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這信的內容，我的第一感覺告訴我，是齊盛軍！放眼整個裁判界，也許只有齊盛軍才能寫出這麼帶有個人情感的自白書，也許只有他，還保留着身爲一個裁判所應有的良知。
這封信帶來的震盪，絕不亞於吉祥集團老總陳福生的那次公開聲明。任薄清走後，程局立即把黨組成員及監察室主任、辦公室主任請到他的辦公室，把剛剛發生的事告訴大家，又叫規財處長將卷宗存放在會計室的保密箱。
同時，當着大家的面，程局打電話將此事向楊思德作了通報。
第二天，不知是誰走漏了風聲，媒體紛紛找到體育局來，要了解真相。程局認爲此時將事情公開不妥，對我們強調，我們的目的是要解決問題，不是要炒作，希望大家在以後的工作中不要輕易接受採訪。後來，辦公室主任告訴程局，新華社台州分社的王海濤想給中央寫內參，建議接受採訪，程局同意了。
不到半小時，王海濤就趕到了體育局。程局向他出示了悔過書並表達了對這封懺悔信的四點意見：
第一、這封信說明吉祥、藍天對裁判“黑哨”問題的揭露和台州體育局的表態，絕不是空穴來風，其嚴重程度不可低估，而中國足協過去對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估計不足，總是對裁判的問題採取遮遮掩掩的辦法，客觀上對裁判的問題進行袒護，正是中國足協這種放縱的態度，使“黑哨”有恃無恐，官員助紂爲虐，對足球環境的惡劣狀況，中國足協起碼要負管理和領導責任。
第二、中國足協至今主張內部解決問題，不讓媒體介入，但這封來信恰恰證明，媒體爲足球反腐敗營造了強大的輿論攻勢。輿論的聲勢，對足壇“黑哨”產生了巨大的震懾作用，管理部門應與媒體很好地合作，充分依靠媒體，才能打好足球反腐敗這場政治戰。
第三、中國足協一直強調要和國際足聯接軌，按行規來處理足球的問題，不要司法介入，這是法盲的表現，中國共產黨尚且聲明自己的一切活動都必須在法律範圍內進行，足球的活動豈能成爲法律的特區和盲區？只有司法介入，足球反腐纔可能走向徹底。
第四、爲了徹底揭開足壇腐敗的黑幕，應該對敢於主動公開承認自己有行賄和受賄行爲的當事人給予保護，處理上應儘可能從輕，這樣，纔可能有更多的人出來說話。
採訪結束後，新華社台州分社記者王海濤隨即寫了新華社內參。
然而事情並沒有想象中那麼簡單。程局認爲，儘管有了一封裁判的匿名懺悔信以及退回的4萬元，但中國足協和輿論都有一個共同觀點，認爲電腦打印的匿名信根本不能當做原始證據，治理黑裁，藍天集團和吉祥集團必須儘快拿出一份證據。
任薄清當時表示手裡還掌握着另外的證據，但時機不到不便公開。與此同時，吉祥集團董事長陳福生也表示在時機成熟之前，不便透露過多的證據。於是，那幾天裡，大家一直把工作重點放在任、陳二人身上，希望他倆能成爲推動“黑哨”事件進展的突破口。
這期間，我被安排和許諾一起去北京，許諾的任務是聯繫新華社總部的高級記者穆亮，穆亮最近和方海濤兩人合寫新華社內參，需要我們的配合；我的任務是繼續做齊盛軍的工作，並試探他是不是就是寫匿名信的那個“黑裁”。
因爲工作的原因，今年的聖誕節沒能和許願一起過。我知道丫頭其實已經悄悄地爲這一天準備了很久，但當我告訴她我必須和許諾去北京的消息時，她只是微微笑了笑，並沒有怪我。
到了北京，我和許諾馬不停蹄地找到穆亮的家，他說談話寫內參這種事兒，在家裡比在單位上輕鬆得多。我本來要去找齊盛軍的，但好客的老穆說什麼也要留我一起在家吃晚飯。
我們剛坐到他的書房裡，突然他的手機響了，他走到陽臺和電話那邊的人說了幾句，回來的時候神色匆匆地說：“走！”
許諾問去哪，老穆說，去見一個叫齊盛軍的裁判。
當時我並沒有告訴他這次來北京的目的，所以聽到“齊盛軍”這個名字，我很意外，小心地問道：“你們認識？”
老穆說，剛認識，通過一個朋友。
大家約好在人民大學門前見面，老穆開着他那輛捷達載着我和許諾趕了過去。
到了大人門前，老穆剛停下車，後面就有人摁汽車喇叭。我看到一個陌生人從車裡走出來，另外還有穿着黑皮衣的齊盛軍。看到我和許諾也在，齊盛軍顯得有些意外，我們上前去打招呼。
那個被他們稱爲“阿二”的陌生男人，也許就是爲老穆和齊盛軍牽線搭橋的那個人。
我們跟着阿二去了一個地下歌廳，找了一個小包間，房子很小，沒有電視和音響，是專門聊天的地方。
“哥們兒，你最近夠火，聽說整什麼內參呢。別出這風頭，我勸你。你看我就從來不攙乎足球。”剛坐下，阿二就對老穆說。
老穆喝了口啤酒說：“咱今晚不聊足球，聊點別的行不行?”
