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好了，我知道你有一個愛國心，又很有責任心好了吧。”聽到唐歡說完之後，林美玉忽然撲哧一笑，然後她看了看遠方的那個劉秘書，“不過你說的在中國離不開政治是不錯，然後，站在勝利者背後也不錯，可是，要是照你這麼說的話，豈不是說總理那些人跟鄧公有矛盾，然後最後的勝利者一定是鄧公？”
“當然。”唐歡點點頭，“如果不是這樣，我幹嘛第一次找的不是趙總理跟胡書記，而是去找鄧公呢？”
“可你怎麼就這麼肯定鄧公會贏呢？”林美玉又問，“要知道，貌似胡書記跟總理那些人，跟鄧公的實力也不相上下吧？鄧公雖然掌握了軍隊……難道，你是說鄧公會發動軍事政變？”
“呵呵，你想哪兒去了。”唐歡笑着搖搖頭，“軍事政變？你想的也太兒戲了，實際上鄧公目前根本就不用發動軍事政變，事實上從始至終，這個國家的大權都一直在鄧公手中。不客氣地說，現在的胡書記跟趙總理，沒有鄧公，也不會有那麼多權利。”
“那又是爲什麼呢？”林美玉問，“鄧公爲什麼要給他們權利呢？”
“恐怕，這是因爲鄧公也對改革到底怎麼走心存疑慮吧。”唐歡說到這裡，就慢慢嘆了口氣。
的確，如果說1985年之前，胡趙都是堅定的鄧公一系的話，那麼1985年之後，事情就發生了變化，或者可以說，19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及中國政壇的一個分水嶺。
這是因爲，在1985年之後，由於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的領導層圍繞改革中的兩種不同觀點開始向兩極分化了。一種觀點是在領導下政治上相對開放的以市場爲主導地經濟；另一種是較少政治自由的、和政府繼續對經濟和社會進行絕對控制的、由市場政策進行調節的計劃經濟。
前者，或者說完全以市場爲主導的更加自由的經濟政策，強調的是經濟和政治改革地同時並舉；後者較保守的觀點則強調地是緩慢漸進的經濟改革，不願意進行大幅度地政治改革。而雙方辯論的焦點則是：引進價格體系改革的時間和性質問題，還有就是最關鍵的黨政分離問題。
改革開放的觀點最早似乎是由趙和胡提出地，然後他們的觀點得到了鄧公，並且鄧公也因此想法提拔了他們。用他們地熱情跟能力去推行改革開放，否則的話。以他們的背景來說，根本就沒有可能在那麼短時間內登上國家權利的頂峰。而趙跟胡，也是所謂開明改革派的領軍人物。
在八十年代中期到1986年底以前，他們這些更加開明的改革派似乎掌握着主動權，是他們討論並起草了引進價格改革的計劃。^泡^書^吧^
事情發展到這裡，一切似乎都還沒有什麼太突出的矛盾。但1986年4月，隨着他們的深化政治改革。特別是黨政分離的試點工作開始進行地時候，鄧公和胡耀邦之間地關係彷彿一下子就出現了裂痕。
當然，這只是雙方裂痕的一種表面化，其實在之前，就能夠看出雙方都已經有些不爽了。如果說之前鄧公是完全內開明一派地話，那麼到了這時候，鄧公則幾乎完全站到了保守派那邊。
實際上這種事情，在蘇聯也是一樣，蘇聯的改革也是一樣在進行，因爲對於蘇聯跟中國這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他們都清楚不改革就無法繼續走下去。所以其實中國跟蘇聯的改革幾乎是同步的。而在政治方向上，戈爾巴喬夫跟胡趙兩人的觀點。其實也相差不大，當然結局一樣，雙方都失敗了，而戈爾巴喬夫的失敗，似乎更加慘痛，賠上了整個蘇聯，中國則因爲鄧公的強勢出手，避免了國家的大規模動盪。
唐歡一直認爲，所謂的民主跟自由，都是要跟國家的具體情況來定，在整個中國大衆普遍都不清楚到底什麼事民主跟自由之前，或者說在他們還沒解決好溫飽之前，奢談西方的民主完全是自找麻煩，而後來的64事件，在唐歡看來，更像是一種發泄，一種以自由民主口號去宣泄對生活種種不滿的發泄，而不是一種有意識的民主改革。^^,泡,書,吧,首發^^
的確，自從87年之後，中國因爲完全以市場爲主導的改革，引起了劇烈的通貨膨脹，而中國老百姓一向有存錢的習慣，因此到了89年的時候，大多數老百姓忽然發現自己變得比以前更窮了，然後加上當時許多因爲企業改革而下崗的工人生活無着落，國家也取消了過去那種把一個人的生老病死全包的政策，還有看到身邊一批先富起來的人生活奢華而有着強烈心理不平衡的仇富心理等等等等，這些改革中積累起來的不滿，就以一些幼稚衝動的大學生爲主導，以某些嚮往西方民主的大學教授爲核心，加上外國勢力的資助，開始發起了一場規模宏大的，最終結果在推翻執政的，所謂黨政分離政策的示威暴動。
結果不言而喻，與91年蘇聯不同，因爲鄧公的強勢，因爲果斷的調動軍隊進京鎮壓，這個暴動最終被鎮壓下去，國家維持了統一跟穩定，而暴動過後，似乎所有的負面能量一次性發完，人們就再也不想去管什麼黨政分離的閒事，而是專注於提高自身生活素質的事情上來。
