從而喚發民族精神。
當戰爭來臨時，和平時期的一些皿煮守則可能會影響或者制約軍事的發揮。爲此，張漢卿早在憲法中就規定，一旦戰爭爆發或者人民黨認爲國內外局勢有惡化到影響國家安全的時候，經人民黨中|央政治局決定，得以行使軍管，此之條款，就是臨時憲法中有名的《特別狀態法案》。
在此種時刻，所有國家權力，將集中在特設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手裡；地方的權力，則集中在由各地常委會組成的軍管會手裡。
“國家安全|委員會”非常設，由人民黨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負責警察、情報、外交、交通、財政、司法等部的部長組成，平時每年例行召開一次會議，或在緊急情況下由政治局|常委會提議召開，討論現階段國家局勢及對未來國家安全形勢評估。
只要被確定爲戰爭或危機狀態，“國家安全|委員會”將會自動接管國家一切權力，國會將自動轉入休會狀態。
屆時將實行國民經濟軍事化、平時經濟戰時化，糧食、服裝、燃料等重要物資，平時就要大量儲備，並應把發行銀行置於中|央權利之下，力爭戰爭物資自給，擴大軍備工業，做好長期戰爭的準備。
皿煮制度在戰爭時是不適用的，乾綱獨斷、臨機處置纔是王道。
國防軍是抵禦外侮的重要力量，要建立獨裁式的戰爭指揮體制，以具備卓越的才能、堅強的品格、充沛的精力、敏銳的觀察力等優良素質的人爲統帥（張漢卿：我說的不是我！）。
由其來加強國民和軍隊“在種族基礎上”的民族團結，考察與戰爭有關的各項方針政策，指導戰爭全局等，並領導由陸、海、空軍、宣傳、軍事技術、經濟、政治領域裡的奇才所組成的國防參謀部來貫徹其思想意志。
中|央軍委、國防部關於軍隊之集中、糧餉器械之運搬儲藏等事宜，平昔須爲一切必要之處置。俾一旦臨事，常備兵能完全利用，以作第一線之軍隊。
人民戰爭的宗旨，乃在於發動全體國民，平時即擁有保家衛國的理念，並經受一定的軍事教育。這樣，在戰事倉促時方能夠儘快應徵入伍並在短期內接受並完成軍事訓練的任務，成爲合格的兵員。
就在這一時刻，由蔣百里起草、張漢卿批准的《義務兵役制草案》正式出臺。
此草案亦是一種教育方案，它的主體宗旨是示強與警戒：實行此方案的責任者，義屬於全體國民。其民治方面遠較軍人方面爲重，可以稱之爲武人之文化、文人之武化。不但讓全體國民有一個健康的身體，還能從小樹立起軍事意識，擺脫束縛中國數千年之久的儒家弱兵思想。
這個草案使得寓兵於民，全民皆兵不再是一句空話。有了完整的徵兵體系，使召之能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成爲可能。
《義務兵役制草案》規定了全體適齡健全的國民都有義務參加各種軍事組織：20歲到25歲爲常備役，即武裝部隊，正式稱呼爲中國人民軍和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自25歲至35歲爲後備役，稱爲“預備役部隊”；自35歲至45歲爲守備役，稱爲“民兵”。
各省、市、縣級政|府機構設立人民武裝部，由黨的同級委員會管理，作爲本地區招募新兵及國防動員之機構。各人武部之正、副官長，皆由退役軍官充任，負責本地區預備役及民兵人員之組織。
武裝部隊由軍委管理，列入國家軍事財政項目；預備役部隊和民兵交爲地方管理，其中預備役部隊的軍官，都由轉業、退役軍官充任；民兵則由基層鄉村組織，主要由退役官兵就近管理。
因爲軍人的待遇遠超同期各業，中華民國更規定了退役軍人的安置辦法----可以免費接受高層級的中等職業再教育、或擔任地方公職，使軍人社會地位得到極大增強。可想而知草案實施後社會上踊躍參軍之風將居高不下，兵員素質的極大改善立等可期。
中華民國的常備役、預備役、武裝警察部隊，均爲防衛國家之獨立、攻擊敵人之侵略而設。戰爭非由於防衛，則是一大罪惡，政|府竭盡調處手段，而相對國家不受調處，或調處不諧，至不得已而宣戰，則此種戰爭始可謂爲防衛的戰爭。
這一草案，凝聚了張漢卿對國家戰略的思考，也使時任國防部長的蔣百里感受到少帥對國家的前瞻性建設思想。這一“人民戰爭”的構想與其後提出的國防戰略，一起構成了張漢卿軍事思想的主體部分，影響着中國新一代軍人。
對“人民戰爭”這一提法，無論是老奉系還是人民黨系或是歸順系，都是非常贊同的。但是對於中國仍處於戰爭威脅之中這一點，人民軍內部均有不同看法。絕大多數的高層都認爲國家已經統一，外患已基本消除，政|府應該致力於發展民生。
只有張漢卿、蔣百里等人無比堅銳地指出：“中日關於關東州、臺灣的問題遲早要發生一場大戰，亞洲的政治、地理環境使得這一決定亞洲領導權的中日之戰迫在眉睫”。
對此一說法，即使是張作霖也不以爲然。畢竟，沒有經歷過抗日戰爭的老奉系人物們是真的想不到，正史上日本人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放膽與中國一戰！
望着黨內高層不解的目光，張漢卿反問道：“處在東北心臟的關東州對我國的國防戰略造成怎樣的影響和被動局面？諸位認爲日本人會將關東州乖乖地交給我們嗎？在亞洲，在目前，還有比我國更好的還能夠吸引日本人眼光的地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