大家開始海闊天空的亂侃，我也趁機和齊盛軍聊了幾句。他小聲問我有沒有把他的事對別人說，我說沒有，不過任薄清把你供出來了，大家也就對你有了懷疑。
後來阿二開始插話，他特別能噴。我發現他和裁判們都很熟，認識十幾年了。
“老穆，我就爲裁判鳴不平。你知道他們早先多辛苦嗎?就拿老齊說吧。當年騎輛破自行車，滿城趕場。這邊東單剛結束，那邊北大又踢上了，大冬天凍得哈哈的，誰把他們當人看來着。他都吹了小20年了，當時吹的那幫人早淘汰光了，培養出一個裁判多不容易呀，誰不把自己的飯碗當回事。裝丫挺的，現在都說裁判黑，我怎麼就沒看見一個裁判敢亂來的。滿場幾萬雙眼睛盯着呢，不吹錯還饒不了你呢，你說是不是?”
老穆答應着說，我不怎麼看國內的聯賽，我不喜歡足球。
這時候齊盛軍開口了：
“現在我們裁判也不能說話，足協也不讓我們說。穆哥，你說我們都上有老，下有小，熬了十幾年才弄個國際裁判，誰真敢像外面人傳的那麼黑心?就說我吧，老婆生孩子我都回不去，一年到頭在外面。有一次，我媽病了，我老婆又擡不動，只好幾個朋友幫着送進知院。我在外面聽着電話，眼淚嘩嘩的掉。人心都是肉長的，我真的沒做什麼對不起良心的事。”他說着說着激動起來。
“我希望司法儘快介入，好讓我有個能說清問題的地方。我就擔心弄個不清不白。足協今年讓我停哨，又不說我是黑哨，找個其他藉口，結果更噁心，人家肯定亂猜，你讓我怎麼面對大家呀，讓我們全家都幫我背黑鍋。我不怕調查，我就怕閃着我，弄我個不清不白。”齊盛軍激動地說着，感覺他真得很“無辜”。
“穆哥，你也別瞞我了。我知道我的名字上了內參了。你也別問我從哪知道的。這倒好，我這下真出名了。我現在什麼也不說，到該說的地方我就對該聽的人說。”
老穆問：“聽傳言你就是那個寫懺悔信和退錢的裁判，是真的嗎?”
這個問題其實也是我想知道的，於是看向齊盛軍。
“誰告訴你的?嘴長在別人身上，怎麼說我管不了，可是我相信我也有說話的地方，讓最後的事實證明吧。”齊盛軍沒有說是，也沒有說不是。
看到他着急的樣，阿二說。“老穆，說實話，他我是瞭解的，都十幾年了，他是什麼樣的人品我最清楚。我覺得現在把一切矛頭都對着裁判不太對。足壇上的腐敗多了，光讓幾個裁判扛，公平嗎?你說哪沒有不正之風?就說咱記者新聞發佈會拿紅包，收下200塊錢你把別人都擡了，你丫還能在這圈裡混嗎?我說這整個足球都有病，連球迷和媒體在內。怎麼女足和田徑沒事呀，你們丫玩命炒，非上趕的迷，怨誰呀!”
老穆趕緊轉換話題：“好，不說這個了。我希望能給裁判一個說話的機會，內參裡光是俱樂部的一面之詞也不對，最好是瞭解一下裁判怎樣說。但我和足協提過幾次，在他們和裁判談話時讓我旁聽一下，可是他們沒有迴音。”
齊盛軍頗有感觸地說：“我們真的不敢私下接觸記者，讓足協知道吃不了兜着走。其實我們就是足協使喚的一羣狗，我們怕足協怕得要命。”
老穆沉思了一下說：“我還是要和楊思德談談，希望他能讓我們把來自裁判的情況以內參形式反映反映，這樣好讓上邊對真實情況有個準確的把握。”
齊盛軍十分贊同：“要是那樣就好了，肯定裁判有不少話要說。只是現在這種一邊倒的聲討下，誰敢公開講話呀。”
……
後面的談話大家除了聊天，很少再談及足球。從歌廳出來後，我們和齊盛軍、阿二告別。
回老穆家的路上，他說，我開始覺得可能有問題的裁判不在少數，但是性質和品行不見得如外界傳說的那樣嚴重。我決定不能再隨便和追我的新聞記者說話了，有種感覺很強烈，裁判即便有問題，可能也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黑，真正壞良心的人畢竟沒有幾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