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同樣對少帥欽佩至極的原遼寧高等法院審判廳廳長、現在的東北司法委員會主任王瑞之，卻從中得到了啓發，他與曾爲少帥秘書、新民司法委員會主任、現任人民黨紀委書記的吳家象一道，在東北法學界的倡議下，開展了一場規模宏大、時間悠長、影響深遠的大討論：黨治和法治的關係。
人民黨的影響越來越大，最後獲得東北的政權基本無人懷疑，假以時日奪取全國政權也不是沒有可能，但是等到那一天，在張漢卿建黨宗旨裡“黨|領導國家”的前提下，黨權和法權哪個大？
清季以降，“歐風美雨馳而東”，包括憲政、三權分立等在內的理論與政體被引入中國，開始了一場憲政實驗。與此相適應，一套以司法獨|立爲主旨的西式司法理念與制度也開始在中國展開。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後，賡續其事。北洋政|府時期的多部約法、憲法也有相同或類似的規定，反映了北洋時代國家對司法獨|立、超越黨派政治的訴求。
但正史上從1920年代起，隨着國民革命的興起和國民黨黨國體制的建立，北洋時期宣揚的“不黨”司法逐步被“納入”國民黨黨國體制之中，司法開始“國民黨化”。新中國成立後，延續這種制度設計，雖然法院、檢察院系統|獨|立辦案的設置使中國慢慢進入了法制化的軌道上來，但各級政|府中設置的政法委書記的職務還是給法治建設帶來一些困擾。當代許多中國人也在提問：黨大還是法大？
張漢卿覺得有必要給國人一個解釋，儘管他本人從穿越前到穿越後一直糾結不已。
他欣賞英美等國家的法治，他們由於多年的建設，已經形成了相當完善的制度；而中國由於兩千年封建社會的餘毒，人治的思想根深蒂固，權大於法的現象屢禁不絕，“官|二代”們對於法的蔑視是骨子裡發出的，要不然怎麼會有“我爸是李剛”的奇疤事件、憤怒了無數國人？
之所以後世的中國人會產生黨權大於法權的感覺，是因爲它反映了實際存在的一些現象：一些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法治觀念不強，決策不講程序，辦事不依法依規，甚至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這些現象的存在，嚴重影響了羣衆對法治的信心，產生“權比法大”、“黨比法大”的感受。
但如果往深裡看，“黨大還是法大”其實是個僞命題。因爲從邏輯上講，黨的本質是政治組織，法的本質是行爲規則，兩者不存在比誰大的問題，否則就會陷入話語陷餅。如果說黨比法大，那就是承認依法治國、法治都是假的；反之，那又好像黨的領導出了問題！
這也是張漢卿一直在解決、現在在規範上已經取得突破性進展的事：用法治規範黨員，用黨章領導法治，兩者其實並不衝突。原則性的時候體現黨的領導，具體的時候體現法治的精神。所謂具體，是做爲個體的人民黨員，無論職務有多大，只要犯了國法，不能僅用黨紀來處理，國法同樣要兼顧。一句話，黨員犯了法，與非黨員的處罰是一致的。
所以，張漢卿既肯定黨對法制建設的領導作用，也避免黨權對法治的可能干擾，在新民行政管理實踐時就堅決不設立管理公、檢、法、司的政法委書記，而是由黨的副書記“聯繫”四套班子就是一種設計。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體現黨對法制建設的領導作用，不一定就要硬安一個政法委書記來進行管理，可以換成一個機構或組織。這個機構或組織，張漢卿選擇了議會。
由於議會是完全體現了黨的意圖，所以各級法院、檢察院向各級議會負責就很好，也不會偏離黨的領導這個大前提。議會本來就是監督政|府的，那麼具體在法律意義上實現監督任務的法院、檢察院可以不受政|府主體制約地實現對政|府僱員實現法制監督，這纔是真監督。否則，管理同級法院、檢察院的政法委書記犯了事，作爲下級，怎麼去實現對上級的約束和監督？何況有很長一個階段，政法委書記又是同級黨的常委，決定着同級兩院內很多黨員幹部的升遷命運？
按這個思路，後來形成了《中國人民黨紀律檢查委員會章程》中關於黨員違反的處理原則，也是後來有中國特色法治理論的奠基。它在東北法學界持續發酵，遠在關內的同仁們也嗅到了餘香。