當然，中國89年事變的成功之處還在於，中國與蘇聯不同，中國這時期最廣大的羣衆基礎其實還是農民，而農民對所謂黨政分離其實並不反感，相反，他們很多人反而還對那種自由的經濟改革不怎麼喜歡，因此整個國家其實從整體上是十分穩定的，也就是京城等幾個少數大城市的大學生之類鬧騰，然後某些下崗工人跟着同情一下，加上各級政府嚴密監控。並沒有真的造成轟動效應。
在後來的網上，唐歡記得很多小白憤青對這個事情痛不欲生，說什麼毀掉了中國的民主改革，這在唐歡看來，根本就是個笑話，或者說，是那些小白們在站着說話不腰疼。
蘇聯地慘痛教訓不必說了。而中國在那個情況下一旦真的黨政分離，失去了權利。那麼人民面臨的情況只會更加惡劣，至於領土。什麼西藏新疆之類，恐怕也就真的不保了，那時候必然是一個國土四分五裂，然後人民生活急劇下降，整個社會劇烈動盪的黑暗年代。
要知道在89年的時候。西藏跟新疆是除了京城之外鬧騰的最厲害地地方，後來新時代胡書記的上臺。也是因爲在這次事件中表現出色，才入得鄧公地眼。
所以說，鄧公的偉大之處，中國真正地有識之士其實都明白，或許在某些激進分子嚴重，他阻礙了中國的所謂西方民主化進程，但就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以及國家穩定來說，他可以說居功至偉。別的不說，但就唐歡自己來看，他可不想跟蘇聯解體後那些蘇聯人那樣。過着不知道明天。物價一天三變，吃飯都吃不上的悲慘日子。
而現在地1986年。當鄧公跟胡趙分歧越來越嚴重的時候，似乎外國地勢力也跟着歡騰起來，中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也達到了一個小。
此時此刻，鄧公可沒有後來的時代週刊封面人物的那種風光，實際上國外媒體對他的評價大都是攻擊跟謾罵，就算是主流媒體，也大都用各種方式希望鄧公退休，把權力完全交給更加“開明化”的胡趙。
就在今年9月初，一家更自由的報紙刊登了一篇督促鄧公退休的文章，該文說基於兩點原因鄧應退休：一是有助於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二是有助於建立一個更加民主的制度，這篇文章和一些提倡政治改革的文章引導人們提出了更加廣泛地民主要求，使鄧公極爲關注。與此同時，國內可以說妖氣橫行，各種反對地言論甚囂塵上，甚至有人公然在大街上對毛太祖的畫像上畫上監獄地柵欄，以示對領導人的侮辱跟不屑。那時候的許多極端知識分子，似乎走上了一個怪圈，那就是似乎不蔑視謾罵一下，就不能體現自己的與衆不同，就不能體現自己的民主鬥士風格。他們似乎在幻想着，中國提前走向西方民主，然後民主了，一切的所謂生活地位也好，生活品質也罷，就都能得到一個很大的提高，然後世界也就大同了，西方世界不會敵視中國了，戰爭不會有了，國家也就跟着富強了。
這無疑相當可笑，而當時的許多知識分子，還真就是這樣想，並這樣做的，不得不讓唐歡在後來深深的懷疑，那些人是不是真的腦子進水了，或者是真的別有用心。
就在唐歡來北京對中關村進行投資計劃的時候，北京正是處在這樣一個思想動盪的局面中，而如果不出意外，那麼唐歡記得，好像在1986年底，具體哪個月他忘了，反正不是十一月就是十二月，這裡就將會爆發一場學生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口號是要求得到更大的民主，督促鄧公下臺，胡書記深化改革。
不過，就是這次學潮，給鄧公提供了一個要求胡書記提前在1987年1月下臺的藉口，也就是在那之後，胡書記走下了一把手的領導崗位，只保留了部分領導職務，但已經無法對主要大政方針做出指示了。不過胡雖然不是黨的十三大政治局常委了，但他仍然是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主任，一直到他198年4月去世。
胡離職之後，趙總理立即就被任命爲黨的代理總書記，萬某則成爲代總理，這是八十年代以來鄧公第三次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運動。
“好了，我們該回去了。”唐歡拍了拍屁股，從地上站起來，然後又拉起了林美玉。
“這麼早？”起來後的林美玉問。
“不早了。”唐歡看了看越來越陰沉的天空，“恐怕就要下雨了，而這場雨，貌似還不會小，肯定是暴雨，所以我們還是及早避一避吧。”
“嗯……”林美玉看了看天空，也跟着點了點頭。
“對了，你知道麼。”唐歡忽然道，“我以前啊，最喜歡下大雨，然後也最喜歡趴在窗戶邊，看着外面下大雨的景色，呵呵，在安全的地方靜靜觀察暴雨的景色，其實也是很不錯的事情，你覺得呢？”
“這個……”林美玉玩味的一笑，“你是在另有所指？”
“有麼？”唐歡跟着眨了眨眼。
“你說呢？”
“呵呵。”唐歡笑了笑，不承認，也不否認，而是拉起了林美玉的手，“走吧，暴雨就要來了，我們還是找個安全的地方靜靜看戲吧。風雨過後，有些東西就該明朗化了。”