也許是“五四運動”餘溫里民衆對段政|府抗議的熱情未減，或是感覺到奉系的表態得到國內輿論的聲援後聲勢浩大，中|央政|府考慮了數日之後，最終還是選擇了在法律框架內解決自己的名譽受損問題。
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堂接受了安福政|府的訴狀，向《民國日報》總經理邵力子、總編輯葉楚傖發出傳票，二人聘請林百架爲辯護律師。該案於同年10月3日開庭，主審法官是英國副領事，陪審是華人法官俞英蓀。在中國領土上，中國政|府控告中國平民的案件，卻由外國殖民者來審理，這聽起來讓人覺得不合常理，但在那個紛亂的時代卻數次發生，1903年“蘇報案”也是同樣發生在上海租界，國家積弱，就會無力抵抗被外國欺凌。
在法庭上被告葉楚傖義正言辭的說道：“本人主筆報章已有十年之久，現任《民國日報》總編，當負刊載上之責任，但不負控告書中所謂誹謗侮辱大總統與在職官員之罪責。”“《安福世系表之說明》實系以遊戲文字對於政策上之批評，並無侮辱之意義。本報與作者的本意相同，是在希望中同有良好之政|府，使中華振興，獨止昌強，國民享和平自由幸福。”
被告方律師林百架爲兩人申辯，稱原告提出的證據不能充分指控侮辱誹滂，理由如下：
“1、按照中華民國憲法之規定，人民有言論之自由；
2、原告控案應有北京政|府派員來滬，提出充分證據；
3、被告此項文字，乃法律所許可，且目的爲中國有良好政|府，實無侮辱意義。”
據此要求撤銷案件，宣告無罪。
安國政|府律師穆安素堅持被告有罪，他說“此項文字，足使人民譏笑大總統與在職官員，非但侮辱之日引起人民之輕視及本人之羞恥，而且遺毒久遠，請公堂應從四個方面考慮該項文字之惡劣後果，即被侮辱者之地位；侮辱之方法；侮辱時間及地點；侮辱人之地位。”並又加了一項罪名：“此項文字一經刊載，使政|府要人遭輕視，於和議前途大有妨礙。”
基於此點林百架給予了有力批駁：“北京政|府與廣州護法政|府之間的談判，早在本年2月20日開始，由於北京方面沒有誠意，已在本年5月24日終止，這已爲衆所周知。試問此項文字刊發在本年9月15日，於百日前談判破裂結束之和議，究竟有何妨礙？”
雙方脣槍舌劍論辯激烈。主審法官英國副領事與陪審的華人法官俞英蓀合議後，並沒有如安國政|府的期待查封報關重判報人，也沒有林律師主張的那樣宣判無罪，而是認爲《安福世系表之說明》這篇文章雖然在文字上侮辱了大總統和政|府官員，但是“本意良好，頗有價值”，最後宣判處罰葉楚傖和邵力子二人各一百元大洋。
這個判決和段祺瑞、徐世昌等人的預計相差懸殊，難以平復其胸中憤懣，穆安素向法庭提出葉楚傖有過兩次不服判決的“前科”，要求對被告從嚴究辦，加重懲處。主審法官認爲穆安素藐視會審法庭，當庭嚴詞拒絕。至此轟動全國的《民國日報》侮辱大總統案得以了結。
張漢卿適時地竄出來噁心下段祺瑞，反正前段時間“五四運動”最熱烈的時候，他跟段祺瑞政|府打了不少口水仗，他的老爸也和皖軍交了惡。這種利害關係的變化，是任何言語的討巧都挽回不過來的了。既然如此，乾脆得罪到死。
他向邵力子、總編輯葉楚傖發電祝賀，並說“此爲民國法治成功之先例”，並表示東北自治政|府下的司法委員會將負責這兩百元的處罰，如果兩人不方便的話。
這是純粹的幸災樂禍了，民國的記者條件和一般的人民差距還是蠻大的。
後來有人在報上諷刺此事說：“大總統的名譽也就值兩百元大洋”，《民國日報》經此事後卻名聲大振。經過此案，段祺瑞、徐世昌等人成爲全國民衆口中笑柄，“安福系”灰頭灰臉，皖系諸公長時間擡不起頭來，不但政治仗輸了，在心理上的陰影可能更大。
當時，執政當局政要受此辱罵，其惱羞成怒氣急敗壞的情形可想而知，必定想要嚴懲報館和作者，然而他們首先想到不是先抓後審，而是尋求也只能謀求在法律框架內解決。
同時在法庭作出僅僅罰款的判決後，他們雖心懷憤懣卻也認輸服從，沒有再加害於人，說明他們的心目中還是有法治觀念的，沒有動用手中的權利泄私憤凌駕於法律之上。
以法制而非人治，北洋這段時期的司法獨|立在中華民族歷史上閃耀着永久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